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一出道德剧的罪人
“我每分钟一摸就在肉里感到创痛，我抑制着它，并不求上帝转移它，因为他为什么应当把它从我身上移开，如果他不把它从别人身上移开的话？”
——米沃什，1977
米沃什的出身背景，在某些方面和那位俄裔英国人以赛亚·伯林有些相似，他们的年龄也只相差几岁。同为豪门贵族，与当地普通人有着相当的距离；同样不十分在意自己祖先的传统，而是向往方兴未艾的国际社会、国际文化——伯林的父亲是一位被同化了的犹太商人，对于犹太经典一窍不通；米沃什出生后最初几年是在俄国度过的，他父亲在那里以一名机械工程师的身份为生。除了这些清晰的方面，两人背景中那些晦涩的方面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伯林的家庭里都是说德语的俄国人，而米沃什的家人则是说波兰语的立陶宛人，这种情况多少像一面墙壁被刷了两次油漆。因为民族因素带来的不公正，在两位少年的心里，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如果有一本关于流亡作家的书，其中将伯林和米沃什列在一道，那是不足为怪的。事实上，同样走上了流亡之路的人们，其道路千差万别。少年时代的伯林颠沛流离，尝尽人间辛酸，但很快安定了下来，1921年，他随家人到了英国，接着读牛津、当外交官、著书立说，进入上层社会，可谓风光一时。而米沃什则在年轮所赋予的玫瑰色梦幻中多滞留了一些时光，因而他要为此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伯林曾经用一句话形容自己——“我总是生活在表层”，那么米沃什完全可以担当相反的那句话——“我总是生活在里层”，尽管从个人气质上来说，他们同属于“低调处世者”。
日常生活中总是有超出历史家书写之外的那些成分。米沃什后来描写他在那里完成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的维尔诺，是一个“从童话中长出来的城市”。深藏在林木葱郁的山谷中，远处是众多的森林、湖泊、溪流，耸向天空的众多的教堂塔尖之间遥相呼应，它们金黄的颜色与四周的松树白中带黑的色调形成鲜明对比。当然，城市的郊外还有许多美妙的地方，尤其是不同季节的湖面，成了米沃什和他的诗歌朋友们经常光顾的场所。这些给自己的杂志和团体命名为“灾祸派”的年轻人，并不像是以一种可怕的直觉预言了即将到来的可怕的巨大灾祸；他们更像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迷恋者、追随者，一心想写出骇人听闻的句子，受到世人承认和瞩目。不应忽视的是，受现代主义迷惑本身是有条件的，即感到了与环境之间不可调和的差异。对这些维尔诺上层青年来说，则是与仍处于挣扎之中的种种传统习俗、观念之间的冲突。
这位法律系学生不务正业的投入和付出得到了回报。1931年，他开始在报纸杂志上正式发表诗作，1933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1934年，大学毕业之后，他拿了奖学金赴法国留学，1936年，回国任职于波兰电台文学部，同年出版第二部诗集《三个冬天》，一个不错的前程似乎正在这个年轻人面前审慎地展开。然而，很快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及澳大利亚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实际上，稍早几天，8月23日德国和苏联就签订了秘密的《里宾特洛甫一莫洛托夫条约》，条约中两国就瓜分波兰达成了协议。立陶宛被算到苏联统治辖区内。苏联红军立即开到了维尔诺。而当德国单方面向波兰下手之后，9月17日，苏联从东部入侵波兰，至10月中旬，波兰军队已经没有还手的余地。1940年，米沃什短期回了一趟维尔诺，他发现苏军统治下的维尔诺已经面目全非，他只有匆匆逃离。他后来形容自己在维尔诺苦苦经营的那个先锋诗歌小圈子，“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
离开维尔诺后，米沃什通过了四道封锁线，艰难地回到华沙，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由于他原先的左派背景，在整个抵抗运动期间，米沃什和左派分子的抵抗运动组织在一起，他编辑了一本抵抗诗文集《不可征服的歌》，并自己写一些带有左派倾向的抵抗诗篇。但与此同时，波兰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抵抗组织，是由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所指挥的“国家军”。这个1 939年波兰被入侵不久之后先是流亡巴黎然后流亡英国的旧政府，在相当部分波兰人当中很有号召力。对很多人来说，所谓忠诚于国家，便是忠诚于这个流亡政府。1944年夏天，当苏联红军把希特勒的部队赶出境内，来到易北河对岸时，这个流亡政府有些沉不住气了。他们希望在华沙城内迎接苏联人的是一个已经有效运作的波兰政府，因此在这之前，应当从德国人手中夺回华沙。1944年8月1日，集聚了好几年的这支抵抗力量在华沙犹太人居住区发动起义，但很快遭到德军的镇压。希特勒很快从别处调来了军队，决意夷平华沙，杀一儆百。一部叫作《华沙起义》的纪录片，拍摄者为当时起义队伍中的战士（几乎未能幸存），其中有清晰拍摄到的隶属苏联红军的华沙某部队在易北河对岸河边洗澡的镜头。但是苏联人却没有伸出援手来帮助波兰人。因为他们深知现在正在抵抗德军的这支部队的这些人，是他们进城之后最不易对付的。在《被禁锢的头脑》一书中，米沃什将此比喻为“一只苍蝇面对两个巨人的搏斗”。其结果只能是，一只苍蝇不能反抗两个巨人，只有先后两次被不同的巨人所吞噬。整整六十三天，华沙城火光冲天，死者达二十万，而德军损失不到两干人。眼前悲惨的情景使得人们不得不再次仰天哀告：“到底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忠诚？”不久之后米沃什和朋友在废墟上行走，他看见一块小木板上用红色（不能确定是血还是油漆）写着：“利欧特纳·兹别斯塞克的受难之路。”他陷入了沉思：谁是利欧特纳·兹别斯塞克？在仍然活着的人们中间，有谁知道他最后所受的罪？ “从一个被毁弃的大地抛向天空的一声叫喊……”由民族分裂带来人的内心的分裂，精神上的分裂，更是灾难深重和无法衡量的。记住米沃什的这句话：“如果说那些发展得较为和谐的国家里的人们觉得波兰文学难以理解，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体验过国家的分裂。”
米沃什不在起义现场。但是这场起义同样把他变成了一个幸存者。在这之前，他已经有好朋友不断地死去，在战场上、在牢房里。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一个幸存者的位置上，就是处于一个被拷打的位置上。别人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在周围的亡灵余温尚存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无谓的问题。当死神将人们当中的一部分带走的时候，也给其余人留下了巨大的空白——死者为什么而死？而活者凭什么活下去？显然，幸存者并不直接等于正义的主持人，那么留给他的责任是什么？是否要见证那些离去的人，他们曾经和你我一样活过？米沃什在战争阶段写的诗，充满了种种疑虑、困惑、垂死者的孤独、与亡灵相处的经验、真实的界限以及灰烬、拯救这样一些主题。某些主题甚至贯穿了他一生的写作。在一首叫作《彼岸》的诗中，诗人先是引用了伊曼纽尔·斯威登堡关于地狱的一段话，其中谈到有些温和的地狱如同大街小巷，如同农人的茅屋。诗的开始设想一个年轻人在抓住窗帘的丝绒这最后一件大地上的物件之后，“滑向地板”，他没有想到所有人经历的，自己终究也逃不掉：“然后，我踩进轮辙，／在铺得很差的路上。小木屋，荒野上残缺的分租房屋。／用铁丝网围起来种马铃薯的小块土地。／他们玩仿佛牌，我闻到仿佛卷心菜，／有仿佛伏特加，仿佛污垢，仿佛时间。”这里的“仿佛”（as if），浸透了巨大的悲哀：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之后，这些人们所过的仍然是同原来一样的日常生活，仿佛是玩牌，仿佛闻到卷心菜，仿佛有伏特加，仿佛拥有污垢与时间。他们是一些多么不甘心的人啊。
那首名为《咖啡馆》的非常著名的诗，写于1944年。诗中出现的时间是冬天的下午，那是起义之后的第一个冬天，诗人在咖啡馆桌子面前想起了它。“只有我劫后余生，／活过咖啡馆里那张桌子，／那儿，冬天中午，一院子的霜闪耀在窗玻璃上。／我可以走进那儿，假如我愿意，／而在凄冷的空中敲着我的手指，／召集幽灵。”在一个布满屈死的亡灵的城市里，传统上被认为是“通灵者”的诗人，威了亡灵的搜集者。他为发现自己与亡灵之间巨大的不对称感到心烦意乱：“……我可能仍在遥远北方的森林中砍树，／我可能在讲台上说话或拍电影，／使用他们闻所未闻的技术。／我可能学尝海岛水果的味道，／或者穿着这世纪后半叶的盛装照相。／但是他们永远像某些巨大百科全书中，／穿着礼服大衣和胸前有花边皱褶花纹的半身像。”诗的结尾，在一种反讽的情景中，亡灵们终于扳回了局面，“转败为胜”。因为他们拥有一个为别人所不了解的知识——如何死于同类的手中：“有时当晚霞漆染贫穷街上的屋顶，／而我凝视着天空，我在白云中看见／一张桌子晃动。侍者带着盘子急转，／而他们望着我，爆出笑声，／因为我仍然不知道在人手中死去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知道，他们知道得很呢。”（杜国清译）顺便说一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战争诗之所以很少流传下来，原因之一在于缺乏以平等的眼光看待死者，在把牺牲者提升为“英雄”、“烈士”之后，他们也就没有了人类生命的体温，不存在作为普通人对于生命的热切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