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这些学科，人才能向自由和谐方向发展，变成一个完美的人。法国人文主义学者拉伯雷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声称，一个人如果不会希腊文而说自己博学，这是一种耻辱。他又明确主张，“文字语言方面，希腊文要学习柏拉图，拉丁文要学西塞罗”。其次，具有古代文化的关怀以及献身学问的态度。人文主义学者认为，希腊、罗马文化不仅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不竭的源泉和永恒动力，而且构成了人文主义教育的重要基础。作为一个精神自由与和谐发展的公民，具有希腊、罗马时代的思想和文化关怀，是人获得思想自由的必要因素。此外，还有人文主义特有的治学方法，以及研究态度也被认为是人文主义传统的重要构成。最后，文雅的生活方式及习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认为，通过学识获得文雅的生活方式和手段是关系到人如何正确地生活，当然，也是自由公民形象的重要构成。伊拉斯莫斯就设想，在希腊、罗马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语言材料，从而建立一种欧洲的共同文化和知识，“它既使青年人能为生活的义务做好准备”，又为那些习惯于用准确语言表达思想的人进行交往提供帮助，从而完成塑造一个真正的自由公民使命。
德国列日学校一个八年级的课程表典型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人文主义课程的安排：一年级学语法入门；二年级学简明文选；三年级学散文作家的简明作品和拉丁散文；四年级学历史学家的着作和初级希腊文；五年级学高级希腊文、逻辑学、修辞学以及散文原着；六年级学希腊文学、作文和较高级的逻辑学和修辞学；七年级学习欧几里得的着作、罗马法、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着作；最后，八年级学神学和辩论。
掌握以拉丁语、希腊语为中心的精致的古典语言表达方式。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之所以重视希腊语、拉丁语古典语言学习，是因为：首先，掌握精致的古典语言表达方式是一个人优雅的风度和智慧生活的表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认为，本族语粗俗，缺乏思想，无法进行文化的训练。要培养一个人的风度及优雅的生活方式，只能借助于希腊、罗马两种语言。文艺复兴运动代表性人物弗吉里奥在《论绅士风度与自由学科》一文中指出，语言教育是培养绅士风度的重要内容与方式，c2学其中包含有humanitas的含义。不仅弗吉里奥，当时人文主义学者普遍认为，掌握古典语言不仅是身份的象征，而且是促进良好的社会交往，跻身上流社会的重要“通行证”。因此，在拉丁语学校，进行修辞分析、语言选用、隐喻和词汇以及一些有说服力的雄辩表达方式训练被视为人文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次，古典语言是培养和发展个体心智能力的重要基础。在西方的语言文字中，希腊语、拉丁语两种语言句法复杂、曲折变化较大，掌握这两种语言需要复杂的逻辑思维能力，因而被人文主义看作是塑造心智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为两种语言的文法及逻辑本身反映了人类心智活动一些重要规则。对拉丁文词汇含义、语法结构连接思想概念的方式，以及对一个主次强调不同的拉丁文句子整句的意思的确切领会，“构成了我认为是拉丁文学习的价值基础”。它的价值在于“精确明确，以及独立分析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十分注重文法的训练，从公元前5世纪普罗塔戈勒斯编写《论正确语言》，到罗马时代罗马文法，文法训练一直是语文训练的重点，也是进行准确地使用希腊语和拉丁文，正确地传播各种思想的前提和基础。人文主义学者梅兰克顿就指出，只有牢固掌握拉丁语法，才能使学生学会会话，分析语句和以拉丁语写作。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学者必须精通它。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小格里诺认为，掌握古典语言能力是一个人受过教育的标志之一。它首先表现为撰写拉丁语韵文能力，当然，它还表现为通晓希腊语言和文学本领。
语言学科是一门讲究形式的学科，因此，掌握语言能力既要学习并掌握一系列拉丁语、希腊语词汇和习语，更重要的是掌握两种语言的文法。文法的训练内容相当地丰富，它包括不同词类用法的规则、研究连贯的散文，特别是有关历史的记叙文。为了切实掌握精致的古典语言表达能力，他还主张通过学习诗的格律并分析其规则之实现。小格里诺建议：“每天阅读诗人的作品，然后，学习写拉丁诗。”再次，古典语言的训练，可以让学生掌握精深的学问、系统的正确的知识和为公共生活而参加竞争的准备。
通过两种语言的学习与掌握，个体可以直接接触古代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通过它们进而可以理解伟大的着作，明白伟大的思想，使学生成为具有文学、文化修养的人。人文主义在提倡学习古典语言时，对古典作品所蕴含的内容及价值也极为重视，如前所述，人文主义概念本身就包括众多不同的学科内容，因此，他们在提倡学习古典语言时，十分强调研读和吸取其中的题材内容及精神价值。后来学者指出，人文学科的学习，“内容不仅仅是关于研读拉丁文和希腊文原作的语言和文字技巧，它也包括这些原作的题材——维吉尔的诗（后来是荷马的诗），李维和塔西陀的历史（后来是修昔底德的历史），西塞罗的禁欲主义和道德哲学的讨论（后来是柏拉图的对话）”。的确反映了人文主义学者在探索和建构西方古典文化时的努力与良苦用心。
以希腊、罗马文学为中心的古典文学的陶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认为，古典文学的训练和古典语言的教育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两者密不可分。在西方文学史上，古希腊、罗马文学是欧洲文学史上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因此，在人文主义教育中，进行古典文学的训练具有多方面的价值。首先，希腊、罗马文学是塑造、造就国家公民的重要基础。在接触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培养人类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方面，它具有其他学科及领域无法比拟的优势。西方文明之所以有别于其他文明，就在于它具有希腊、罗马那样的文学源头，因此，西方优秀古典文学的训练是传递西方文化知识及文明价值观念，培育文化教养的重要工具。怀特海说：“拉丁文学的作用是表现罗马。当你的想象力可以为英国和法国增加罗马的背景时，你便具有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他所说的文化基础，就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包括这种文明塑造下的特定的行动方式，历史人物所体现的伟大崇高。其次，古典文学训练具有认识历史、洞察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文学作品不仅是一种丰富经验的来源，而且是认识社会，培养学生观察生活、分析矛盾、剖析人生的重要手段。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弗吉里奥就指出，文学在表现人类的思想及文学风格方面具有不朽价值。“文学不只是展现事实，而且还有思想和它的表达方式。只要思想有价值，而且表达得又出色——生活能够比用文学使过去、现在，甚至将来成为我们的那种力量，提供更大的魅力吗？”透过希腊、罗马文学，作为欧洲文明的一分子，学生可以深入认识和评价希腊、罗马时代历史生活和精神状况的各个层面，培养超越时代的历史意识和人文精神。希腊、罗马文学曾经拥有一大批文学巨匠，他们成功地将那个时代人的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搬上舞台。
那些不朽的经典作品不仅完美地表述了人类生活的共同要素，而且，其中饱含着对各种不同的人类生存状态的表达以及人物对环境的反应。因此，教授古典文学并不指望这些古典作家成为学生的终身伴侣，而在于使他们获得对人类历史中生存状态的关注。此外，包括古典文学在内，西方经典还是文艺复兴时期众多分支学科的重要源头。它是普通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理解当今世界的重要基础。当代美国教育家赫钦斯指出：“你会发现西方的名着涵盖了知识的所有领域。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理解法学的基础，在教育方面对于了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同样重要。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探讨的是自然的变化和运动，它是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基础；对于所有面对自然的变化和运动的人，也就是每一个人而言也是同样重要的。”
不言而喻，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和希腊、罗马时代追求自由与和谐教育不同，希腊、罗马教育理想在于培养自由和谐发展的人，具体地说，是演说家、政治家，强调公民参与和服务国家的美德与责任，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人和尽职的公民的体现；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与其说是以培养和造就自由发展的人为目标，不如说是追寻古代希腊罗马时代的文明生活及优雅方式。因为过于强调所谓文明的生活与方式，强调“回到过去”而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结果导致人文主义教育缺乏现实内容，而变成生活的一种装饰。它表明，当时的人文主义教育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诸多问题。
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文主义教育，因为“把语言的形式研究当作目的”，一味地强调崇古，过于注重语言的形式，比如语言、文体、句式、词汇等，尤其是强调繁琐的文法训练，使欧洲的人文主义教育，确切地说，语文教育陷入了困境。由于强调保持所谓内容的纯洁性，而使自身陷入了没有生活乐趣及实际内容的僵死的形式主义，结果又导致思想僵化。当时学者普遍认为，学习语言，希腊文要学习柏拉图，拉丁文则要模仿西塞罗；一些激进的人文主义学者甚至声称，反对使用西塞罗作品中没有出现过的词汇和习语，主张在学术上只考虑文体。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之下，当时人文主义教育留下了大量的没有创见的、不忍卒读的“得奖作文”。
第三节 民族解放与普及教育：现代语文教育的兴起文艺复兴进入第二个阶段之后，由于宗教改革、哲学转向，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人文主义教育发生了转向，实用价值彰显，人文主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人文主义的时代；与此同时，促进了现代语文教育的兴起。
宗教改革及民族解放运动推动了现代语文学科的诞生。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文艺复兴后期的重要改革内容，以马丁．路德为首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不仅揭开了一场反对中世纪的封建腐朽生活，在精神上彻底摆脱罗马教廷统治的一个新的时代，而且，在探求基督教教会生活和教义、社会理想的同时，重建了教育。1522年，路德亲手把《圣经》译为德文版，让普通群众直接接受上帝的福音，为新教信仰的确立扫除了障碍。同时，路德把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作为重建教育的重要目标。他在《送孩子上学义务之训谕》等着名文献中，论述了普及教育的思想，希望由此带给人民福音。而他所设计的全民教育课程则包含语言、历史、数学、音乐、体育等学科。在学习这些课程中，路德不仅把本族语教学当作一个基本途径，而且，认为本族语学习可以在生活中的各种场所进行。他说，如果不规定使用本族语进行教学，便是明显而不可思议的忽视。路德说，本族语“在家中，在市场和教堂的日常语言中”最易学习。英国在“英国是英国人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开始把英语作为教学的工具。
1536年，英王亨利八世下令出版《圣经》英译本，规定教会讲经、布道等仪式活动都用英语。由此扩大了英语在文法学校中的职能和作用。到伊丽莎白时代，在欧洲文艺复兴高潮即将到来之际，英国民族意识高涨，面对文艺复兴中心意大利文化在欧洲的广泛影响，英国人发出了这样的口号：“我爱罗马，但更爱伦敦。我喜爱意大利，但更喜爱英国。我熟悉拉丁语，但崇拜英语。”虽然，在当时，英语还不能与拉丁语言同日而语，然而，作为生活及学校各学科的重要表达手段，英语的价值已经获得了社会广泛的认同。
实际上，当时“讲道、宗教会议、议会会议、各种委员会和其他社会福利事业”都在运用英语。亨利．皮卡姆在他的代表作《完美绅士》中，以不无自豪的笔调赞扬了英国文学之美。之后，英国另外一位人文主义学者在实际教学与指导中指出，学习英语是打好文科基础，及拉丁语学习的重要前提。他认为，与拉丁语相比，英语的严谨、简洁及精密丝毫也不差。他说：“我认为任何一种语言，在其含义和简洁方面都比不上英语那样能明确地表达思想。英语严谨而含蓄，丝毫不比希腊语差。在描述美好事物时也赶得上华丽的拉丁语。”另一人文主义学者则宣称，学习本族语至少有三条理由：“（1）因为我们中各式各样的人在说话和写作的时候，用得最多的语言是我们的本族语。（2）本族语的纯正和优美，应视为我们民族的一大荣耀。（3）因为学校培养的那些人中，几乎没有人继续学习，而大多数人已从事其他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