历史世界，对于张炜来说，博大无垠，永远使心潮激动的世界。追忆历史，是他的一笔巨大的心灵财富，在张炜的早期小说创作中，这种历史的追忆是浅表的、断片的，《他的琴》这部短篇小说集，就是这种历史的断片式追忆。一追忆历史，生活中的故事便纷至沓来，那些善良聪慧的老汉，那个美丽而又温柔多情的姑娘，那次高粱地里的奇遇，那夜春雨淅沥，那条充满生命启示的快乐的芦青河那些场景，那些人物都在张炜的记忆中复活了。张炜早期的小说创作，以人性美的发现作为创作主调，很少艰难困顿和残忍冷酷的场面。那时，张炜的回忆中满溢着诗意、幸福和激动，当然，这种甜美的历史追忆是有限度的。张炜的早期创作，之所以沉醉在这种幸福回忆之中，与他的生命体验方式相关，多多少少与他的青春心理、认识水平以及当时的文艺政策有关。
在这段美妙幸福的历史追忆之后，张炜真正感到了“历史追忆本身的分量”。在历史追忆中，那些残酷的场景，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心灵，更为深刻地震撼着他的心灵；对于恶和残酷本身的回忆，张炜感到了历史的沉重。善良的、富有牺牲精神的人，却遭遇着生活的折磨和不幸。他们在异常艰难的生存环境中挣扎，维护着作为人的尊严，相反，那些邪恶的、残忍的、狡诈贪婪的人们，却在生活实际中处处得手，活得有滋有味。历史本身的价值被颠倒了，善良的、纯朴的、富于牺牲精神的人们，不得不承受历史的重负和心灵的摧残；邪恶的、残忍的、灭绝人性的，压迫他人的存在者，却充分享受着生活的自由和革命的荣光。追忆本身，使张炜产生了历史价值重估的渴望，因此，张炜开始选定特殊的价值尺度重新评判历史生活。如果说，以“秋天”命名的中篇小说对这种历史的重估还有些单调的话，那么，以长篇小说创作来进行的历史价值重估就具有了生命般的力量。《古船》、《九月寓言》、《柏慧》、《家族》等，对历史的追忆显示出重大的审美价值。
张炜的历史追忆方式，是依照下列原则来进行的。首先，张炜由当前历史向过去历史追忆。张炜的创作始终立足于当代，通常，当前的价值取向，是很难评判的，因为这其中有着根本性的价值转换。例如：现时，许多人衡量个人的存在价值，是以赚钱的数量作为尺度；相反，过去对个人的价值的评价，是根据他／她对政党和革命的态度来评定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准则，大多数人是以现时价值准则作为生存依据，因而，张炜自觉评价现实的和历史的生活价值准则。在《古船》中，洼狸镇粉丝大厂的经营与隋家的历史命运纠缠在一起，现时的历史演进与过去历史的追忆构成历史对比。张炜感到：在两种不同的价值准则之间，人们忽视的往往是人性的价值和人心的评判；在现时的历史演进中，张炜不断追忆过去那段历史。在这种对比性历史眼光中，隋迎之、隋抱朴的美丽生命价值准则，得到了真正的肯定；赵炳和赵多多的邪恶生命价值准则，也获得了深刻的评判。张炜把颠倒了的价值准则重新恢复过来，恢复了人心的信史，恢复了生命的本原价值准则。人心与人性，在历史的追忆中获得了真正的评判，可见，真正的历史价值准则总是被遮蔽着。真正的价值准则，往往不被人重视，虚假的价值准则却被人们大肆鼓吹；生命本身的价值被质疑，人心的历史与人性的现实被重新估价。在这种历史追忆中，张炜恢复了本原的人生价值准则，这种追忆发人深省。
其次，由家族史向社会史追忆。张炜的历史追忆，遵循的是个体化原则，所以，家族历史观念，在张炜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异常突出。且不说《古船》以家族为主线，单说《家族》就充分体现了张炜的历史意向，《古船》的家族观与《家族》中的家族观是很不一样的。总体而言，张炜通过家族史来透视社会史。《古船》中的家族观是以阶级论为依托，剥削阶级的家族与革命阶级的家族之间对抗的历史，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线索。《家族》的家族观，以革命论与进步论为依托，资产阶级子孙的革命精神与无产阶级子孙的革命精神的差异，是《家族》的叙事对比线索。在历史追忆过程中，张炜表现出正本清源的价值重估热情。张炜企图说明，家族之间斗争的历史显示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展示了两个不同阶级的子孙的心灵史，这种历史追忆本身，显示出十分悲怆的审美内涵。
第三，由美善场景向丑恶场景追忆。《九月寓言》，再现了真正的乡村农民在特殊时代的生存历史处境；《柏慧》，则真实地再现了知识者的生存处境。对于这种历史场景的追忆，张炜显然看到了美善与丑恶之间的尖锐对抗；心地善良的青年和女人，不断承受着邪恶的汉子和妇人的压迫。
人心和人性在艰难残忍中挣扎：大脚肥肩与庆余形成鲜明的对比，瓷眼与赵炳有异曲同工之妙。生活中活得快乐风光的人，却是卑鄙无耻、邪恶残忍之徒；生活中富于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的人，承受着生活的压迫。人心和人性在此获得重新估价，心灵在呼唤，人道在作证，张炜力图恢复人道、人心、人性，把颠倒的历史和颠覆了的价值观念重新恢复过来。张炜的历史追忆本身，显示出存在的悲怆；历史绝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轻松愉快和喜剧化，历史本身充满悲剧韵律，充满艰难苦涩感。在这种历史追忆中，张炜贴近了真正的底层民众，贴近了人心的信史，因此，他的长篇小说创作本身，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命价值。
在这种历史的追忆过程中，张炜担当着双重的角色：既是历史的亲历者，又是历史的倾听者，亲历加上倾听，使他的历史追忆本身具有了悲怆的力量。历史需要亲历，亲历使人有切入骨髓的体验；人真正能够再现和表现的历史，就是亲历的历史，关于历史的想象必须以这种历史的亲历作为依托。仅有亲历又是不够的，个人的历史亲历毕竟有限，因而需要倾听；在底层民众中倾听，倾听民间的真正心声，这样，才能对历史有更为本原更为直接更为深刻的把握。这几年，张炜从未真正离开过故土，他在故土亲历和倾听，重构底层民众的生命史，对底层民众的心声有了深刻的把握。历史需要重新评价，尤其需要亲历者来重新评价。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与这种创作意义上的历史，相差十万八千里：前者只有事件的梗概，数据和文献，没有原初的体验；后者虽没有数据和文献考证，但拥有那本真的个体的生命体验。原初的历史描述，属于真正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历史唯有在这种本原的把握中，才具有生命启示意义。这种本真的历史不易发现，原初的生命历史价值信仰，也不易表达，不仅需要切入骨髓的体验，还需要同情心和判断力。不仅需要艺术表现力，而且需要良知和人道指路，真正的文艺创造的价值，在这种历史的关怀中需要良知和人道指路。真正的文艺创造的价值，存在于这种历史的关怀中，这里，没有游戏，没有喜剧，只有真实，只有冷峻。
张炜对于历史的追忆，特别显示了细节的真实。《九月寓言》，在这种细节的真实刻画上，具有特别的表现力和想象力。当你读到大脚肥肩摧残小兰子的细节时，当你读到庆余的苟活无言和疯痴清醒的细节时，你会感到不寒而栗。我不知道，张炜如何获得了这种惊人的表现力？我只能表示由衷的钦敬。如果仅有这种细节的描摹，那么，张炜的小说实在不忍读下去！为了调节这种心灵的重负，他以静夜的诗意来安慰人的心灵，我把这种诗意，称之为“残酷的诗意”。张炜对待历史冷静又平静、焦灼而宽和，善于把触目惊心的生存痛楚和秋夜绵绵的深情有机地调和在一起，凸显了存在的苦涩感和时空的无限感。生命历史的追忆是如此沉重，又是如此无限；人的承受力是如此顽强，又是如此脆弱；历史是如此宽容，又是如此悲怆。张炜深刻地传达了生命中说不完、说不出的悲怆，在这种历史的刻画中，表现了无限的心智，唤醒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充实人们对原初的历史的本真体验，纠正人们对历史本身的价值判断。张炜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给予人们以历史启示。张炜的心智是隐秘的，又是袒露的，这种历史的描述，仿佛是纯客观的，其实，又充满了强烈的主体性体验。这种历史还原的创作意向本身，包容着张炜的主体性原则和价值尺度，显示着作家应有的洞察力和真正的良知。
6．3．2向善而在与生活评判的主体性价值尺度
不论是理性反思还是审美创造，主体性价值尺度是异常必要的。有人说，要消解主体性，就人与自然的对立而言，消解主体性是必要的，因为一旦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自然之上，必定遭到自然的报复，但是，从创造和反思活动来看，保卫主体性又是非常必要的。人作为独立的存在个体，有其自由意志，有其自由思考的权利。思想必须显示出自律性，即“自作主宰”。有了这种自主性和主体性，人就有对历史和人生，对思想和艺术，对生活和文化的主体性价值尺度；这种主体性价值尺度，尤其是审美创造的依据，作家要想超越时尚，独立思考而不盲从，就必须建构主体性价值尺度。在还原历史、重现人心的信史时，张炜就具有这样主体性价值尺度。作家的主体性价值尺度不同，对生活的评价就不一样，这种主体性价值尺度，受制于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生命意识和生命观念。它难免带有某种倾向性。如何评价这种主体性价值尺度呢？这要看作家是否站在人民性立场上，是否真正体现真正的历史意志和自由意志！张炜的主体性价值尺度，超越了一般的历史观念，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张炜很少受到时尚性历史观念的影响，他以切身的生命体验真正洞悉和把握了历史；这种主体性评价尺度，在张炜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有着多方面和多层次的体现。
首先，张炜的主体性价值尺度，通过还原本真的生存历史图像而显示。时尚性历史观念和文化意识，往往被虚假的价值准则支配着；这种价值准则，往往表现了局部的外在的现象或事实，忽视了人的心灵历史。例如，在那特殊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浮夸和弄虚作假是生活事实。一些作家在表现这种生活时，只看到了工人和农民战天斗地的英雄热情和乐观主义精神，却没有看到这种盲动对人性人心的摧残。浮表地去描述历史，必然与本真的历史相隔离，人无法站在普遍性高度去洞察人性人心。由于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主体性价值尺度，因此，你说美好的地方，别人看到的恰恰是丑恶；你说丑恶的地方，他者看到的恰恰是美。人在时尚性价值原则的支配下，主体性价值尺度通常形成深刻的变异；历史本身，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念领域加以判断的。睁开双眼去看，走向底层去体验，站在被侮辱被损害者的立场去倾听，自我的主体性价值尺度，就会弃绝浮华虚构而走向真实，因此，愈是接近人民性立场的价值准则，愈具有生命意义。张炜从主体价值准则出发，描绘的是本真的历史图像，这在《九月寓言》中，最为触目惊心。
在张炜所描绘的这幅本真的生活图像中，饥饿的焦虑和性欲的焦虑，显示出非人的生活历史真实。在饥饿面前，人失去了任何尊严，也变得格外无廉耻；在饥饿面前，失去了任何禁忌，可以出卖一切，这是乡村真实；同样，对于乡村光棍汉而言，长时期地经受性的压抑，因而，在性面前，也无尊严和廉耻可言。金祥顾不得廉耻，被侮辱的庆余也顾不上廉耻。为了表现这种本真的底层的真实，张炜的叙述语言格外独特：《古船》中掺杂的那种新闻体语言不见了，《柏慧》中那种倾诉性语言也没有了，《家族》中那种历史讲述式语言也没有了。在《九月寓言》中，张炜选择的是描述性语言：每一句子，都像木刻画的线条；每一段落，就像一幅木刻画构图。语言对话是感觉化的，人物描写是行动化的，独白和行动本身构成《九月寓言》的叙事动力。你可以抽出《九月寓言》中某些段落进行检测，就会发现，那全是动态化的描写，没有静态的抒情。原初的历史生活真实，容不得诗人抒情，在描绘人物对话时，对话的内容穿插在描述中。在对话的前后，张炜很少用单纯的评判性叙述语句，而是力图让历史本身说话。你与这段历史无关，那没关系；你缺乏这种原初历史体验，那也没关系！张炜的本真历史描述，足以让你真切地去体验熟悉而又陌生的历史；客观而不带任何个人倾向性的描述，恰好深刻地体现了张炜对待历史的主体性价值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