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工业和小城镇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加快了农民致富的步伐，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摆脱贫困走上了小康之路。1987年全省已有694.7万个农村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约占全部劳动力的35%，比1978年增加了24个百分点。农民收入与生活水平也有大幅度提高。1987年全省农户人均纯收入达到725.13元，比1954年增长6倍，比1978年增长3.4倍。到1986年全省有10.7%的农户达到了小康水平（人均收入1000元以上），有50%农户达到宽裕水平（人均收入500～1000元），贫困户比例只有2.6%（人均收入低于200元）。农民人均生活费年支出达到560.59元。
全省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较快发展。全省60%的集镇建了自来水厂，98%集镇通汽车，供电和邮电通讯基本普及。
浙江20世纪80年代的小城镇大发展，既是浙江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商品经济发展必然要求的反映，亦是浙江地方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循应历史潮流，解放思想敢于突破旧体制的束缚、富于制度创新的积极成果。
说浙江小城镇大发展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这是因为浙江各地在集镇建设中，立足实际，发扬优势，采取不同途径和方法建设集镇，从而涌现了一批各具特色和功能的新型小城镇。如有的地方坚持以工兴镇，形成了工业型城镇；有的以市兴镇，形成了市场型城镇；有的以游兴镇，形成了旅游型城镇；有的以路兴镇，形成了交通型城镇；还有一些地方全面发展，形成了综合型城镇。金华东阳县的横店镇，地处浙中腹地，靠近山区，原先交通不便，比较贫穷落后。改革开放后，镇党委解放思想，从创办乡镇工业人手，带动各业发展，促进集镇建设。这个镇1978年工业总产值仅150万元。1979年后，陆续办起了针织、纺织、丝绸、服装、电子、化工、建材、工艺木雕等企业，1985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643万元，比1978年增长了23.3倍。镇的经济实力增强后，有能力加快镇上各类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建设。到1985年，镇上除盖起5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外，银行、邮电、百货、饮食服务等营业大楼以及影院、图书室、歌舞厅等文化设施也一一兴建，还整修了街道，美化了镇区环境，使原来破旧不堪的小集镇面貌焕然一新。温州平阳县水头镇，当地群众历来有经商传统，但原来街道破败，市面萧条。改革开放后，这里逐渐聚集起兔毛及相关制品的交易。上市交易的兔毛除了当地农民生产的一部分外，主要依靠成千上万的购销员到全国各地收购兔毛，再汇集于水头镇。1984年，镇政府因势利导，决定以市兴镇。他们经主管部门批准，正式辟出一块场地，开办了水头镇兔毛市场，引来商客云集，不仅大大增加了市场的人气，也促进了周边旅馆业、饮食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使水头镇出现了空前繁荣昌盛的景象。集镇建设也相应跟进，使小城镇的面貌日新月异。
说浙江小城镇大发展，同时亦是浙江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循应商品经济发展规律，富有制度创新的积极成果，这突出地体现在浙江南部地区小城镇发展过程之中。浙江温州1980年仅有18个建制镇，到1987年就猛增到98个建制镇，同时还出现300多个集镇。这样的高速发展，源于农民的建设小城镇创造性和巨大热情自不待言。据温州87个建制镇的调查统计，自1979年到1987年，小城镇建设投入资金14.9亿元，其中群众个人集资11.84亿元，占投资80%，充分说明农民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同样，这样的高速发展，离开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制度创新亦是不可想象的。温州苍南龙港镇的建设过程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1981年，浙江省调整部分县域行政区划设置时，将苍南县从平阳县中分出，单独建县。由于苍南没有属于自己的港口，全县物资的集散不得不继续依靠平阳县的鳌江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苍南经济的发展。1982年初，中共苍南县委、县政府在征得温州市批准后，决定开发与鳌江镇隔江相对的龙港港区，并向省政府上报了《关于建立龙港镇的报告》。按照规定，设立建制镇应当在人口数量、居民户口所占比例、工农业总产值和工业产值所占比例等几个方面达到一定的要求才能批准。但是，浙江省政府从有利于苍南县发展商品经济的客观需要出发，突破陈规，在龙港上述几个指标尚未完全达到规定的情况下，于1983年10月作出批复，破格同意建立龙港镇。1984年4月，苍南县委、县政府分别任命了中共龙港镇委书记和镇长，组建了龙港镇党政领导班子，龙港建镇正式开始。而此时，龙港全镇的居民只有1501户、7812人，工农业总产值311万元，其中工业产值只有233万元，人均年收人才401元。显然，要依靠龙港本身的力量建镇是有困难的。
为此，龙港镇委、镇政府解放思想，提出“人不分东西，地不分南北，欢迎大家进龙港”的口号，决定利用龙港的区位优势和优惠政策，吸引各方能人进城办厂经商建房，依靠民间资金建设一个新城镇。为了调动农民投资建设龙港的积极性，镇委、镇政府经上级批准，在土地使用、户口管理等方面采取了大胆的改革举措。一是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把土地当作特殊商品来经营。这在现在看来是十分平常的措施，在当时却是一个惊人之举。镇委、镇政府规定，谁在龙港用地建厂房建营业楼开店办公司，除缴纳土地征用金契税外，还有义务缴纳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费，以及被征用土地上的劳动力的安置费。对批准给个人建房的土地，龙港镇政府按地段不同，分为6个级别，收取公共设施建设费和劳动力安置费。二是在户口管理上，镇政府根据中央〔1984〕1号文件关于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的政策规定，抓住机遇，鼓励先富起来的农民离土离乡，将承包地转包给别人耕种，把户口迁入龙港镇，成为自理口粮的常住户口。这两项改革举措，受到了周边农民和城镇居民的热烈欢迎。到1985年，龙港镇已吸收4453户外地居民到镇里落户，依靠他们筹集了城镇建设资金上亿元。仅两年多时间，龙港镇上就建起楼房80多万平方米；整修街道27条，总长23公里；兴建桥梁11座；开发贸易市场5个；新建幼儿园、中小学4所，影剧院2个。此外，还建起了有6个泊位的码头，1个日供水2000吨的自来水厂和1个3.5万伏的变电所。两年前，龙港镇还是一个“照明没有电，广播听不见”，道路坑坑洼洼，环境脏乱差，人口只有7000多的小渔港；两年后，已变成新楼林立，街道纵横，人流熙熙攘攘，面貌欣欣向荣，拥有3万人口的港口大镇。
“龙港农民城”的崛起，创造了新鲜经验，打开了人们的思路。全省各地纷纷仿效，依靠群众集资建设集镇和小城镇，并创造了多种形式：一是向在集镇投资建设的单位或个人收取公共设施配套费。有的按用地面积收取，有的按建筑面积收取，有的按投资比例收取。这部分资金主要用于开发新区的道路、排水等基础设施。二是合资兴办。如建旅馆、停车场等有营业性收入的项目，采取股份制，由国家、集体、个人或联户等共同投资，收益按股份分成。
谁投资，谁经营，谁得益。三是有偿集资。对一些经济效益比较大，回收投资时间不长的商场、市场等项目，由使用单位或个人先出资建设，产权归乡镇所有，投资人的资金和利息在建成后以场租费的形式逐年抵偿归还。四是由直接受益的单位和个人集资建设。如一些商业性街道和主要为少数单位提供方便的桥梁、道路等，项目本身无营业性收入，但同许多单位或个人的生产经营活动有直接关系，他们是最直接的得益者，就由这些单位和个人按受益大小，合理负担建设或维修费用。五是赞助性集资。如修桥铺路、兴建公园、修缮古迹等公益事业，号召单位和个人自愿赞助，政府立碑刻名，表彰其造福子孙的公德。
通过依靠群众集资，弥补了政府财力的有限和不足，使得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集镇建设和小城镇建设很快得到发展，全省建制镇数量很快增加。但是，这一时期的集镇建设也存在不少问题。由于群众集资的规模毕竟有限，受资金制约，许多集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仍然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很不适应。另一方面，在村镇规划尚未编制或尚未严格执行前，对集镇的管理也很成问题。许多集镇由于管理力量不足，制度不健全，“脏、乱、差”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不少集镇紧靠着公路建店办厂，不仅造成公路狭窄，交通事故频繁，还妨碍附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有些集镇滥用耕地建厂，造成大批良田被占；有些集镇以路为市，大量占用道路，出现店外有摊，摊外有担，担外有篮，层层叠叠，使得市场秩序混乱；有些集镇因公共设施欠缺，公厕很少，不仅供水、供电不足，邮电通讯紧张，而且环境污染严重。当时有领导同志视察后，对这些现象给予了形象的描绘：“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看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浙江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集镇建设存在的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集镇的功能得不到完全发挥。
概而言之，小城镇的快速发展所折射出的重要闪光点是，并不限于农村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和广大的农民生活状况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各级地方党和政府在诸如土地、资本与行业准入、户籍等方面，敢于突破旧的制度束缚和勇于制度创新。正是在小城镇建设方面的这种政策和制度供给能力和水平的提升，为农民自己创造历史提供了制度平台，才带来农民各种权利状况的改善，才激发出蕴藏在广大农民身上的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