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政府应当引导、规范中间型经济组织运作。如作为全国首家无地域限制、以“财团”命名的温州财团从露面之初就引起各方关注，这一方面固然是受监管所限；另一方面温州企业目前的发展水平对产融结合尚难以企及，一旦真正走向产融结合，也难免触及“雷区”。政府按照中间型经济组织的发展规律规范温州民营财团可以避免很多无谓的争议。
（四）政府通过各种措施引导企业推进文化变迁
企业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系统中的亚文化，是企业人格化的生活方式，由企业的员工相互传承。企业文化代表了员工认同及接受的信念、期望、态度及办事准则等，是决定企业行为方式的价值观系统。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类似于社会的创生秩序与自生秩序。所谓自生秩序是指不是由人有意识地为某一目的设计出来的秩序，是一种自发的秩序；而创生秩序则是人为设立的种种制度与组织。企业文化虽然是自发生成，但它的转变相对于社会自生秩序，更容易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企业制度。企业制度作为企业管理者最容易控制的因素，通常被企业管理者运用，这时它们的企业制度在企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就显得特别重要。制度是形成企业文化的一项有效工具。
地方政府在积极实施和创新外部规则的同时，应当重视内部规则的培育，因为，只有当政府和社会成员通过平等的交易来实现互惠性制度变迁时，才可能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内在统一。（周业安，2000）政府通过推进企业制度建设可以影响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变革。
（五）建立与完善制度变迁的外部环境
第一，完善经理市场，规范经理人员的行为。选好经理人必须要有完善的经理市场。建立各方支持的大容量的经理人才信息库，将单位部门经理以上人员都列入经理市场选择的范围，以利于在更大范围内选拔人才。建立经理人才的市场工资制度，做好人才的薪酬调查和咨询工作，推动市场工资制度的形成。建立公正有效的仲裁机构，保证经理市场各方的合法权益，提高市场供需双方的积极性。
第二，完善资本市场。要加强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的信用制度的建设。提倡公平信贷，突破银行传统所有制观念的束缚，根据企业的效益，而不是企业的所有制成分放贷。拓展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空间。
第三，造就良好法律环境。有效的产权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前提，政府必须大力完善政策法规，充分有效地保护民企产权与中间型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同时，要根据中间型经济组织发展的新问题和新需求，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
第四，建立中介组织机构，更好服务于家族企业。如针对温州发达的制鞋业、制锁业，分行业建立产品创新分中心，成立具有网络会员制性质的产权交易中心，以促使高新成果与传统企业对接。
第五，加快科技创新，搞好人才的培训教育。在知识信息时代的今天，科技和人力资本在区域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应加大对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投入，整合当地科技资源，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大力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同时，加大高科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加强本地人才的培训与教育，为温州家族企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
第三节 文化的变革与温州模式的跨越
五缘关系、家族伦理制约，使温州企业难以吸收社会资本，难以引进职业经理人，难以协调家族与支薪经理阶层的利益冲突；泛家族主义扩展了社会信任机制，但是无形的社会关系网络又决定了温州模式的变革边界；有限的合作使得温州企业难以真正进行社会资本运作等等。从家族制来说，由于在温州树大根深，会形成与现存制度安排共生共荣的组织和集团，他们对这种制度有着强烈的需求，使它沿着既定的轨道持续下去。当制度变迁损害了家族成员的利益时，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将阻挠产权制度的变迁，这样，制度的变革就需付出非常大的交易成本。所以，温州模式的变革如果没有文化的变革是不可想象的。从家族企业迈向现代企业过程中，除了制度的突破与外在条件的完善外，必须进行文化的重构。
一、思想理念的转变
思想理念的转变是温州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核心内容。温州自古以来就强调功利的价值取向，与传统经济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极为深刻。家族观念、五缘关系、人情观念等非正式制度严重地影响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突出表现为家族主义与市场游戏规则的矛盾、五缘关系与契约信用的矛盾等等。例如，温州的家族企业中的权威力量显露无遗，老板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现代企业管理革命正是要通过对制度、机制的强调去冲淡那种带有封建色彩的家长制权威。家族企业的一个大“手术”是对那些老板本人开刀，让他们意识到他们传统的管理模式已受到挑战，必须着手去建立一种新的管理体制，而自己也受到它的制约。
不少温州企业开始注重在发挥领导者个人权威的同时，在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两权分离的法人治理结构、激励约束机制和科学的决策机制，将集权和分权有机结合起来。一些企业如正泰电器与庄吉、报喜鸟服装，把“精神领袖”
的经营理念以制度化、规范化的形式确定下来，并潜移默化地形成极具感召力的企业文化，用制度、文化底蕴而不是靠铁腕人物的威慑力产生激励、约束。
二、伦理道德的建设
（一）社会道德责任的建设
伦理道德规范是非正式制度中的重要因素，对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温州由于不注重质量，不注重信用，几乎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目前，温州商人遭遇的道德危机更令人尴尬：炒房团、炒煤团、炒棉团、炒产权团等备受指责。另一方面，也有媒体评价说，温州企业已经进入“道德经营”的阶段，对自己、对企业承担的责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如报喜鸟和乔顿已经名列我国首个制造业行业社会责任——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10家试点单位之一。均瑶集团成为国内第一家进入联合国“全球契约”的企业，该契约要求企业严格遵守对社会扶贫、环保、劳工福利等十项责任。
（二）管理道德责任的建设
管理道德上的问题在国内外都是非常严峻的，特别是经理道德状况每况愈下。考夫曼、克贝尔和楚勒纳在1986年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现实中的商业道德——尤其在年轻经理中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投机基本倾向”，而积极的伦理定向则相对较为少见。企业经理机会主义定向模式表现出四个基本形式：①机会主义者的典型特征是具有一种明显的“自我中心化”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