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3年4月22日，哈维尔在接受美国华盛顿大学授予的总统勋章时，发表了一篇演讲，稍后此演讲发表在《纽约书评》上。针对哈维尔的演讲内容，俄裔美籍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1940—1996）很快写了一封公开信，也刊登在《纽约书评》上，他以一种比较尖锐的口吻，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对于这位前同行的批评，哈维尔随后作出了自己的说明，又刊登在同年的《纽约书评》上。这场争论的内容关乎文学和政治各自的身份、立场及意义。
哈维尔从一段往事经历谈起：曾经有一段时间，朋友和熟人在街上碰到他时，都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哈维尔分析原因有二：第一，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把哈维尔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良心，如果碰面，他们就要解释为什么自己没有采取诸如此类的行动等；第二，人们担心也许有警察跟踪，和哈维尔打招呼会成为一场不愉快谈话的根源，会成为对他们进行迫害的一个理由。“简言之，我成了这些朋友的一种不便（inconveniences），对不便最好的办法是躲开。”哈维尔甚至将这种感觉“不便”看作是人们回避现实、最终屈从现实的根源：“它导致了姑息，甚至是勾结，其后果也许是自杀性的。”在这篇演讲中，“不便”这个词贯穿始终，在西方听众面前，哈维尔呼吁不要把“后共产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不便”从而回避它。当他指出后共产主义的恶梦主要是与民族主义有关的种种表现——它是此前完全抹杀差异性的一种惩罚——之后，哈维尔提出，即使是西方社会也要正视由后极权主义社会提出的这个挑战，找出人类自我理解的新的形式，即促进人们、国家、民族、文化之间互相理解的新形式，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产生新的政治形式。该演讲的结束部分，哈维尔提醒人们不要以“不便”为理由来对待我们愚蠢地认为与己无关的事情。
二
布罗茨基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写这封公开信，是考虑到自己和哈维尔至少有两个共同之处：其一，都是作家，都属于使用文字的人，知道在下笔之前必须斟酌再三；其二，都曾经生活在警察国家，坐过牢。尽管置身于俄罗斯边远地区充满屎尿的水泥牢房中，不同于文明的布拉格干净整齐的单独监禁室，但是都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认为他们早已经是“笔友”了。
需要将这个布罗茨基的情况稍微说几句。此人1940年出生，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没有正式工作，他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写诗和流浪，1964年被指控为“社会寄生虫”受到审判，被判五年强制劳动。结果是包括阿赫玛托娃在内的许多作家、诗人为他奔走呼吁，使他提前二十个月获释。1972年苏联当局把他找去对他说，“欢迎”他离开苏联，随后他被塞进一架不知所向的飞机，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在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布罗茨基同时用英语写作。1987年布罗茨基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称布罗茨基“属于俄国古典主义传统。同时，是不断更新诗歌表现手法的高手”。
当布罗茨基强调哈维尔是一个作家，他将以一个作家的工作来衡量哈维尔在演讲中所谈论的内容时，他的前提是这样的：一个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寻找出最准确的表达的人。这不仅因为作家具有某种出色的文字运用能力，而且在于作家还是一个洞察力深邃的人，他不会停留于对事物的流行见解，而能够发掘出事物更为复杂的方面和内在原因。某种洞察力更与一种诚实的品质有关，他将尽量忠实于一个人在私下沉思时已经掌握了的真理，避免因为在讲台上、在麦克风前而跑了调。如果发生这种不符合的情况，他将比任何人都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按布罗茨基的意思，如果是换一个人对别人回避自己作出那样的解释，他就不足为怪，也“不予追究”了，但偏偏是哈维尔，作为一个作家，他是有能力审视自己说得是否准确、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已经走样的。于是，他结合自己的经验，进一步提供了为什么对牢里释放出来的政治犯采取回避的理由。
在担心可能的迫害之外，布罗茨基提出进一步的解释大致有三：
其一，人们完全不认可这样的行为，压根儿瞧不起看上去像是拿着长矛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觉得少数这些人仅仅是一个错误行为的典范，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的倒霉蛋身上是完全不值得的。人们甚至还会产生一种类似幸灾乐祸的心理，他们看待少数这些人就如同健康人看待病人，会感到某种心理上的安慰。当他们黄昏时分回到家中会对妻子说：“今天我遇到哈维尔了，这下够他受的了。”
其二，人们瞧不起哈维尔这样的人，认为他们是错误的，同样的标准也在这些曾经被关押者本人身上起作用，即他们本人也程度不同地、模棱两可地认为自己“有罪”。它不是摆在桌面上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是从这样的事实中可以得知：当警察来到自己家中时，这些人并不拒捕，而且还会将此事当作暗中期待的“狠狠一击”。“一个人可以完全深信国家是错误的，但一个人很少对自身的美德怀有信心。”如此，“一个刚刚从牢里释放出来的人，不会对有人回避他感到吃惊，也不会指望获得全人类的拥抱”。
其三，某种英雄式的行为超出了常人的行为之上，必然与他人保持了一段距离，也必然是孤独的。因而从一般人的眼光看来，多少感到遥不可及，觉得与己无关，乃至很不真实。在他们看来，太过邪恶和太过美德都是值得怀疑和敬而远之的。布罗茨基用了一个比喻说：“对他们来说，你是美德对抗邪恶的试管，而那些人不想干涉这个过程。”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当他们黄昏时分回家，对妻子说的是：“今天我在街上看见哈维尔了，他好得不像是真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看起来更为实在和普通的考虑：“相对主义的”和“为自身利益所吸引”。而正是这些人在那场温和的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新的环境下同样感到如鱼得水。
总之，布罗茨基提出诸如此类的理由，与其说是补充哈维尔担心“潜在迫害”的说法，毋宁看作对哈维尔所提供的解释的一种挑战。这种挑战的潜台词是：用制度的迫害去解释一件事情是最容易不过的了，听上去似乎是最为合理的，尤其是宜于消化的。比较此前提到的“不便”来，这样做是比较方便（conveniences）的。在布罗茨基看来，哈维尔曾经遭遇到的冷遇，不是因为人们感到“不便”，直接地说就是因为“人心之粗俗”。把问题引向有关人性的解释，引向人性中深藏的恶及其脆弱，是布罗茨基提供的视角。“但这样一来，总统先生，你就无法为你的演讲下一个响亮的结论。有些事情是随着讲台而来的，不过我们应该抵制它，无论是不是作家。”布罗茨基以讥讽的口吻说道。
不能不说，作为诗人的布罗茨基的目光是深刻犀利的，他进一步引申开来的问题尤为复杂难缠。但是在作进一步的分析评论之前，还是让我们再来看看哈维尔本人是如何回答布罗茨基的“挑战”的。
哈维尔的答复比较简单。他坚持自己“不便”的看法所提供的依据是：捷克和俄国有着不同的民主传统，从中形成的对民主、自由的感知有所区别。哈维尔指出，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实际上享受了某种程度的现代自由和民主，而斯洛伐克人在他们的第一共和国期间则享受得更多；虽然重新获得自由是那么不易，但是人们对于自由保留了关于自由的记忆和欢欣鼓舞的经验。哈维尔为此用了复数“我们的斗争”。比较起来，与布罗茨基有关的，却是“为了获得思想和行动自由而进行实际上是私人的斗争（同时也是先驱式的斗争）”，这当然是民族的民主传统不同所致。
如果从民族的民主传统出发，从一个民族对民主、自由的认知的整体水平出发，哈维尔所说的他本人如何成了别人要回避的一个“不便”，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因为曾经有过自由经验的人们，内心里是认同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那种堂·吉诃德式的做法的，清楚地知道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不管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如何。哈维尔回顾说，当时有一个称呼叫作“灰色地带”，指的就是那些过着双重生活的人，他们认识到从各方面来说，不改变是没有出路的，但是他们自己并不想直接加入到抗争的行列中来。哈维尔等人出现在这些人面前，无疑让他们感到了某种羞耻，感到一种自责。哈维尔承认，这批入主要还是受过教育的阶层。应该说，哈维尔的解释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布罗茨基在此公开信中一再以惊讶语气表现出来的反诘——“莫非我理解错了捷克人的特性”——不是没有可能的。
问题似乎解决了。但实际上并非粗粗的一瞥所看到的那样简单。撇开民族的民主传统区别的问题，哈维尔和布罗茨基至少还表现出这样的差异：前者对周围的世界、周围的人似乎抱有更多的信任，更加乐观一些；后者则采取更多的怀疑，更加悲观一些。而这个区别是否还意味着另外一些区别？比如说，一个政治家和一个诗人不同地对待世界的态度？而问题的缠绕还在于，哈维尔本人曾经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剧作家），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因为身份改变而改变了某些看待世界的立场？
了解这种改变，有必要稍稍审视那个未经改变的起点。
三
应该说，布罗茨基在公开信中进一步表述出来的对极权主义制度的看法，并且借此构成的对哈维尔的诘难，正是哈维尔本人曾经多次表述过的。看来布罗茨基这位老兄对自己的论战对象并不是十分了解。
在布罗茨基看来，“极权主义”不是单方面的事情，不是仅仅发生在地球上的某些地区的奇闻，不是从不知名的某处强加给人类身上的一个错误、一次骇人的政治偏离，而是这个世界当今危机的一个信号，“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倒退”，用“人性的崩塌”来称呼这个广泛存在的危机更为恰当。在这个意义上，它提供了当今人类的“一面镜子”。“把我们在世界上的这场灾难，看成是群众社会的第一声叫喊——一声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个世界的未来所发出的叫喊，把它看作不是一个主义，而是突然出现在人类中心的裂口，它吞噬诚实、同情、教养、正义，并以此为满足，展示了一种看上去完美而单调的外表，这将是真正的不便，尤其是对西方民主工业国家的牛仔们来说。”
哈维尔有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表达。对于简单地用“主义”来称呼某种复杂的现象，哈维尔多次表示深深厌倦。其实，类似的看法我们在许多艺术家那里都可以看见。哈维尔本人多次用“人类个性（‘identity’，按李慎之先生的建议，应该是‘自性’）的危机”来称呼这种普遍的危机。作为一个荒诞派剧作家，他这样描绘自身所处的焦虑：“‘处于危机状态中的’现代人——失去了对先验的把握，失去了绝对的经验．失去了和永恒的联系，失去了对意义的感知。换句话说，就是失去了根本。”（《去捣捣乱》）由现代文明所产生的某种技术化的匿名的官僚权力，“攫取和吞噬了每一个人，将所有的人都结合到其中去，至少通过他的沉默。没有人真正拥有这种权力，因为这种权力拥有每一个人，它是一头怪兽”。在这个意义上，哈维尔多次重申“极权主义是对当代文明的一个巨大的提醒”。（《政治与良心》）对于后极权主义消费社会的捷克斯洛伐克，哈维尔强调：“这种灰色空间的生活，难道不是一般所说现代生活的言过其实的讽刺画？事实上，我们正处于一种警告西方的立场之上。”而如果有人（比如身处白宫的那些要人）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将这种制度从地球表面铲除，然后便万事大吉。那这无异于一个相貌丑陋的女子通过打碎镜子来摆脱她的窘境一样”。（《政治与良心》）其中所谓的“讽刺画”，所谓“镜子”的比喻，恰如哈维尔在回答布罗茨基的那封信里中肯地表述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误解的分歧”，而不是事实上的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