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反思：开放性与悖论性
怀疑论者，是许多人对韩少功的印象。蒋子丹曾一语中的地指出，韩少功“连怀疑也怀疑”。而在我看来，怀疑主义于韩少功只是一种表象，背后隐藏的则是其反思性的思想特质。这一品质为韩少功二十多年来持续稳健的现代性思考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使这种思考充满矛盾和悖论，韩少功跋涉其间乐此不疲。
阅读韩少功的作品，往往会被他缠绕式的论述和否定一切的态度所困扰。
比如，他在反科学理性膨胀（如《马桥词典》）的同时，同样反对以反理性为特征的感觉崇拜；在反对独断论的同时，同样警惕虚无主义的情绪；在反对一味求新的同时，也排斥各种以旧为标准的怀旧、复旧、守旧文化；在强调方言的文化保存作用的同时，也指出需避免民族文化的守成姿态……此般看似相悖的论断主张，在韩少功的言论中比比皆是，如不深入探察其潜在的价值立场，便会被弄得一头雾水。
在此我想着重指出韩少功的两条理论——“瞎子摸象论”和“过程价值论”，以厘清其各种主张的立论基础。他说：我自己的思想经常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悖论状态，并无终极的定见，而一些阶段性和局部性的结论，充其量不过是一些思考的“方便”而已。
我总觉得自己在“摸象”，不应该把象腿或者象鼻子当作大象的全部。以上剖白，传达了两层意思。“瞎子摸象论”指出认知的“局部性”，韩少功认为人们对于事物乃至世界的认知，如同瞎子摸象，只是摸到了一个部分，便不能自以为真理在握。“过程价值论”则强调认知的阶段性、时效性，强调价值在于“心智求索的过程当中，而不是某个目的性的结论里”。循此，我们便不难理解韩少功所持的普遍怀疑态度和自相矛盾的发言。他否认“终极定见”的存在，否认一切规律模式具有的普泛性，任何看似确凿的真理都值得怀疑。而同时为避免陷入虚无主义，他坚持针对具体情境探讨问题，依据不同前提作出评判，并强调所获结论的“阶段性和局部性”。
如我们看到的，韩少功几乎对所有不加设定的宏大概念都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在抛出一种价值主张的同时，决不会忘记为其设限。而他最为热衷的是对那些看似“真理性”的价值标准施以解剖，以洞悉其中的内在裂隙为快。比如，对于宗教，他称“佛魔一念间”；对于标志着女性独立的性解放运动，他称性解放非但没有缓释，反倒加重了性的危机；对于理想主义，他推崇备至，但不忘提醒理想主义的极端化和体制化曾造成了“文革”和宗教圣战的血腥历史；而对于随着全球化而逐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性价值，他更指出欧洲本身就是多义的，如何能以那单义化的标准来衡量整个世界？可以说在韩少功的眼中，任何价值主张都有可能演变为独断论，而避免的办法唯有保持开放的认知态度，并时刻反思既定结论。
开放的认知态度，在韩少功身上集中表现为对二元对立认知模式的质疑与消解。新与旧、左与右、传统与现代、理性与感性，乃至上文提及的小说与散文、文学与理论，等等。他认为，这些区分的绝对化无不是对世界的简化处理，对大量交错混杂事实的忽视和省略。韩少功的思考和创作都在努力探索一种杂糅的事实面貌，例如在传统与现代的课题上，他说：事情只能是这样，新中有旧，旧中有新，“传统”与“现代”在很多时候是一种互相渗透互相缠绕的关系。……任何一次对“传统”的回望，都恰恰证明人们有了某种“现代”的立场和视角，都离不开现代的解释，现代的选择，现代的重构，现代的需要。因此任何历史都是现在时的，而任何“传统”事实上都不可能恢复而只能再生。
这是一种不拘泥于任何条框的思维状态，其开放性为韩少功的怀疑主义提供了深厚的基础。比较韩少功1985年的“寻根”主张，对于传统与现代的课题，这段发表于2000年3月法国“中国文学周”的发言显然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这显示了韩少功的思考正是一个不断否定和突破“阶段性结论”的过程，一个不断自疑、不断反思、调整自身的过程。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看清，韩少功是以一种自己跟自己较真的方式展开思考的。绕开既定概念、模式开辟的捷径，剥除宏大话语的空洞外壳，在悖论式的价值缠绕中小心体味、迂回前行，在发现问题和漏洞的间隙寻找暂时的立足之地，而后更在自我质疑中继续出发。这种高度紧张的思考方式，抵抗着“伪”真理的乘虚而入，在过滤掉所有的话语泡沫之后，来把握最本真的生活状态与价值持守。正是这样，在二十几年来对中国现代性状况的持续关照中，韩少功的反思性特质，使其始终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强劲的批判力。如前所述，作为现代性的一大特征，反思性正是现代性不断纠正自我，推动自身发展的动力所在。而在中国一个世纪以来层出不穷的现代性话语中，反思性却往往是最为缺乏的要素之一，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宏大概念为中心的话语方式，成为“文革”后现代性话语的主要病症。可以说，正是反思性特质使韩少功成功克服了这一话语体系中的普遍缺陷。他打破绝对化的话语规则，反思一切形式的霸权话语（无论是产自西方、传统还是政治意识形态），他不仅为自身现代性思考谋取了更新的动力，更在“文革”后的众声喧哗中发出了一种异质的声音，传达出现代性的纯正品质。
如果说通过富有反思性的理性表达，韩少功尝试看清被虚言假象遮蔽的世界本相，那么他的小说创作，则更多探察了生活及生命中理性无法参透的悖论景象。韩少功曾言：“悖论是逻辑和知识的终结，却是情绪和直觉的解放，通向新的逻辑和知识。”在小说创作中，他一方面将悖论视为一种原生性的力量，尝试通过“情绪和直觉的解放”来反击业已僵化的知识话语，另一方面，也同样存放了自身陷入悖论时的困顿与无力感，那是一种被生命和思考的悖论性所缠困的状态，也是一个思辨者的终极困境所在。
从早期的《月兰》、《西望茅草地》到《暗示》，我们可以看到，作品大多弥漫着浓重的矛盾情绪和深刻的悲观态度。我以为，这正是韩少功通过小说形式对自身意识困境的写照。当一切宏大叙事和既定规律都成为怀疑消解的对象之后，把握世界的旧有方式全然失效。在诘问与反省间迂回推进，韩少功只能从零散破碎的细节中来体味和探寻世界的真实，但同时他也更为真切地感受到获知真相的不可能。
另一方面，韩少功反思性的思维方式也常常使其陷入自身制造的悖论中。在两极价值间跳跃纠缠；在关照事物的多重视角间切换；在情绪上左右摇摆，久而久之，这种时时反叛自身的思考策略产生了一种惯性，影响着韩少功的创作面貌。
同样以《暗示》为例来稍作说明。在我的解读中，《暗示》的写作，正是韩少功反思性及悖论性思考的产物。韩少功称，对他而言，《暗示》“是一本非写不可的书”，在前言里，他清楚交代了写作动机：我在写完《马桥词典》一书后说过：“人只能生活在语言之中。”……其实我刚说完这句话就心存自疑，而且从那时候起，就开始想写一本书来推翻这个结论，来看看那些言词未曾抵达的地方，生活到底是否存在，或者说生活会怎样地存在。
很显然，“非写不可”的意义在于那是韩少功与自己的又一次较量，是其反思性特质引导的又一次自我诘问。作为对《马桥词典》结论的反叛，韩少功志在找寻语言无法一统的领地，“具象”的丰富性及重要性便突现为一个新的思考课题。然而，如何在论述中区分“言”与“象”的存在；如何能单纯谈论语言之外的具象问题，甚至对于具象的关照如何能脱离语言的建构而实现，这些问题都构成了《暗示》书写的内在悖论。而对于韩少功来说，周旋于这些悖论之间，是其乐趣所在，也是其困境所在。
知识分子：角色及承担
“文革”后中国的现代性语境中，如果要对韩少功的个人实践加以定位的话，我以为，其重要意义并不限于他的小说创作，其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及职责承担更值得关注。
何为知识分子？在讨论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时，这一概念尤需加以澄清，因为与“现代性”一样，“知识分子”一词也起源于西方，更是西方现代性发展之下的特有产物。据考察，“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源出19世纪俄国的intelligentsia，指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对社会持批评态度的一代人。而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哲士”们（Les philosophes）才是最早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出现以现代性的产生发展为首要前提：现代知识体系的形成；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制度的完善；以及传播业的迅速发展都为“知识分子”的出现开辟了空间。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需要这样一个角色来建构和维护自身的价值体系，同时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及反思性又决定了这些建构者和维护者必然也是怀疑者和批判者。在后续的社会发展中，人们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与定位不断发生着变化。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和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intellectuals），强调后者对现代经济、政治结构的依赖；而福柯则将其分为普遍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和特殊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强调后者的专业化倾向。这些区分都体现了“知识分子”定义本身的现代演变。不过尽管如此，如果从社会角色的角度来理解“知识分子”一词的特定含义，仍能获得相当的共识。
萨义德（Edward W．Said）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强调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特定公共角色”，以区别于“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
他进而概括道：“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outsider，amateur，and 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也就是说，独立性与批判性，是担当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必要条件，否则便无法称其为“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