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势力的定义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1）市场势力只存在于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竞争性企业的市场势力为零。从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到完全垄断市场，企业的市场势力依次增大。（2）企业行使市场势力的主要方式是提高产品价格，市场势力代表的是企业的提价能力。（3）行使市场势力并不会导致企业丧失大部分顾客或大量销售额，即企业仍然能保持顾客或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将市场势力定义为企业所掌握的高于边际成本定价的价格加成能力，市场势力越大，企业的价格加成能力也越大。
不完全竞争市场中，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企业选择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的产量所确定的价格，而不是像竞争性企业那样接受市场给定的价格。此时，产出Qm对应的需求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之间的垂直距离即为企业高于边际成本定价的价格加成（Mark‐up）能力，也即利润最大化价格Pm 超出边际成本MC 的部分。
市场势力主要来源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偏离。
所谓市场结构，是指市场中各个主体之间市场关系的表现和形式，主要包括卖方之间、买方之间、买卖双方之间以及市场内已有的买卖双方与正在进入或可能进入市场的买卖双方之间在交易、利益分配等各个方面存在的竞争关系。在经济学中，通常根据一些基本的标准对市场结构进行划分，不同的市场结构类型决定了产业组织具有不同的基本特征。一般而言，按市场中商品的买者与卖者的多寡、商品的差别程度、进入的自由程度和信息的完全程度，将市场结构区分为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与寡头垄断四种类型，这也是现代市场结构理论的主要划分标准。从本质上看，市场结构是一个反映市场竞争和垄断关系的概念。产业组织理论所考察的市场结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进入壁垒以及规模经济。
观察和衡量市场势力的大小或高低，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指标：
（1）利润率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资源配置与社会效率均处于最优状态，企业只能获得正常利润，同时不同产业的利润率趋向平均，而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可以凭借其市场势力获取较高的超额利润，因此利润率的高低就成为衡量市场势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利润率的一般计算公式为：R ＝（π－T）／E，式中，R 表示税后资本收益率，π是税前利润，T是税收总额，E是自有资本。由于利润率指标所指的经济利润涉及机会成本，其测算非常复杂，因此在实际中常用会计利润来代替。
用会计利润计算的利润率指标在使用中可能会产生一些误差，这主要是由于某些行业的高利润率可能来自于风险投资的风险收益、技术创新的创新收益或不可预期的需求和费用变化等带来的意外收益，而不是由企业本身所拥有的市场势力引起的。
（2）贝恩指数（Bain Index）
与利润率指标不同的是，贝恩指数采用了经济利润来测量市场势力的大小。贝恩指数的计算公式为：B＝πβ／v。其中，经济利润等于：πβ＝R－C－D－iv，v是投资额，i是投资收益率。
贝恩指数是不明确的，这是因为一个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并不一定能获得经济利润，例如，当市场对它的产品需求不足或存在较强的进入威胁，即使是一个纯粹的垄断者也是无法获得经济利润的。所以，虽然持续的高额经济利润率可能反映了市场势力的存在，但缺少这种经济利润并不就意味着市场势力消失了，贝恩指数所揭示的只是可能的市场势力而不是对市场势力的直接计量。
（3）勒纳指数（Lerner Index）
经济学家阿巴·勒纳（Abba Lerner，1934）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用相对价格加成来计算市场势力的标准方法，这种方法被称为勒纳指数法。
勒纳指数的值总是在0-1之间变动，数值越大表明价格偏离边际成本的幅度及企业所拥有的市场势力越大。勒纳指数的大小与具体的市场结构有关，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勒纳指数为零；而在垄断竞争、寡头垄断与完全垄断市场中，价格与边际成本之间均有一定偏离，因此勒纳指数介于0-1之间。
尽管勒纳于1934年提出的勒纳指数法被公认为是计算市场势力的标准方法，但这种方法要求能够测量边际成本，而在实际中边际成本是很难测量的。针对这一困难，Baker 和Bresnahan（1988）提出了一种用企业所面临的剩余需求弹性来计算市场势力的简易方法，本书的第三章将展开对剩余需求弹性、勒纳指数以及市场势力的推导和分析。
（二）剩余需求弹性与出口企业市场势力
由于边际成本在实际中是难以测量的，实证的产业组织研究提出了一种用剩余需求弹性来计算企业价格加成的方法，Goldberg &； Knetter（1999）运用这一方法建立了本国企业在出口市场上的价格加成测度模型，并相应衡量了出口市场的竞争度。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不仅面临着其他国家同类产品出口企业以及出口市场同类产品生产企业的竞争，而且面临着本国同类产品其他出口企业的竞争。因此，为了便于计算，我们首先采用“阿明顿假定”（Armington，1969）对本国同类产品的出口企业进行加总。所谓“阿明顿假定”是指，消费者总是将同一个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视为同质且完全可替代，但同时，不同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之间并不具有这种替代性。由于各国贸易政策的出发点通常都是产业而非企业的角度，因此对同本国同类产品的出口企业进行加总是可行的。通过这一假定，我们可以认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是按国家层面展开的，这有助于我们将研究厂商行为的产业组织理论应用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出口企业行为以及一国的对外贸易绩效研究。此外，对本国同类产品出口企业进行加总的目的还出于数据收集和处理的方便性，这是因为联合国数据库中，各国的进出口统计报告都只给出了产品的进出口总额与总量。根据这一假定，我们可以用本国同类产品的出口总额除以其出口总量来计算该产品的出口单价，并以此作为本国企业对出口市场的出口价格。
直接计算本国企业在出口市场上的剩余需求弹性的难度不亚于边际成本的计算，这主要是因为市场需求弹性的计算并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Goldberg 和Knetter（1999）指出，当出口市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大时（如都是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假设不同出口市场的市场需求弹性相等来简化计算。此时可以认为，不同出口市场之间的剩余需求弹性差异是由竞争企业的供给弹性差异引起的。竞争企业的供给弹性越大，本国企业的剩余需求弹性也越大，本国的价格加成能力却越小。
（三）浙江出口企业的市场势力实证测度
为了更全面地研究浙江企业的国际市场势力，我们以纺织服装业为例，从两个层面来展开分析：一是基于产业层面的实证测度，这是假定该产业中的所有企业是一个整体，并采取了共同行动情况下的市场势力分析；二是基于企业层面的现实分析，这是从企业现实反映出来的实际价格加成能力来阐释的。
1．基于产业层面的实证测度
为了研究宏观经济的波动与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Hall 用“价格-边际成本指数”作为产业市场势力的衡量标准，推导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由于该模型实用性较强，所以应用较广。
模型的基本假设为：（1）产出可以是不断变化的，但是在一定时期内该产业的资本投入是不变的，并且劳动是唯一的要素投入；（2）存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生产力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影响；（3）由于国际间各国的政策变化（如关税或非关税的变化）可能会对各国的产出造成一定的影响，使各国的外贸表现发生重大变化，因而本模型使用时，假定在考察区间内各国不存在重大贸易政策变化；（4）产业内各个企业是团结的，能共同行使产业的市场势力，即相当于整个产业有个“领头人”帮助产业内所有企业行使市场势力。
其中，μ是“价格-边际成本指数”代表国际市场势力，Y表示总产出，N表示总就业人数，ω表示工资率，p表示该产品的价格，θ是常数，ε表示科技进步。
Wyn Morgan和Bruce Morley在对欧盟有关国家的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的检验中发现，法国和爱尔兰的出口促进了技术进步。Marin和Yamada（1998）对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等工业化国家的实证分析也发现，出口对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国内学者李小平（2007）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技术进步和进出口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发现，中国的出口促进了技术进步。可见国内外研究都表明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因此，我们将随机变量εt进行扩展，引入出口因素，以改进对技术进步的解释力度。
（1）在Hall 模型中ω 表示的是工资，但浙江纺织服装各个行业工资的数据难以获得，本研究采用制造业平均工资替代，由于纺织服装业属于典型的制造工业，所以这样处理并不会影响计量结果的可靠性。
（2）基于浙江纺织服装亚产业总就业人数的难以获得，本研究以一个比例系数K（浙江纺织服装产出总额与全国纺织服装产出总值的比值）乘以全国该产业的总就业人数作为浙江该亚产业的就业人数。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在计算浙江纺织服装各亚产业的总产出和总出口时，我们采用相同的方法。整体回归结果显示：浙江棉纺、丝纺、麻纺、服装四个产业的国际市场势力μ 值分别为1.3121、2.6412、1.4732、1.8524，都大于1.2，表明浙江纺织服装产业国际市场势力较大。加入WTO前数据回归结果显示：棉纺、丝纺、麻纺三个行业的国际市场势力μ分别为1.1927、1.7567、1.2457。这表明加入WTO之前后，浙江的纺织品行业都存在比较明显的国际市场势力。对比可以发现：加入WTO以后的几年里浙江的纺织服装产业国际市场势力是在增加的。
2．基于企业层面的现实分析
从计量的结果上看，浙江的纺织服装产业国际市场势力较明显，而且从动态的角度分析最近几年有增强趋势。但是我们进一步研究企业纺织服装品出口的具体情况时发现：部分纺织服装品出口的贸易条件在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如图8‐6。以1995年作为基期（值为100），选用服装中的男衬衫和纺织品中的棉、麻、绸等作为考察对象。发现在2000年以前所选的纺织服装品贸易条件存在一定的波动，贸易条件时而改善时而恶化，但是2000年后的四年里，每种纺织服装产品都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恶化趋势，非针织男衬衫贸易条件恶化尤为严重（2004年其贸易条件仅为20.8）。可见，浙江纺织服装的整体贸易条件是在不断恶化的，即纺织服装的获利能力在递减，真实市场势力并不明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年鉴》和联合国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值绘制而成。
同时，浙江作为纺织服装生产和出口大省，纺织服装的产品单位出口价格却很低，而且出口价格总体上还有不断下降的趋势。纺织服装商品出口中以服装品出口价格下降最为明显。由于纺织服装出口多采用贴牌和加工等方式，在国外最终完成的纺织和服装品销售额中，浙江企业的真正收入占不到10%，90%的销售收入被国外品牌拥有者、批发商、分销商和零售商分享。
在1995-2005年间纺织服装业中的麻布、棉布、丝绸、服装的出口美元价格几乎没有上升，棉布、丝绸有一定的下降趋势。虽然服装的出口美元价格有一定上升，但是上升幅度有限，总体价格水平偏低。伴随着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出口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的上涨，纺织服装业的利润水平是相当低的，可见纺织服装生产企业的现实市场势力并不明显。
综上所述，根据计量结果，无论在加入WTO前还是在加入WTO以后，浙江纺织服装出口具有比较明显的出口潜在市场势力，但是纺织服装的现实的加成能力并不明显。其表现为：一方面纺织服装出口的贸易条件在恶化；另一方面出口单价几乎没有上升，而且有下降趋势。因此，可以判定：浙江纺织服装产业层面的国际市场势力并没有完全地转化为企业层面的国际市场势力，即浙江纺织服装企业出现了国际市场势力的缺失。
三、产业锁定与创新弱化
（一）产业锁定：理论及表现
正如前面所论述的，产业的发展与开放有着紧密的关系。在完全封闭的经济体内，产业结构取决于消费结构和技术结构，消费结构决定了最终消费品的生产结构，而技术结构决定了中间产品的结构。在封闭经济的内源发展进程中，人口的增长和人地矛盾将推动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改变现有禀赋条件下的消费结构。这个过程会推进产业结构的变化，而这个变化的动力是需求结构的变化，主要源泉是创新和技术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