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是浙江经济社会取得重大成就的30年，也是地方党的自身建设尤其党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30年。
以事业为中心，以干部为主体，持续体现党执政发展的要求，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变迁的要求，是浙江党的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特征。30年来，浙江历届省委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积极推进干部制度改革。正是浙江各级领导干部主体能动性的不断提升和发挥，敢闯敢试的精神，求真务实的风格，有力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而浙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又从对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一、组织路线的调整和干部主体性的解放
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浙江与全国一样，党的干部队伍受到极大冲击，大批党的干部受到不公平对待。有的被“打倒”，有的“靠边站”，即使在台上的，要么提心吊胆地工作，要么做着“逍遥派”，还有一部分则主动或被动地充当林彪、“四人帮”的打手、代理人、执行者。党的干部的主体尊严、主体能动性丧失殆尽。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百废待兴，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所面临的重大工作就是重新恢复政治秩序，恢复党的干部的尊严，重建党的干部在党的领导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权威。浙江地方党通过组织路线的调整、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整党等一系列组织措施，使浙江的广大党员干部走出了连绵不断政治运动的阴影。去除了枷锁和束缚之后，唤醒的是广大干部中蕴藏的智慧和能量。各级党员干部成为浙江改革开放事业的中坚力量，有力地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浙江的开创与发展。
（一）甄别干部，净化干部队伍
正邪不两立。恢复党的干部的尊严、主体地位和权威，首先要驱逐混进党的干部队伍中的坏分子和干部队伍中的变节者。这就需要对干部队伍进行审查、甄别。“文化大革命”结束伊始，干部队伍面临着一个复杂的局面。
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仍未平反，更未恢复工作，而各级政权中掌权的干部有不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走上前台的，其中不乏“四人帮”集团的人，这就使干部队伍的清查、审查工作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浙江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插足都很深。
这在客观上造成“文革”之后的组织清查工作任务艰巨、局面复杂。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浙江省的干部审查工作主要开展了清查江青集团在浙江的帮派体系、“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种人”和犯了严重错误的人的工作。经中央批准，首先把原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赖可可和几个有严重问题的人进行揭批、审查；同时召开十万人大会，把造反起家、成为“四人帮”搞乱浙江、策划指挥打砸抢的头面人物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依法逮捕。至1980年上半年，清查工作基本结束。全省共立案审查41668人，作定性处理的15991人。1982年初开始，浙江对“涉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人员”进行复议，仍作定性处理的8899人。其中犯有罪行，须依法处置的1424人；犯有严重错误和错误，须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5634人。对原属说错话做错事的25677人，均予撤销结论，退还了本人的检查材料。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虽然刚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下走出来，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很大程度上还保留那个时代的特点，但是当时的省委主要领导铁瑛、王芳、薛驹等对这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把握，既注意清查问题，又注意保护干部。铁瑛同志后来在回忆中特别强调了1977年陈云同志来杭州提出过对干部审查要“实事求是，讲究政策”，这对他有很深的触动，认识到了不能像过去那样用无限上纲上线的政治运动的方法解决问题，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在此思路的基础上，省委主要领导一再强调，在清查工作中，一方面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彻底清查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摧毁“四人帮”在浙江的帮派体系，坚决打击“四人帮”庇护下作恶多端的坏人，分清被“四人帮”搞乱的是非界限。另一方面反复强调各级党委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政策，要十分注意把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同参与派别阴谋活动严格区别开来，把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但尚属受人利用、犯政治错误的人，同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在骨干分子当中，又要把那些1976年10月中央打招呼会议后愿意悔改、揭发“四人帮”罪行与“四人帮”划清界限的人，同继续顽抗的死硬分子严格区别开来。明确提出，绝不能用“四人帮”迫害老干部的那种法西斯手段来审查有问题的人，再三强调执行党的政策。所以，浙江的清查工作既搞得比较彻底，又没有发生偏差。这与全国有些地方相比，更显得难能可贵。经过“揭、批、查”，一批跟随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被清除出领导班子；大批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被打倒或靠边的老干部被解放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既要审查干部、清理队伍，又要避免干部审查在政治运动的轨道上走得太远，从而尽快地把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当时浙江省委在干部清查问题上的基本立足点。不过，在长期过度政治化，动则上纲上线的惯性之下，这也肯定要面临不少困难和阻力。比如，1979年1月召开了浙江省委六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上，铁瑛代表省委宣布：浙江全省的揭批查的群众运动已经结束，各级党组织应及时地、果断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但人们的思想并不能很快统一。会后有人要求辩论，认为现在工作重点绝不能转移，“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阴谋虽然已经粉碎，但是与他们有牵连的人和事尚未查清，造反派的帮派体系还没彻底查清，革命绝不能半途而废。可见，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把握政策，掌握分寸，分清方向，在当时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浙江的干部审查，在总体上实现了既清理了队伍，也保护了干部的效果，这也是拨乱反正任务在组织上和干部上的正确体现。
（二）平反冤假错案，重树党的干部的尊严和威信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当代历史要揭开新的一页，仍有两大难题亟待解决，即“两个凡是”和如山冤案。不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思想路线，不解放成千上万被定为“反革命”、“反党分子”的新老干部，就不可能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社会氛围上所起的作用，可以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所起的作用相提并论。
浙江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加之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积累的大量冤假错案，平反的任务也就格外繁重。据不完全统计，浙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共有70709名干部遭受非法审查，占当时干部队伍总数的23.8%。林彪、“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在浙江制造的集团性冤案共计1300余起，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达55万余人，造成1972名干部非正常死亡，12000多名干部群众致伤致残。这些都使得“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平反冤假错案成为社会上一个强烈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1977年4月，浙江省委为1976年清明节前后杭州市民对周恩来进行悼念活动平反。9月，为原浙江美术学院潘天寿教授恢复名誉。11月，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原中共浙江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仲廉（江华夫人）平反。1978年12月4日，省委在温州召开大会，宣布彻底平反“浙南叛徒集团”案，给受迫害同志平反昭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加快。1979年1月，为李丰平、王芳、吕剑光、丛鹭丹等所谓“反革命集团”、“勾结美帝、蒋匪进行通敌叛国”冤案平反。7月，中央批复同意南京军区党委、中共浙江省委《关于一九六七年八月浙江“两个改组”问题的请示报告》，为前浙江省军区领导人龙潜、张秀龙等平反。与此同时，各地市也平反了数量众多的各类冤假错案。至1983年初，对“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平反基本完成。全省对“文革”中的1300多起集团性案件都予以平反。平反冤假错案78292起，占复查总数的92.1%；对2250名县以上领导干部重新分配工作，3362名干部、工人恢复公职，685名党员恢复党籍。在其后的三五年间，继续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案件复查纠错，使许多长期含冤受屈的同志得到洗雪。
平反冤假错案首先针对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案件，同时对“文革”前的众多冤假错案也进行平反。包括复查改正反右派、“反右倾”和“四清”运动中的错案，其中最主要的是为右派摘帽。在1957年“反右派”过程中，全省共有13563人被划为右派分子。1978年5月，按照中央精神，浙江建立省摘掉右派帽子工作领导小组。从1979年4月至1980年1月，浙江先后对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原省委常委、副省长杨思一，原省委常委、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彭瑞林和原省委委员、省财贸部部长孙章禄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予以改正，恢复党籍和政治名誉。截至1980年5月，全省共改正了13420名错划右派分子，占被划“右派”总数的98.4%。1985年，全省原被划为右派的人全部得到改正。此外还为在“反右倾”和“四清”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1827名干部予以平反纠正。
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极得党心民心，但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各种阻力。许多案子在复查过程中，不仅受到“左”的错误思想的干扰，还受到当时作出这些错误处理的人的阻挠。一些人顽固坚持错误，即使上级对此已作出了批示，还是顶着不办；或者勉强给予平反，但在结论中还是留着这样那样的“尾巴”。有的案子是经过多次“回头看”，才最后落实了政策。不过，当时省内的主要领导干部对这一问题有深刻认识和切肤之痛。时任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几次指示要贯彻落实好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还在省政协常委会上亲自宣布了对宋云彬等8位党外知名人士错划右派的改正。可以说，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过程，也是深入清理“左”的思想影响，不断拨乱反正的过程，是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发扬光大党的优良传统的过程。对“文革”中及“文革”之前的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就是对党的干部主体的解放，是党在组织上的系统拨乱反正。由此改革开放初期的干部队伍才能出现人心舒.、人才辈出的新气象。
（三）全面整党，重建党的权威和形象
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全面整党，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整党主要针对的是：一方面，党内十年内乱的流毒没有肃清。在党内，“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还没有完全清理。另一方面，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有所增加，要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1983年10月底，浙江省委召开六届七次扩大会议，讨论布置整党工作。
成立了以王芳为组长的浙江省委整党工作指导小组。决定分两期进行，为期三年。先用一年时间，搞好省委和省直各单位党组织的整党；再用两年时间整顿各地、市、县和全省所有党的基层组织。从1983年12月到1987年3月，全省共有6.35万个党组织、139.49万名党员参加了整党，占应参加整党党员数的99.6%。各整党单位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分学习文件、对照检查、集中整改、组织处理和党员登记五个阶段，紧紧围绕中央提出的四项任务进行整顿。经过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整党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比如在整顿作风方面，省级机关抓住严重以权谋私问题为突破口，查处了100多起较大案件，其中涉及10多名厅局级领导干部。全省县以上党政机关都对党员干部利用职权，在子女就业、升学、提干和住房等方面搞特殊化的问题作了纠正。还对党政机关、党政干部中一度掀起的经商办企业、滥发奖金、补贴、实物等不正之风作了纠正。又比如在纯洁组织方面，进一步清理“三种人”，全省对1777人作了重点核查，其中定为“三种人”的101名。全省共处理严重违纪党员9418名，其中开除党籍2284名，警告3435名。另外，不予登记2258名。与此同时，对一些问题较多或严重不团结的领导班子，作了整顿和组织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