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出狱之后，他拒绝了父母让他出国的催促，进了一家制作电灯泡的工厂——它有一个光辉的名字“罗莎·卢森堡工厂”——当了一名焊接工人。这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第一次直接和工人的世界打交道。用他本人的话来说，这个工厂有着华沙最漂亮的姑娘，他在她们中间很受欢迎，“我想不出来还有别的比这儿更好的地方”。在那里，他支持工人们组织了一次抗议，赢得了工友们的信任。1970年秋季，哥穆尔卡下台，爱德华·盖莱克接替了他，米奇尼克重新回到课堂，作为波兹南（Poznan）大学的扩招生，1975年得到历史学硕士学位。直到1977年重返监狱，这是他前后十年中远离审讯和牢笼最长的一段时间。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和天主教知识分子有了广泛的接触，他们互相阅读，彼此产生了理解、信任和好感。当时也只有天主教的报纸发表他本人的文章。于此期间他写了一本书——《教堂和左派》，试图把天主教和世俗知识分子的力量结合起来，该书1977年于法国流亡出版社出版。他还鼓励老朋友库隆看望波兰主教，而此前，这位共青团书记仅仅将教会视作敌人。阅读阿伦特也是开始于这一时期，一本《极权主义起源》在朋友们中间热烈流传。
这期间他所完成的最重要的事情是1976年9月“KOR”——“保护工人委员会”的诞生。稍前，在拉多姆（Radom）和乌尔苏斯（Ursus）地区发生了工人抗议事件。米奇尼克参加了一次对乌尔苏斯工人的审判。“我听到了不适当的宣判词，我见到了人们波浪般的喊叫，我为愤怒的浪潮感到震惊。我感到不可能把这些人丢下不管。”米奇尼克后来用了一个类似哈维尔的表达，“它来自一个道德上的冲动”。紧接着，米奇尼克和库隆从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别就此事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呼吁西方的知识分子支持波兰工人。这是知识分子首次介入工人的案件。随即KOR诞生。“它建立在后极权主义政治行动的哲学上面”，它是在后极权制度中所开辟的新的空间。
在此期间，米奇尼克受萨特邀请去了一趟法国及意大利，和西方左派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他发现在东欧和西欧的持异议者之间“存在着悖谬的联系”。那些和他同样经历了1968年洗礼的年轻人心目中最大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他们主要的概念区分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对米奇尼克来说，他的主要区分是极权主义还是反极权主义。他经常被问及KOR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他用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两句话回答他们。第一，“我们不是来自左派的或右派的阵营，我们来自集中营”；第二，“我们是全新的”。在意大利他反复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意大利的工人是否准备支持波兰工人？”因为波兰工人正在反对意大利工人所支持的苏联一东欧阵营。回国之前，库隆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带一个油印机回来，米奇尼克认为库隆“疯了”，“在波兰什么地方可以藏这样一件玩意儿？”
从巴黎、罗马、伦敦、汉堡喝完香槟回来仅仅两个星期他再次被捕，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尽管他用民间的老话“有了第二次就有第三次”来替自己打气，他还是感到很不好受。这次是因为一个学生也是KOR的合作者被杀害，他们去参加了他的葬礼，返回的路上汽车就被拦截。这是1977年5月，米奇尼克的被捕引发了知识分子团体广泛地反对逮捕的抗议，他被关了两个月就释放了。但是这样的规定却遗留了一段时间：每两个星期之内，他就要在监狱里待上四十八小时。它的讨厌之处不是待在监狱里的时间，而是等着被投入监狱的时间，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种麻烦的情况毁了我的性生活”，他说。直至1980年投入团结工会之前的这段时间，除了KOR的活动，米奇尼克还帮助建立了一个独立出版社，帮助“飞行大学”展开活动（在人们家中或别的地方开设被禁止的课程）。
1980年，库隆在华沙的一次会议上问是否有人愿意去格但斯克，因为那儿船厂的工人们正在举行罢工，是由一个叫作波鲁塞维奇（Bogdan Burusewicz）的KOR成员组织的，米奇尼克欣然前往。他力图说服工人们作出某些让步。但于1980年8月，他和其他几个人又被抓，船厂的工人们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声援运动，团结工会诞生。结果不仅是释放了这几个人，而且争取到了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在那段时间内，直到今天，我们都认为团结工会是我们（KOR——笔者）的孩子，尽管是非法的孩子。”1981年，KOR宣布其作用将由团结工会取代。米奇尼克和库隆都加入到团结工会的运动中来。
在这个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中，米奇尼克如何给自己定位？如何和工人出身的瓦文萨摆正位置？“瓦文萨是一个运动的领袖，而我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他仍然从一个异议者立场来作出判断。当被问及在团结工会的“日常工作”时，米奇尼克答道：“我处在一个反对瓦文萨的小圈子里。”他担心瓦文萨对政府妥协太多，防止将团结工会变成一个纳入现存制度的组成部分，同时严厉防止瓦文萨把自己凌驾于团结工会之上，成为一个新的权威，从而把该组织变成一个新的专制组织。他认为，团结工会的经验，是他们所有有关民主、自由、尊严、判断的学徒期。选择当团结工会的反对派，这使得瓦文萨很恼火。与此同时，政府也要求瓦文萨跟米奇尼克、库隆这样的知识分子保持距离。而米奇尼克恰恰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性格，他坚持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乃至后来瓦文萨私下对米奇尼克说：“你知道，亚当，我佩服你。如果我是你，就要拧断像我这样家伙的脖子。而你是圣徒，你让我活着。”这种情况一直到1981年12月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军管，把米奇尼克、瓦文萨、库隆这些人通通关进监狱而告终。从监狱出来后的一段时期，米奇尼克和瓦文萨好得像“同性恋”似的。
军管之后，米奇尼克又被关了两年八个月，尽管实际上并没有审判。1983年年底，当时的警察头子让人带信给米奇尼克：可以选择去里维埃拉过圣诞节还是继续留在牢里过上几年。米奇尼克回信道：“如果是你，你会选择里维埃拉，这就是我和你的区别。你们是一些猪，而我们不是。我爱波兰，即使在牢里。我不想离开波兰，别打这主意。”这封信被自由欧洲电台于圣诞节广播之后，波兰人也听到了，从此再也没有人说米奇尼克是犹太人，因为他已经显示了对波兰的忠诚。这次出狱六个月之后，米奇尼克又被判了三年。对于这段经历，他自己的评价是：“为了团结工会十六个月辉煌瞬间，付出六年的代价是值得的。”
在接受法国“六八年人”丹尼尔·科恩—邦迪（Daneil CohnBendit）的访谈中，他扪心自问“作为一个六八年的老兵”，是否做到了首尾一贯？回答是肯定的：“我始终坚持反权威的理想。”法国人对他说：“我们是在不同的层次上作战。我不久前刚在西方说你是我最尊敬的同代入之一，但是我必须说，我不知道假如我在波兰我是否有勇气像你那样行动。我太热爱生活以致不能清醒地面对监狱的威胁。”米奇尼克说：“我和你一样热爱生活，所以殉道者的头衔根本不适合我。”“我并没有想要坐牢，我是被强逼的。一个君子总得始终做一个君子，甚至是在屎尿中行走。”但同时他承认关于“殉道者”的说法有一点是真实的：“如果你捍卫一种理想，那么你首先要让它实现，用你自己的行为表明你相信它；换句话说，你要让它得到见证。”
1991年瓦文萨当上总统之后，米奇尼克一度出任国会议员，但不久后辞职，主编波兰最大的一份报纸《选举日报》（GazetaWyborcza）至今。在这份报纸上，他依旧批评现政权，依旧批判波兰社会。1999年圆桌会议十周年之际，当年的原班人马在美国举行了纪念（瓦文萨没有到场），米奇尼克受到了比现任总统、总理更大的欢迎。
二、立即动手重建社会
1985年米奇尼克的《狱中书简》出版时，他仍未获自由。为该书作序的美国作家、反核活动家乔纳森·希尔（Jonathan Schell）在序言中写道：“同时具有反思行动的写作能力和直接参与行动是不多见的——写作要求孤独，而行动要求和他人在一起。而米奇尼克能够做到这一点，应该归因于权威帮忙的结果。因为他们反复地把他投入监狱，而这期间成了米奇尼克写作灵感焕发的时刻。这就决定了他的写作仍然深深嵌在行动的框架之内，他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是为了行动而写作，他直接面对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写于1976年10月的文章《一种新的演进》，可以看作米奇尼克思想和行动的开端。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涉及一个对形势的判断，即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行动，我们（可能）具有什么样的空间。对于当时波兰的政治形势判断，米奇尼克的结论是——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波兰不可能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变化。由于波兰没有强大的军队，所以波兰必然处在拥有核武器的苏联的控制之下，事实上，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和这种庞大的军事力量相抗衡。想要赢得一场对苏联的军事战争是毫无希望的。因此，对于想要改变波兰现状的人们来说，并不是19世纪左派的“改革”还是“革命”的问题。“要相信通过革命和自觉组织的行动来推翻某个专制，既非现实，也是十分危险的。”在短期内，完全看不出来苏联想要放弃对这个地区的全面控制，如果苏联军队不可能被赶出波兰，苏联的政治结构仍然保留，波兰的政治格局将会一如既往，极权主义也将延续。
在这个意义上，米奇尼克同意当时人们谈论的第一点——不可能战胜庞大的军事和警察的力量；但不同意另外一点——所有的抵抗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是这种抵抗要获得一个全新的起点。米奇尼克分析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一度占据上风的改革派“修正主义”（revisionist）和“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t）。前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内，试图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人性面孔和其他别的解释，把共产主义制度加以松动和自由化；后者主要与波兰天主教知识分子的态度有关——虽然反对共产主义但寻找一种讲实效的途径通过与其合作来限制它。修正主义忠实于《圣经》（马克思主义），但是以自己的方式来阐释它，而新实证主义追随教堂（效忠于苏联），却希望它迟早完蛋。这两者都是在体制之内的运作，都有了自己有限的积极成果。然而非常致命的是，它们归根结底在“勃日涅夫教条”的框架之内解决问题的取向，使得它们在真正的群众运动面前失去了应对能力及自身存在的意义。譬如修正主义之于1968年的民主运动、新实证主义之于1970年的工人罢工，都不能最终选择自己是站在使用武力的一边还是遭受暴力的一边。结合中国80年代的人道主义和90年代的实用主义，部分地可以加深理解波兰的这两股思潮。
米奇尼克旗帜鲜明地指出今天的反对派和往日的改革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相信演进的纲领必须在独立的公众（anindependent public）面前提出，而不是提供给极权主义的权力。这样的纲领必须指引人们如何去做，而不是说掌权者让他们如何改进。对权威来说，没有比来自下面（from below）的压力更能够引导他们”。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米奇尼克完全是新一代的做法，在他头脑中，不存在一个需要不断加以关注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需要明里暗里不断关注他们的行为、动向，希冀最终由权威作出关键的变动，从而引起预期的社会效果，或者借此作为自己政治赌博的押宝。跟皇帝一道进餐的人仍然将皇帝看作唯一的权力资源，他将依据皇帝的脸色、皇帝将要收获什么而行事，甚至皇帝所拥有的某个怪癖也成为这些人关心的对象和行为的依据；而采取独立行动的人们相信还有别的权力资源，他的席位不是在皇帝的餐桌上，而是在自身的行为当中，这样的行为不需要皇帝来钦定，不需要皇帝赋予其意义，而是自主的和自我赋予的。说米奇尼克是个言行一致的人，这是鲜明的例证：既然是搞民主，就意味着眼光向下，意味着立足自身，立足于和自身一样独立的人们，他和这些人的行为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起点。他这样的行动可以从任何地方、任何人那里开始，而且可以马上就去做。当然，苏联军队暂时不可能被驱逐，那么十个人聚集在一个家庭中聆听被禁止的关于波兰历史的讲座如何？这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及其渠道是不可能改变的，那么，由一小组工人写出他们工厂和他们生活的真实报告如何？而当全国千百万人抛却恐惧，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地方性的行为又将如何？用米奇尼克的朋友伊林娜·格鲁金斯卡一格罗斯（Irena Grudzinska-Gross）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超越政治地平线的限制却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理界限之内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