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四民皆本”。在叶适看来，士农工商并非社会等级的划分，而是社会分工，正是这种分工使经济繁荣。“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他主张国家退出对工商业的直接控制，废除对商人的限制和歧视政策。工商业者通过雇用关系解决贫民的生计问题，又向国家缴纳赋税以维持国家运转，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国家应该鼓励工商业活动。“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以达到“商贾往来，道路无禁”。同时，还要提高工商业者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使工商业者的子孙和其他人一样可以入仕为官。“其要欲使四民世为之，其理固当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于烝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再次，理财富民。叶适认为，理财乃国家大事，善于理财是成为圣君贤臣的重要条件。理财的标准是“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这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指国家的理财不同于聚敛，它既要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要考虑到社会总财富的增殖，保证人们的衣食无忧。另一方面要允许民众自已理财，国家要退出垄断领域，不要与民争利。他反对国家征税过重，“夺商贾之赢”；要求废除苛捐杂税，使“小民蒙自活之利”。在叶适看来，只有富民，才能富国，富民为治国之根本。从国家整体利益这一大“义”出发，叶适为工商业活动提供了一种政治合法性的论证。
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重商思想在温州区域文化中得到延续。如在晚清变革中，温州的思想家将发展工商业置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陈虬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振兴洋务，提出“齐商力、捷商径、固商人、明商法”的主张；宋恕主张农工商并举，提出“减税振商，集股振工，薄赋振农”。这些观点与永嘉学派相似之处颇多，在某种意义上，是永嘉学派思想在新时代的翻版。
重商精神通过与民间工商业活动的互动，构成了温州区域文化特有的精神内核。有学者在研究温州人地关系、工商业和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后指出：“重商主义作为温州历史区域文化的精神脊梁，其生长于传统儒学与宗族、礼制及贫乏资源下的生存冲动的夹缝中，通过与民间文化的相互渗透，有效地作用于农业文明社会中的温州人，并在精神层面上构成了温州区域文化不同于其他区域文化的一个侧面。”也有学者在追溯温州模式的根源时指出：“如果说远在六七百年前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功利思想奠定了温州人重实际、讲实利、求实效的思想文化基础，那六七百年后出现的温州模式及人们的各种商品经济行为就成为这种思想文化的历史必然映像。”
温州的传统构成了温州商会生成的历史文化基因。温州的工商业传统和重商精神培育了民营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经济模式，这使民间的自主治理超越了传统的以村落为单位的治理模式。在经济社会转型中，新的经济模式与新的自主治理方式结合起来。温州经济的特点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以家庭作坊、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为基本形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恶性竞争使温州产品声名狼藉，民营经济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民间发挥自主治理功能，但传统的自主治理模式不再适应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解决市场失灵的过程中，温州商会应运而生并有效地发挥治理职能。
这意味着温州商会是民营经济模式和社会自主治理的一种结合，这种自主治理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宗族和宗教的自主治理模式，又不同于高度现代性城市的自主治理。一方面，它超越了传统村落组织，具有现代性；另一方面，它基于社区化的产业集群，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仍然起着约束作用。在温州商会兴起的过程中，无论是经济模式还是治理方式，都是民间力量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它是真正的民间商会。
必须指出，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今天的温州商会与100年前上海、苏州等地商会都是同一片果林中不同年份的果子。晚清至民国期间，温州商会无法与上海、苏州等地的商会相比，原因在于果树的土壤不同，温州没有上海和苏州那样雄厚的经济基础；1978年后，温州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土壤成分的改变使温州商会独领风骚。
产生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在上海和苏州这些大城市中，1949年后全能主义国家的政治控制无所不在，社会主义改造使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国家的大量投资基本上解决了就业问题，同时也降低了人们的市场敏感度和自主经营的动力。30年的意识形态教化，清洗了人们的商业意识和逐利观念。共青团、妇联和工会等群众团体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但这些社会团体并非真正的民间组织，而是一种准国家机构。与温州相比，在上海和苏州等大城市中，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社会自主治理能力不断弱化，在其中不可能培育出真正的民间商会。相关研究表明，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苏南地区（如无锡）商会的民间化趋势日益明显。但温州商会起步更早，民间色彩更具有原生性。从地方角度来看，温州商会领先发展是地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产物；从全国角度来看，这与1949年之后经济格局的变迁有关。
三、温州商会兴起的民营经济基础
民间商会的兴起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政府履行经济管理职能的方式日益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调控。为了保证宏观调控的顺利进行，由企业自发组成并能够沟通政府与企业关系的中间组织（如行业协会）必不可少。吴敬琏指出：“在市场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应当有多种多样的非政府组织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愿望，解决他们各自特有的问题。商会就是企业和企业家的自治团体。”对发达国家的商会的研究也表明，源自于松散契约的弱关系网络比源自于政府政策推进的商业关系的强关系更重要，在集体信任网络的弱关系的发展上，需要商会予以推动。这意味着在中小企业集中的产业集群治理上，发展行业协会是非常必要的。
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化程度、区域产业集群与商会的发展之间有着必然关系。有学者认为，经济自由化使私营经济部门日趋壮大，这需要商会来规范市场竞争和沟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自由化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商会的发展水平。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国家失灵和市场失灵现象，这需要商会发挥治理功能。尤其当产业集群面临产业升级和来自于自由化与全球化的压力时，行业协会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遭遇的一些问题，私营经济成长、市场失灵和国家失灵、产业集群治理等都需要中国发展出具有独立经济管理功能的商会。
温州商会的发展之所以领先全国，最根本的经济因素是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在全国的扩展。与上海、杭州等地相比，温州的民营经济所占比重非常大；与苏州、东莞等地相比，温州的企业是本土自主成长的企业；与绝大多数地区相比，温州人分散全国各地并形成一个覆盖全国的商业网络。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兴起了温州本土的行业协会和异地的温州商会。
（一）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据统计，1978年至2007年间，全市生产总值由13.2亿元上升到2157亿元，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由9.68亿元上升到1240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由4.1亿元上升到1169亿元，分别增长了163倍、128倍和285倍。从经济结构来看，温州民营经济所占比重较大，2007年民营经济占全市国民经济比重达到80.7%。究其原因，一是温州地处台海前线，建国后的国家投资较少，改革开放后的国家投资也不多，国有经济总量一直不大；二是温州的个体经济发展迅速，而集体经济没有像苏南那样得到发展。尽管除国有和集体经济外还有股份合作、股份制、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和三资企业经济等类别，在温州，公有经济之外的经济形态实际上大都是民营经济。从表2‐2可以看出，在温州的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所占比重在递减，由1980年的86.6%下降到2007年的4.6%，与之相对应的是民营经济所占比重迅速上升。
伴随着温州经济的发展，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绝大部分。在全市生产总值中，1978年三大产业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4.2%、35.8%和22%，而2007年三大产业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3%、54.2%和42.5%。在民营经济发展中，1992年是转折点。1992-1996年间，年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分别是46.5%、89.9%、53.6%、36.4%和36.9%。1991年温州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00亿，1996年则突破了1000亿。也在这个时期，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所占比重迅速下降。由表2‐2可见，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67.3%下降到1995年的32.3%，到2000年又下降到7.9%。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一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结束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一些戴红帽子的企业纷纷摘掉帽子，从而使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规模迅速缩水；二是政策环境变化使民营经济发展合法化，从而直接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由图2‐2可见，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非国有单位的投资迅速上升。自1978至2007年，温州市固定资产总投资由3762万元上升到737亿元，增长1959倍，其中非国有单位投资由163万元上升到437亿元，增长26809倍，非国有单位投资所占比重由4.3%上升到59.3%。改革开放最初5年和最近5年相比，社会总投资由11.8亿上升到2531.3亿元，非国有单位投资由1.37亿上升到1689亿元，分别增加了214倍和1233倍，其中非国有单位投资所占比重由11.6%上升到67.7%。由于集体经济所占比重迅速下降，其固定投资资产的比重相应下降，民营经济在非国有经济投资中占了绝大部分。可图2‐1 温州市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增长曲线数据来源：《温州统计年鉴》（1978-2007年）以看到，随着温州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在比重上都超过了国有单位，而且这一差距还在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