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辅礽对于后温州模式的解释比较完善，他认为，后温州模式与其形成之初的温州模式已有很大的不同。例如，那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遍地开花”创建农村非农产业的状况已有改变，农村非农产业正逐渐向一些小城镇集中，或者使一些村庄发展成为小城镇。同时，企业的规模也比当初扩大许多，出现了一些合伙企业（温州称为“股份合作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少数股份有限公司。在技术水平、产品品质、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上也都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形成了一批名牌产品，如低压电器、皮鞋和西服等，还兴起了一些以往没有或很少有的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如化工产业等）。不少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更为规范，市场营销方式也有了很大变化，主要不是靠大量的供销人员到各地销售产品、采购原材料，而是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建立专营店等营销网络，有些产品甚至在靠近市场的地点生产。（董辅礽，2002）
笔者认为，后温州模式定义应该突出两点：第一，从内部看，温州民营企业在制度上的自我突破与创新；第二，从外部看，随着要素市场的改革与完善，市场资源配置发生重大变革，出于节省交易成本的考虑，温州民营企业发生了组织演变。因此，后温州模式可以定义为：温州经济的发展突破了古典模式那种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限制，走向了企业联合、兼并、重组、优化的集团化规模发展的道路，走向资产经营、资本经营综合发展，大力开展虚拟经营，逐渐造就了一批具有现代经营理念的企业家。
二、后温州模式的基本特点
比较古典温州模式与后温州模式，可以看到两种模式存在截然不同的特点。
（一）产权结构不同
古典温州模式下企业的产权结构是家族经营为主；后温州模式下的企业已经开始进行现代改造，移植现代公司制度。
古典温州模式的特点，依照费孝通的说法是“小商品、大市场”，千千万万的农民组建遍布农村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作坊式的生产、销2452售或其他中介服务的业主制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一模式与以美国经济模式为实践版的新古典标准模式极其相似，也就是赵伟所称的“新古典模式的浓缩版”。
（赵伟，2002）
家族制在企业的初始创业阶段有着别的类型企业不可比拟的优势，如强大的凝聚力、艰苦的创业精神和灵活的经营机制，但随着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家族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加之买方市场的形成，人才、资本等要素市场的发育与完善，具有现代经营理念的企业家队伍的造就，家族制继续沿用会增大交易成本，于是一些企业开始进行家族制改革。
2000年温州公司制企业发展到20864家，绝大多数为有限责任公司且基本上为民营企业。其中规模较大的200来家公司以资本或品牌为纽带，联合一批中小企业组建了企业集团，如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奥康集团和报喜鸟集团等。在德力西集团，家族制的改造通过三次组织形式的演变：合伙制、股份合作制、企业集团。企业创始人从农民、裁缝、供销员、作坊业主、厂长到董事长的变迁，正好体现了家庭作坊到现代企业的升级过程。
（二）资源配置方式不同
古典温州模式下企业通过供销大军与专业市场及消费者建立市场联系；后温州模式下的企业市场资源配置发生了重大变革，虚拟经营、企业联盟等中间型经济组织取代了过去的专业市场。
古典温州模式下企业通过十万供销员在全国各地推销产品或采购原材料，以及在本地建立各种专业市场（如桥头的纽扣市场、柳市的低压电器市场等），形成市场网络，以市场为媒介，借助市场配置资源，与各地的消费者（包括客户）建立密切的市场联系。
近年来，温州大量的民营企业开始发展虚拟经营、企业联盟等中间型经济组织的尝试，企业市场资源配置发生重大变革。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借助组织外的力量进行整合弥补，其目的是在竞争中最大效率地利用企业有限的资源。
（三）产业结构不同
古典温州模式下的产业结构属于“小商品、大市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后温州模式下的产业结构开始升级，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产业得以发展。
古典温州模式下的业主制企业按照市场的需求，彼此分工协作制造各种低品质的劳动密集产品，例如塑料编织袋；用城市企业的下脚料生产腈纶服装、塑料凉鞋、纽扣、拉链、各种证章、各种低品质的低压电器等等，产业结构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
后温州模式不仅对原有的产业和产品进行提升，而且向更高的产业结构升级。如今温州的轻工企业各领风骚，服装、鞋革、眼镜、打火机、锁业、剃须刀、笔业、塑编、印刷包装、纽扣拉链十大行业的民营企业已经在国际市场形成自己的优势。
综上所述，后温州模式可以归纳为：①在专业市场走向衰落的同时，虚拟经营等中间型经济组织开始兴起，从而由产品市场对企业组织的替代过渡到企业组织对产品市场的替代；②小商品大市场被新的产业结构所取代，产品的档次开始提升，新技术的采用改造了原有的传统产业及其产品；③家族式经营逐步淡化，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兴起，职业经理阶层的引进改变了家族企业权力高度集中的特性，资本逐渐出现社会化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后温州模式并非温州模式发展的终极目标。笔者认为，近年来关于后温州模式的讨论，实质上是对于古典温州模式的突破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理论概括。温州模式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它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扬弃与发展。这个问题将在本书第八章中专门讨论。
第三节 温州模式研究的视角与分析框架
以往对温州模式的分析，较多立足于制度的创新方面，从而对温州模式的归纳缺乏整体的架构。实际上，温州模式无论从历史还是逻辑的方面，都应当运用多视角的分析方法。笔者在本书中尝试对温州模式建立一种文化、交易成本双重分析的范式与框架。
一、以温州模式进化的轨迹确定研究的内容
（一）从交易成本经济学角度看，温州模式的进化有其内生的必然性
温州模式被概括为“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的发展模式”和“自组织模式”，核心是自发和内生的经济发展模式。（冯兴元，2001）如上所述，从产权角度看，古典温州模式下企业的产权结构是家族经营为主；后温州模式下的企业已经开始进行现代公司的改造，移植现代公司制度。温州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实际上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地方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提供制度环境和公共产品上，管理职能相应弱化。政府通过制度模仿和创新发挥着熊彼特所说的公共企业家精神，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缺陷。
从交易成本节省方面看，在古典模式中，专业市场比之于家庭企业自己建立销售渠道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所以，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应运而生。一旦随着规模经济发展，专业市场增大交易成本，温州家族企业就选择中间型经济组织替代市场组织。企业对市场的替代，使资本的运作更加高级与规范化。
（二）从制度演变背后的文化制约因素看，温州模式形成与发展的背后，实际上是温州人的市场精神体现
这种市场精神使得温州人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积极寻找市场机遇，在制度的灰色区域获得迅速发展。正是这样，才使得温州模式具有开放性、先1 5进性与超前性。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在温州20多年的变迁中，许多重大变革就是通过“犯规”行为“吃了螃蟹”，从而改变了人们的行为约束，创造了新的经济体制。20世纪70年代中期，温州就出现了大量的地下民营经济；80年代以后，温州在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变迁的过程中又始终翘楚国内，依靠企业制度创新，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成为自组织市场试验场；在冒险与闯荡意识的支撑下，温州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160万温州人在全国闯市场更是国内绝无仅有。随着市场条件的变迁，这种精神支撑温州人寻找更好的制度替代，一旦内外条件具备，温州模式的变革必然发生。所以，研究温州模式不能离开温州模式背后的温州精神与文化力。
以上分析可以确定，研究温州模式应该主要从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入手，同时研究其资源配置方式的演化。其研究的范式与框架应该是多角度的而不是单一的，应该是多维的而不是平面的。
二、温州模式的文化、交易成本双重分析范式与框架
（一）多重分析范式与框架是制度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要求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稀缺资源面前如何进行选择，以最大化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指出的，当代经济学一般不考虑文化因素，而是将文化因素抽象掉，进行纯粹的理性推理。诺斯也说过，除了少数几个像哈耶克那样的重要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
自19世纪70年代后，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占统治地位。新古典经济学具有两大缺陷：一是孤立的个人主义假设，二是完美的市场假设。在这样的假设之下，新古典经济学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对有机的经济过程加以处理，随机和偶然因素被排除在分析体系之外，使得经济理论发展为一门类似于数学、物理学的学科。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理论上陷入持久的危机。
制度经济学就是在批判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创始人凡勃仑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生物学等多种视角漫谈经济和社会问题，将经济分析的核心转向制度，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
凡勃仑对新古典主义以理性涵盖人类复杂的习惯活动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反对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强调心理、文化和历史因素在社会制度进化中的作用。他以“本能主义”心理学作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代替“苦乐主义”，主张采用“质”的分析方法（结构分析、历史分析和社会文化分析）研究不断变动的社会经济及其制度。凡勃仑认为，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人类的行动是遗传特性和过去经历的结果，行动不能被理解成效用与成本的计算，而应当从人的“本能”及所存在的环境重新去寻找决定行为的因素。因此，在经济行为的决定上，凡勃仑坚持从行为人所具有的遗传特征、个人环境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坚持认为正是多种因素决定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凡勃仑，1981）
新制度学派也认识到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假设的不现实，因而力图采取与传统经济学完全理性人不同的假设。交易成本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森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指出，人类理性受到信息传播效率和接受信息的能力等多种制约，只处于欲望的合理和有限制的条件之间，落在非合理的行为与超合理的计算行为之间的中间地带。从“无限理性”到“有限理性”，这应该说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假设的一种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