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韩少功这一时期作品最大的讨论价值，便在于它们呈现了一个作家思想意识逐步转变的过程。虽然大量的评论资料都关注了韩少功在1985年左右的创作突破和转型，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这一转变的描述，普遍依赖一种简单化的对照批评模式：比较韩少功1985年之前和之后的创作，分析文本内涵和形式的差异，对转型给予肯定。比如刘绍铭在将韩少功的早期作品与《爸爸爸》等寻根小说相比之后，高度评价了这一创作的转型意义：在持续一段时间的较少的政府干预下，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可以在自我超越中创作许多令人惊讶的作品。很少有新时期的作家经历了这样根本性的转变：从既有观念的腹语者、重复者向个人焦虑的独语者的转变。他为我们提供了当客观环境允许下的一种成长的可能性。
刘绍铭的概括切中了韩少功创作转型的关键点，然而我认为，这种考察和评价所透露出的是一种断裂的批评方式。该方式将早期作品默认为转变前的创作，作家在经历一个抽象的“超越”过程后，呈现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创作。这种批评方式忽视了文本本身所传达的转型信息，作家的转型不应被视为一种跳跃，而是一个充满真实苦痛的渐进过程。韩少功的早期创作所展示的正是一种“转变中”的写作状态。在困惑和矛盾的书写中，作家如实记录了自己的思考轨迹。而在我看来，作为批评者，只有切实把握这一点，才能完成对韩少功这一时期作品的完整描述。
我们首先来看看韩少功在这种转变之前的书写。1975年第5期的《湘江文艺》上，当时还在当知青的韩少功发表了一篇短论《从三次排位看宋江投降主义的组织路线》，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可奇怪的是，《水浒》这本露骨的鼓吹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在过去不少评论文章中，却把它吹捧为一本“农民起义的史诗”，把宋江美化为一个有“卓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有贡献”的“农民起义领袖”。请问：宋江的“贡献”在哪里？“组织才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才能？显然，他的“贡献”是断送革命，他的“组织才能”是组织一支反革命的别动队、使革命队伍改变颜色的才能！古今叛徒，一脉相承。他们正是要用这种“才能”夺去无数革命志士的生命，把亿万劳苦大众推到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怎能把这种“才能”称之“卓越”呢？
这样的极左思维模式下的文字，便是韩少功的学步习作。可以想见，和韩少功同代的大多数作家都是在如此的极左话语默写中开始学习写作的，学习这样的思维、这样的语言、这样的文体，学习如何遮蔽、扭曲自我来迎合话语的制造者，而之后只有极少数得以从这种畸形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曾镇南谈到韩少功1976年前创作的《红炉上山》、《七月洪峰》等作品时说，“作家韩少功尚未问世”。因为这些歌功颂德的作品仍然只是在复制那个时代的声音，而非真正的创作。
韩少功“文革”后初期的小说创作，向我们呈现的便是一种转变以及转变的艰难。刚刚从批判《水浒》的极左思维中有所挣脱，在多种价值标准的取舍面前，在响亮的官方话语引导下，在“新时期”“如何现代”的诸多新问题的缠绕中，这个头绪纷繁的思考过程必然伴随着困惑和迷茫。无论是摆脱、寻找，还是确立，都尚处于未完成之中。
质疑与佐证并存，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文本现象。矛盾的表达，同样也是韩少功创作转变中的特征之一。在逐渐萌生的个人意识和不容置疑的官方话语之间，作家的立场游移不定，在对官方逻辑有所怀疑的同时，伴随着同样强烈的自我怀疑。因此在阅读这些意味暧昧的小说时，文本表层所直接传达的信息有时并不可靠。创作于1978年的中篇小说《战俘》便是这样一个有待重新解读的作品。
《红炉上山》、《七月洪峰》、《夜宿清江浦》等作品创作于1974到1977年间，是韩少功创作最初期的应声之作，绝大多数评论文章谈及这些作品都一笔带过。小说《战俘》从表面上看，也属于同一阶段的创作。在我翻阅的有关资料中，没有一篇提到或分析过这部小说。可以猜测，在评论者的先决判定中，《战俘》和上述作品一样，已被认定是一篇毫无探讨价值的官样文章，从而被忽视。
《战俘》以国共战争为背景。国民党旅长赵汉笙被红军俘虏之后，受到了良好的待遇。虽然起初报以强烈的敌视态度，但他最终被红军种种优秀的作风所感化，加入到红军的队伍之中。第二年，在他带兵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因缺乏支援，战败被俘。在国民党的审判中，他拒绝了劝降归顺的要求而被杀害。
小说主题鲜明，通过一个敌军将领的投诚故事来佐证“我军”优越的俘虏政策以及颠扑不破的正义立场。虽是敌方将领，赵汉笙却是一个正面的角色，作风正派、体恤下属、富有气节，还多才多艺。通过这些刻画，赵汉笙的投诚便被渲染成一种必然。他加入敌军是因为出身穷苦、误入歧途，其本性的正直必然促使他做出正确的选择——在感化下归顺“我军”。而小说尾声，赵汉笙宁死不屈，被国民党军队杀害，这一情节更突出了“我军”感召的成功，以及敌军的凶残。可以说，这是整部小说的论证线索。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赵汉笙两次被俘的故事中，红军一方绝对的正义性与其说是小说论证的结果，倒不如说是小说预设的先决条件。同一个故事，投诚还是背叛，牺牲还是受惩戒，不同政治立场的书写面目全非。很显然，《战俘》对于故事的表现完全处于“我方正义”的前提之下，这个主题先行的作品以明确的态度宣扬了官方意志。
然而，当我们来重新细读小说的细节安排，却可以发现一处关键性的设计，透露了与小说主旨明显矛盾的信息。小说开篇交代了赵汉笙的被俘原因：
国民党军队内部钩心斗角、各图私利，在他受困之时，另一支部队按兵不动、隔岸观火。而有意思的是，赵汉笙归附红军之后，同样是因为无援兵支援而被俘受害。小说在篇尾揭露了有关内幕：在红军内部的权力斗争之中，一个中央代表加以罪名将庇护赵汉笙的红军师长杀害，并拒绝派兵支援。无论是否是作家有意识的安排，这都是个很有反讽意味的情节。虽然作家一面倒地将绝对的正义赋予红军一方，但是赵汉笙的两次被俘，根本原因如出一辙。尽管有关叙述只有短短的一节文字，在一笔带过之后，紧接着便是赵汉笙英勇就义场面的激情描绘，然而这一段看似节外生枝的补充，却彰显了作品在逻辑上的裂隙——红军的正义性并非如文本表面所展示的那样不容置疑，在作家的观念中，龌龊的权术操弄存在于一切政治之中，而非敌方专有。
由此可见，小说《战俘》在佐证的层面之下暗含着某种质疑，这种质疑是作家的刻意用心还是其内心矛盾的潜意识体现？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978年的创作中，韩少功已开始了一种反省，对某种政治合法性及绝对正义性的反省。与早先批判《水浒》及其他初期作品相比，这一反省是一种异质的声音，尽管微弱模糊，但仍是转变的开始。
《战俘》之后的作品中，质疑和佐证并存成为一个突出的文本现象。比如《回声》有关“文革”成因的探讨中，通过受攻击干部丁老倌的发言，将“文革”的颠倒黑白归因于“中央出了奸臣”，“造反派中有阶级敌人”，“好好一个国家被那些见风使舵的党员叛徒搞烂了”。这种“奸臣当道”的论断正应合了“新时期”官方话语对于“文革”的总结。可以看到，类似的思路和反思的尺度，在《西望茅草地》、《月兰》、《道上人匆匆》等作品中也屡见不鲜。小说往往通过叙述者和人物的反思，来表达对某一官方逻辑的质疑，但并不触及其延续性及合法性问题，相反，在其他部分的叙述中，小说则会对此加以进一步的佐证和巩固。
质疑与佐证并存的文本现象，与小说的困惑面貌一样，一方面体现了韩少功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反思的限度，另一方面也确保了这一反思处于官方允许的界内。而我们也可以猜想，这些文本特色同样也是作品受到官方和读者好评的原因之一：对社会的思考并不通过态度尖锐的现实批判来传达，而是向内转，在自我省审和自我追问中探讨问题的根源，这样面目柔和而内涵丰富的表达更易被官方接受，也更能引发读者的思考和评论者的探讨。
重读韩少功在文学道路上的起步作品，我所感兴趣的并不是他在这一时期所做出的文学成就，而是他在这些文字中所透露的写作状态。考察这一写作状态，需要将作品放置到具体的创作语境中加以解读。这里的创作语境，包括横向的时代语境，即“文革”后初期的政治文化语境，以及在纵向上，韩少功贯穿前后的创作脉络。把握前者，可以厘清那个时代共同的政治影响，从而避免在今天的眼光中，对那些尚显幼稚粗浅的文字妄加鄙薄。而后一方面的考虑，则有助于深入作家创作流变的过程，更切实地描述出作家特定阶段的思想境遇。
“文革”后初期，国家正经历全面的转型。作为一个刚刚具有自觉意识的思考者，韩少功也经历着思想意识上的震荡。他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与其说清晰传达了他对新时期现代性状况的思考，倒不如说，真实记录了自己在这一内外互动过程中的思想轨迹。在我看来，一个作家的创作特质，虽然集中体现在他高峰期的代表作品中，但在那些不成熟的早期作品中往往已可窥见一斑。
韩少功在他“寻根”前的创作中，已展示出了理性思考上的偏重及优势，而更为重要的是，对待自身的写作，他从一开始就保持着清醒和坦诚的态度，而正是这一点使他在以后的创作道路上始终把握着自己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