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与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性质相区别，主体性是人类独有的特性；人是主体，自然（包括社会）是客体。在主客体关系中，客体的意义在于它的属人和为人属性，一切非属人的或违反人性的存在，要么是与人没有关系的存在，要么是人要去加以否定的存在。从马克思的这一价值学说出发考察和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活动和建设，它要求我们将总结和概括的重心放在党的活动和建设是如何成就了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人的主体性的发育和实现。
一、主体方法论
（一）主体及主体性的基本含义
人是主体，首先是因为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在人身的自然结构中具有普适一切环境的潜在可能的机体结构和功能，尤其是高度发达和完善的感知思维器官和运动效应器官，为把握外部世界、适应和改变外部世界提供了可能，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欲望及其满足是主体性的第一规定性。如果说喜怒哀乐是人所呈现的主体性的形象神态，那么欲望的满足及其满足欲望的材料和手段的获取，则构成主体性的现实内容，其中所获取的物质的、经济的材料和手段最具基础性，因为生命存在本身是最大和最高的欲望所求，且人只有在首先满足自己生命存在和延续的要求之后才有可能从事其他活动，并且活出欢乐和精彩。从这个意义上讲，主体性的首要含义指的就是人获得物质生活资料及其获取能力的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人的主体性提高最为本质的确证。进而，凡是有助于物质生产和生活进步的，必是宏扬主体性的；反之亦然。进一步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贯彻运用。
人的主体性的第二个规定性，是人的社会开放性。人的主体性不仅表现为个体把握、适应和改变世界，还表现为人通过相互间的协作和分工活动超越个体的器官能力限制而无限地扩大自己生产物质资料的力量。在社会协作、分工和交换体系中，人将他人的短处变成自己的长处，将自己的短处转换为别人的长处；协作、分工和交往体系越是深入、广泛，人类的主体性程度亦就越高。这是人的社会开放性的第一个含义。人的社会开放性的第二个含义是指人与人相互交往的广泛程度和顺.程度。人是群居性动物，它在社会交往当中愉悦自己，并消除内心的孤独感。比如亲朋交往、社区活动、文化交流、网络平台；又如交往过程中社会等级壁垒的消除，等等。
人是能动的动物，亦是受动的动物。人在展开自己的社会性的过程中结成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这些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本身带有特定时代的技术局限性，在提升人们主体性的同时，亦对主体性作出特定的限制。
因为这些社会关系和组织一经成立便产生出维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力量，产生超越于个体的强制性力量，迫使个体按照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规则的要求和方式来展开自己的活动。社会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性的提升和限制，是人的社会开放性的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它是永恒的；但又趋向于无限接近于解决。其物质和社会的条件是技术水平的提高、劳动时间的缩短和社会平等、公平的无限进步。在这里，人类主体性的提升表现为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的不断改进，以提升和释放个体的能量，提升个体的愉悦水平、快乐程度。
人的主体性的第三个规定性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不断超越性。在本质上，人是实践的，实践活动既是人的主体性的确证过程，亦是主体性生成的源泉。
在人的实践活动力量中包括三大基本要素：主体的意识（包括思维、理性和情感）要素、社会文化要素和展开活动的技术要素。意识的自由自觉是人的主体性的本质所在，但人又无时无刻不在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束缚之中，不断突破意识的自我束缚和社会束缚，获取更大的自由是人自我的内在追求和实践活动的内在使命。文化在将人提升为人（“文以化人”）和开通人的社会开放性的同时，亦将人定格为特定文化的“定在”，定格为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文化的这种型塑人的主体性又限定人的主体性的双重特性，要求人的实践活动通过社会文化而不断地改造和发展社会文化；技术不论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技术还是相互间进行社会交往的技术，对提升和实现人的主体性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命题中可窥见一斑。技术系统的进步表现并推动着实践活动的进步进而确证和推动着人的主体性向前发展。
（二）主体方法论与党的活动和建设
所谓主体方法论，就是按主体的本质规定性，按提升和实现主体性的要求，观察、考察和评价客观对象的方法。主体或主体性尺度，既是理论研究的终极原则，亦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终极原则。将这一方法论原则引入关于总结政党的建设理论的研究中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既为总结30年来党的活动和建设的成败得失竖立起评价标准，亦为发现、分析和解决党的活动和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提供方法论基点和方法论路径。
首先，主体方法论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宗旨的实践路径。党为人民做事、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对党的宗旨的基本理解。这一理解并没有什么错误。但从主体方法论的视角来讲，则过于狭隘。主体方法论不仅要求党为人民做事，更为重要的是党要支持和动员人民自己做事。人是主体，主体是能动的、自为的、只有当每一个人都被动员起来成为主体时，而不仅仅是被动的受体时，党的宗旨实践才是彻底的，才是真正落实到了实处；党的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事业才具有真正可靠的社会物质基础。进而检验党的活动和建设的成效的首要标准就是看人民是否成为主体、在多大的程度上成为主体。依照这一标准检验或比较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30年，党的活动和建设的成效，答案不言自明。以此标准为基点，解释改革开放以来30年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何以成就斐然，答案同样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主体方法论为党的意识形态引领和思想解放提供了具体有效的实现路径。党的意识形态引领的内容是什么，思想解放的核心是什么，是抽象的教条、原则？显然不是。将抽象的教条、原则当作不容置疑的真理，强迫人民和党员、干部接受，让我们的党和人民吃足了苦头，殷鉴不远。党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引领，在本质上就是要引导人民成为主体，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和解放自己的主体，成为自己的“主人”和“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解放思想的核心从最终最本质的意义上讲，就是要不断地解除潜存于个体意识和社会文化中的阻碍人成为自由自觉生命体的意识形态束缚。同时，人是主体，而主体的本质规定性在于主体是独立的、自由的，主体间是平等的。依据主体方法论的要求，不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意识形态引领、思想教育的唯一正确的路径是理论解释、平等交流、自由讨论，而不是命令式的灌输，更不是政治运动。依据主体方法论原则观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思想教育工作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30年所取得进步，以及当前所有存在的问题，这一切不是都将变得非常之浅显和明白了吗。
再者，主体方法论要求党的一切领导活动以人民的利益和意愿为依据。
党的领导活动，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需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为依据，这是党的性质和主体方法论的题中之意。
坚持党的领导活动以人民群众利益和意愿为依据，其第一层含义指党的意志要以人民的意愿为基础。尊重人民群众意愿并不否定党对人民群众的引导作用。这里的关键在于：（1）党的意志如何体现对人民群众的引导作用。
人民群众的意愿并不是先天的，它是许多社会因素，包括社会舆论、文化教育、传统等相互共同作用的产物。党的引导作用首先或主要的是引导人民群众的意愿，即在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前对党的意志主张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说服教育人民群众，使他们产生与党的主张相一致的意愿，使党的主张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要求，两者合一。十分明显，党是用理论主张引导人民群众，而不是用强制力去“引导”人民群众。如此，我们既坚持了党对人民群众的引导作用，又坚持了人民群众意愿的首要性。（2）党的具体政策主张与人民群众的意愿谁是最根本的。党的性质、宗旨，党的历史经验都表明，后者是更为根本的。即便是党的主张是正确的，但是虽经宣传，仍未为人民群众接受时，我们只能服从于人民群众的意愿，而决不能进行“超越”。这是保证党不脱离人民群众的一大关键，是主体方法论的要求。
第二层含义是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群众意愿的差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利益诉求的差别，社会地位、职业、文化水平等的差别，广大人民群众对同一政策问题会产生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意愿。这就要求党：（1）在政策体系层次上以人们的共同意愿为依据，确定政策体系的基本结构。（2）在个别政策上以直接对象的意愿为主要依据。必须看到，在具体政策内容上不能简单地以所有群体的意愿作为取舍标准。如果否定直接对象群体的特殊意愿，势必出现社会中某一些群体的特殊意愿都无法满足、未得尊重的现象，这显然与我们的前提有悖。间接对象的群体在具体政策上的不同意愿，只能通过整个政策体系各部分政策间的平衡，去协调社会各类群体间的特殊意愿。（3）在政策对象涉及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利益比较时，当取优先考虑弱势群体的政策，这既是政策的人道主义要求，政策的公正原则要求，亦是政策需获得多数人拥护的策略要求。
总括起来讲，党的领导要切实做到以人民群众意愿为基础，就必须：（1）在党的政策问题的认定上以人民群众的呼声为标准。“群众的情绪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认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政策问题，从而保证党的活动的实际效用。（2）党的政策的评估要以人民群众的意见为基准。政策评估的逻辑主体只能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根据自身对政策与其利益予夺的感受，是我们评估政策的基本依据。（3）党的政策内容必须遵循人民群众的意愿。政策目标应与人民群众的需要相对应，既不能搞“吊胃口”式的高目标，亦不能低于人民群众的一般要求；在政策措施上，应反映人民群众的建议，吸取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政策步骤上，应根据人民群众愿提供的支持来确定。
最后，主体方法论要求人民和党员成为党的决策的主体。党要保证自己的决策符合人民的意愿，就必须有人民群众对政策方案的选择机制，必须让人民群众参与到决策中来。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后曾指出：“我们尽可能地吸收工人，让他们自己制定国家政策。”刘少奇同志1945年亦曾指出：“党的指导方针与决议是在民主基础上由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并且是由党员群众或者是党员的代表们所决定，然后又由领导机关协同党员群众坚持下去与执行的。”十分遗憾的是，随着革命的巨大胜利，党内骄傲的滋生，使我们在较长时期来忽视了人民群众参与决策的问题。这是极为深刻的教训。值得欣慰的是，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人民群众参与决策的大门已经打开，参与活动和方式也愈来愈多样化，虽然难说很尽如人意，但进步神速。
二、思想建设的主体维度
从主体方法论的视角审视浙江省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活动和建设，其首要的成功经验在思想解放、思想建设中始终坚持主体维度。
改革开放所遇到的最大思想意识形态阻力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遗毒。这一理论的要害在于将社会主义理论教条化、空想化。其主要表现是：（1）教条主义的神化崇拜和“两个凡是”；（2）搞“贫穷”的、“统制”的共产主义经济；（3）推行禁欲主义生活方式；（4）人与人之间无穷尽的政治斗争。这四大表现归纳起来就是悖离人性、悖离常识，扼杀人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
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浙江的巨大收获，是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群众在理论上达成一个基本共识：人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只能由社会实践来检验，而不能由某种理论或某个人的语录来检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源于实践，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绝不能将理论僵化和教条化，更不能将理论作为检验真理和实践的标准。而实践第一观点的确立，首要意义是为浙江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浙江省委于1979年1月召开省六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会议郑重宣布浙江全省的“揭批查”运动结束，各级党组织应当及时地、果断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党的指导思想向主体方法论、向常识回归的第一步，亦是对人性尤其是物质生活重要性的最初步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