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马桥人排斥外来文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体现在志煌身上的是对外来事物的不信任感，他对一切不熟悉的事情都以“诳人”来定义，要说服他，比登天还难。上文提及的“晕街”现象，则更多出于对外部世界的畏惧心理。本义作为马桥的最高权力代表，是马桥最接近政治中心和现代文明的人。可就连他面对陌生的城镇生活也手足无措，因为“晕街”，他放弃了晋升的机会。而兆青在县城看到漂亮的高楼、光可鉴人的大理石板，居然哇哇大哭起来。他在这些现代化的景象面前无法抑制心里的悲愤：“造孽啊，这么大的屋，要好多人做好多工才砌得起来？”
对于马桥文化中强烈的排外情绪，有多种解读。Jiang Ningkang 曾在论文中谈到，本土排外情绪背后可能包含两种截然相反的心理：一种是边缘文化的自守意识，另一种则是地方文化和经济优势所赋予的自我优越感。马桥人对外来文化的拒斥，我以为，与其说是出于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倒不如说是一种弱势文化特有的自我保存机制。无论是志煌的固执，本义的晕眩，还是兆青的悲悯，同样都是马桥人在外来文化压力下，对自身生活方式的满足和坚持。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看，这正是前现代弱势文化谋求生存的方式之一。
正如Jiang Ningkang 所言：“本土是那些身处边缘的人们最后可以坚守的堡垒，来维持最低限度的安全感和归宿感。”
可以说，自我保存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使马桥的语言文化长久保持着自在自足的稳定和独有的特色。而这一状态的结束，便是小说所着重展示的现代化过程的开始，首先表现为两次现代性话语的大规模入侵。
第一次发生在“文革”时期。尽管马桥人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夷边”的事，然而强大的政治话语却不容抵抗地进驻到马桥人的语言中。标语刷到了“神仙府”，马桥人也争抢着用语录话语向领袖“表忠心”。韩少功在表现这次外来冲击时，一方面描绘了政治话语的巨大影响力，而另一方面也暗示这种形式化的语言挪用和泛滥对于地方文化的改造能力，并不像表面看来的那样强大。相反，当“文革”口号脱离了原始语境，进入到完全不同的民间话语空间时，只会成为毫无意义的政治虚言，或者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本义在罗伯追悼会上发言，进入正题之前习惯性地加入长长的政治套语：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全县人民大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中，在全国革命生产一片大好形势下……我们的罗玉兴同志被疯狗咬了…… 政治话语的运用并非党支书的特权，三耳朵在找本义询问身世之前，也不忘描绘一下政治形势。墨哲兰从语言学的角度指出：“最走红的权力话语，适用于一切，最终适用到无用的地步，失效而成为套话。”马桥人对“文革”话语的熟习操练，完全是不明就里的囫囵吞枣，他们不分内容场合地随意套用，有言无事，不可认真对待。
民间意识与政治话语内涵的脱节，导致民间文化对于“文革”话语的接受只停留在形式上。另一方面，民间文化更从自身的理解出发创造性地利用这些话语，制造出戏谑荒诞的民间革命景象。“文革”口号在马桥人那里往往被改头换面，长的被分成几句来念：“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马桥人还擅长于自创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说，地主分子不老实，就把他们吊起来”；“毛主席说，兆矮子不搞计划生育，生娃崽只讲数量不讲质量”。而公社要求队里推举学哲学的模范，马桥人对于“模范”的理解也颇为不同，下雨天可以让复查去，晴天里就要让万玉去，因为他什么农活都做不好。
地方文化的规范化过程（standardization）是有选择性的。由以上民间“文革”场景可见，“文革”话语强行介入地方弱势文化，试图加以约束和规范，但这种文化本身却具有天然的消解能力。马桥人创造性运用“文革”话语的情节显示他们已深谙这一话语的权力内涵，懂得杜撰语录来获得话语权，但同时他们的举动也已消解了“文革”话语本身的意识形态色彩。面对绝对强势的外来政治话语入侵，马桥人的抵抗并不是正面反击，他们的篡改行为更多来自于民间特有的思维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外来话语的本土化过程，都是充满歧义的。小说描绘的戏谑片断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前现代的地方文化而言，强制性的政治现代性话语的规范化过程，不可能完成彻底。
第二次外来话语的大规模侵入发生在90年代。这一次不仅波及了马桥语言的使用层面，更渗透到了马桥人的文化和观念中。虽然《马桥词典》有关90年代的书写集中在小说最后的部分，只涉及了9个词条，3个主要人物，但它着重表现了这次文化冲击给马桥带来的巨大影响，使之成为整部小说文化展示上的一个转折点。进入90年代后，马桥新词频出，且迅速流行。诸如“涂料”、“减肥”、“操作”、“彩票”、“107国道”、“砌长城（麻将）”，等等。
这些外来新词的频繁使用，透露出马桥人生活状态的改变，而更为重要的是，外来文化带来新词的同时，也在悄悄改变着旧词的词义，传统文化观念和价值标准在新一代马桥人那里发生了变异。
魁元是这一部分描写的主要人物，在他和他同伴的新词典中，诸如“懒”、“违法乱纪”之类的贬义词都更换了色彩，成了一种值得得意和炫耀的伟绩。
他们争相标榜自己的无所事事，而懒惰，“在他们那里早已成为潇洒、舒适、有面子、有本事的同义语”。魁元的同伴，超生一胎而被开除公职，他并不喜欢小孩，只是因为这是唯一一件他能够做到的违法乱纪的事情，在他看来，“违法乱纪是强者的证明，是强者的特权，是荣耀和享乐最重要的源泉”。
从韩少功的议论，能够明显感到他的惊讶和愤慨，与整部作品平和的叙述态度形成了对比。
90年代马桥文化的另一种情形，隐含在“天安门”这个词条里。盐午发迹之后，在马桥边上盖了一个“天安门”。那实际上是一个大宅院，院子的大门楼，模仿天安门而建，成了当地的着名景点。整个庭院中西合璧，不伦不类，建筑俗气粗糙，装了过多的空调，却因为电压不够，无法启动，电视收不到节目，电话也没有信号。为了盖这个宅院，盐午欠了债，惹了官司，但尽管如此，盐午仍被看成是马桥最有出息的一个。这一情节展示了一幕极具讽刺意味的“现代化”景象。对于前现代的马桥而言，盐午的出息在于他是马桥最“现代化”的人。然而他在马桥引进和炮制出的却是一个空洞的现代化假象。就像无法启动的空调，只是一个冒充现代的空壳。这暗喻着马桥人对于现代化的想象，仅限于物质追求的层面，而在文化上，马桥便如“天安门”一般，成了一个移植、拼凑起来的混杂体。
尽管有关90年代的书写仅占一小部分，《马桥词典》仍然有力地展示了这一次的外来现代性话语给马桥带来的震荡。韩少功敏锐地觉察到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通俗文化和商业文化凸现为另一种威力巨大的权力话语，具有比政治话语更强大的控制力和渗透力，就连马鸣这样的“神仙”也哼起了流行歌曲的小调。与“文革”时期的形式话语借用不同，这一次外来冲击给马桥带来的不仅是语言变化，更是文化的质变。马桥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正在流失，而在世俗化和商业化的外来诱惑下，新一代马桥人正在制造出类似“天安门”式的文化怪物。面对这一情形，韩少功言辞激烈，焦虑心情溢于言表。他看到了马桥这样一种前现代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尴尬处境：自身文化传统面临断裂的危机，同时也无法抵挡外来文化观念的裹挟。新一代的马桥人尚未领悟“现代”的真正价值，却已沾染上了“现代化”的种种弊病。小说在接近尾声的部分展示了马桥的现代境遇，未进一步展开便结束了作品，这似乎暗示了韩少功对于这一状况的消极态度：文化的蜕变刚刚开始，那是一个漫长而未知的过程。
张新颖说：“在世界文化环境中，中国有时就是马桥。”而我以为，《马桥词典》所展示和探讨的并非具有明显地域边界的文化实体，马桥文化代表着一种相对于现代性普遍价值的地方价值，一种处于文化全球化境遇中的本土文化资源。在作品中，每一个词条旁都标有一个记号，“？”或者，以此来标志这个词语的流传范围。前面标有“？”的词条流传范围不限于马桥，而标在词条的后面则表示词语只为马桥地区，甚至是马桥个别人使用。115个词条中，只有19个词条仅限于马桥地区使用，所以从地域文化考察的角度来看，《马桥词典》描绘的文化特征大多数不是马桥所特有的，其流传范围不明。
由此可见，作品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文化现象的地理界限，而是其中蕴藏的原生于中国土壤的文化品质。在西方现代化植入中国的过程中，这些文化品质便有可能成为一种本土资源，构成一道对立于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反思维度。
从这个视角来解读，《马桥词典》有关马桥文化90年代处境的忧虑书写，正透露出韩少功在全球化时代产生的本土文化危机感。韩少功指出，语言除了地域的维度之外，还有时代的维度。马桥90年代的语言变化显示了，“不是地域而是时代，不是空间而是时间，正在造就出各种新的语言群落”。
地域界线消隐模糊，时代界限凸现，正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重要征象，也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马桥这样的前现代社会，或者说富有前现代品质的本土文化，之所以在90年代必须面对现代化的过程，都是由于现代性的全球化性质所决定的。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内在就是全球化的……现代性的全球化倾向，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含的，它们在地方和全球两极所发生的变迁的复杂辩证法中，把个人同大规模的系统联结起来。
根据吉登斯的观点，全球化趋势是现代性发展的固有特征。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high modernity）的时期，其重要的表征之一就是全球化现象。
关于全球化的定义和阐释，和许多现代性概念一样纷纭繁复，但大多强调了地方与整个世界联结的强化，在全球化的时代，一种封闭独立与外界隔绝的地方文化存在将变得不太可能。《马桥词典》的大半篇幅展示了马桥一隅缓慢传承的文化状态，而当叙述进入90年代，情势急转直下，马桥文化强烈的排外情绪和为我所用的改造机制，在这一轮的外来文化冲击中都宣告失效。这一幕文化裂变的情景，所呈现的正是前现代本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被卷入现代的过程，其中的文化断裂性特征被着重突显出来。
Malcolm Waters 曾从三个方面来描述全球化现象：在经济领域，表现为物质交换（material exchanges）的地方化，涉及劳动力、技术、资金、原材料等的地方集中；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权力交换（power exchanges）的国际化，包括地区的整合和扩张，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也就是战争、外交、联盟和帝国主义）；而在文化领域，则表现为一种象征符号交换（symbolic exchanges）的全球化，符号可以迅速增生扩散至任何一个地方。在Waters 看来，垄断资源（人的独创性）来生产符号，比垄断资源（资金）来生产物质对象，或进行权力运作（高压政治）要困难得多，要将符号在空间中加以集中也更为困难，因为它们极易输送和传播。文化垄断的高难度，符号扩散的方便迅捷，这些都暗示了，文化领域的全球化程度将甚于经济和政治领域。
文化全球化现象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而有关其趋势的推断，学者们的意见有很大的分歧，争执的焦点在于：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发展是以一体化还是以多元化为主导？一种意见认为经济一体化和网络通信技术及传媒的高度发展之下，不同文化将产生趋同的倾向。如许倬云指出，今天的世界已经是车同轨、书同文，而“世界将来的人类共同文化，在强大的趋同之中，大致是发展为整体面貌相同，而又有地方差异的大同小异”。而另一种意见则强调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文化间差异不仅不会因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而缩小，反而会引起激烈的碰撞。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便建立在类似的观点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