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运作的近视症与逐利倾向十分明显。用温州当地的俗话说：“温州人的头发都是空心的。”这一说法有两层含义：其一，温州人聪明透顶，所以头发都是空心的；其二，温州人逐利性太强，唯利是图，连头发也不是实打实的。温州资本很少会长期稳定专门做一个产业，往往通过有限的合作抱团进行炒作，获利后再度流向其他行业与部门。2003年，温州人开始将民间游资应用于房产投资，此后两年，中国房地产市值暴涨，温州资本从中获利无数。一份来自上海市房地局的内部资料显示，温州人占上海外地人购房的比例一度超过一半以上。温州银监分局截至2006年末的一项调查显示，温州民间资本约有3000亿元，这还不包括外流到全国各地的3000亿元左右的民间资金。这笔总额高达6000亿元的庞大民间资本在全国各地进行各种实业投资、民间借贷以及投机炒作，从炒房、炒煤、炒股到炒矿产，温州模式作为改革标志性成果受到了空前的压力与质疑。
2.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与封建文化传统
温州人信鬼神，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据《嘉靖浙江通志》记载：“始东瓯王信鬼，故瓯俗多敬鬼乐祠。”作为乡村化城市，温州文化中宗教迷信的色彩极浓。殡葬改革前，温州八县三区的青山中原来每年要造3万座坟墓，每年约失去90万平方米的向阳山坡地，一年造坟费用就达5000万元。过去，在温州公路两旁到处可以看见成片的坟墓，还有修建庙宇和寺院耗资更是巨大。
家庭经济模式强化了对于家庭人口数量，特别是男性人口数量的追求。
作为温州模式重要特征之一的家庭经济，对温州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家庭经济使家庭成为生产单位，它在创造了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刺激了家庭对于劳动力数量即人口数量的追求。这种家庭规模的生产方式与封建家族制的影响相结合，使得生养男孩不仅仅具有养老的单一意义，而是具有养老、管理和继承等多项意义。
3.温州文化的相对封闭性与资本内源性特征
温州文化的相对封闭性导致超越家族伦理的文化缺失。马克斯·韦伯认为，只有某种超越家族伦理的文化传统才能孕育资本主义精神，血缘（家族）基础上形成的关系，与追求高效率的市场精神是不相容的。温州企业出现的种种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超越家族伦理文化的缺失。这使得温州企业在发展中，轻视正式的制度安排，排斥职业经理人，造成外资引进受阻。
温州市近10年来引进外资仍处于徘徊不前的境况，2004年实际利用外资仅达到2亿美元，居全省各市的第八位，仅好于丽水、舟山和衢州市，实际利用外资不到杭州的1／7和宁波的1／10。
（二）制度环境制约非正式制度变迁
诺斯认为，制度环境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制度规则，是决定制度安排的基础制度。温州以往的环境条件决定古典温州模式的诞生。由于温州地处东南沿海，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过去交通极为不便。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温州工业投资少，国有大中型企业几乎是空白。在难以养家糊口的情况下，温州人靠10万推销大军四处奔走，从而积累了原始资本。在古典温州模式下，发展最快的往往是那些环境较为恶劣、耕地较少的地方，如苍南县金乡镇、平阳县水头镇等地。温州的郭溪镇没有什么畜牧业，却成为全国最大的皮革生产基地；龙港镇、宜山镇不产棉花，纺织企业也没有，却成为再生布的生产基地；温州没有汽车生产企业，过去也没有摩托车生产企业，塘下镇却成为全国四大汽摩配生产和销售基地。
随着温州模式本身的演化，温州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温州的制度环境是产业结构的落后与企业活力勃发的矛盾、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消费差距与收入不断增长的矛盾。
1.产业结构的落后与企业活力勃发的矛盾
历年来，温州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在逐年减少，而第二、第三产业在不断提高。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结构发生巨大转变。
第一阶段为1980年以前，温州处于农业主导经济时代，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结构是“一二三”序列，第三产业的比重居国民经济的末位。第二阶段为1980-1990年，温州处于工业主导经济时代，第三产业得到了稳步发展。1980年，第二产业的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一产业。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22.2%提高到1990年的27.9%，并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比重，国民经济三大产业结构序列由原来的“一二三”结构，开始进入“二三一”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阶段为1990年以后，温州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三产业增长动力明显增强。1991-2003年，第三产业平均每年递增17.4%，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27.9%提高到2003年的38.1%，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明显提高，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温州产业结构日渐高级化，第二、第三产业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然而，近年来，温州第二产业升级缓慢，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从1999年的59%下降到2003年56.62%，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从1999年的39%到2003年的42.28%。温州第二产业产业创新能力偏弱，第三产业虽然有所增长，但是层次较低、水平不高、增长乏力。10多年来，温州的制造业结构演变相对缓慢，基本局限于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皮革制品、服装、塑料制品和打火机等。产业结构问题已经开始困扰温州经济的稳步协调发展。
2.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温州传统的产业结构和分散的工业布局导致了较大的环境污染。温州的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属于高耗、低科技型，工业布局分散，经营方式单纯以市场为导向，属于粗放式的市场经济。企业对保护环境、防治污染较为被动。按照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的说法，温州经济属于处在A 模式的发展状态。
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认为：现代文明正处于困境之中。我们已经造成一种依靠过度消耗自然资本，产出人为膨胀的泡沫经济。在泡沫经济中，食物部门最为明显，世界谷物的收获依靠过度开采地下水面高速增长，一旦地下蓄水层枯竭，势必导致未来产量的下降，驱使世界的食物价格上涨。
强物质化模式表现为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相同步的发展，在GDP做大的同时环境压力变得更大，这就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仍然处于A 模式的发展状态。见莱斯特·R.布朗着，林自新、暴永宁等译：《B 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
例如，乐清市低压电器的发展，导致电镀行业的电镀加工带来的环境污染，平阳、鹿城、瓯海的制革企业也是严重的污染企业，使温州的水质受到了严重影响。在以低压电器为特色优势产业的乐清市，作为配套行业的电镀加工业主要集中在柳市、北白象、乐成、虹桥等工业强镇，镀种有锌、镍、铜、锡、银、铬等。大多数电镀企业工艺落后、设备简单，基本上沿袭传统的人工操作工艺；即使在有证的电镀企业里，也只运用简易的处理池，把废水简单分类汇集和处理，自动化控制程度差，废水不能稳定达标排放。随着温州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发展起来的支柱产业有塑编、印刷、皮鞋、服装、打火机、眼镜、低压电器、气摩配及泵阀等，这些行业在为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温州，有关水系污染调研表明：瓯江鱼类常见种类不到20种，加上稀有种总计40多种，30年内减少了60余种，其情况令人触目惊心。
3.消费差距与收入不断增长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食品类支出占生活费支出（恩格尔系数）2002年为38.1%，2003年为37.1%，而2004年为37.4%。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水平不断扩大。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1997年是1.6：1，2004年为2.86：1。从2001-2004年温州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对比来看，2001年，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比值是2.6：1，而2004年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比值扩大到2.92：1，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在逐步扩大。
城乡差距并不局限于可测量的收入和消费等方面，在养老、医疗卫生、住房、教育等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方面，城乡居民也存在很大差距。
温州模式因其市场取向改革而获得成功，而其弊端正日益困扰温州经济与社会发展。尽管目前温州模式已经由古典模式走向一个新的发展模式，不管是称为后温州模式还是新温州模式，都没有解决温州模式的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非和谐性问题。温州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资源消耗型和环境破坏型的发展道路。莱斯特·布朗在他的书中倡导的未来发展模式要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大规模的减物质化，目标是在经济持续正增长的同时，环境压力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两者之间开始“脱钩”。长远来说，这样一种目标对于温州模式发展来说是必须的，它是绿色现代化或生态现代化的真正内涵。
温州模式的未来变革方向是建立和谐社会，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共处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实现经济均衡策略，并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相对均衡，建立生态和谐的社会。
在温州市场化的进程中，亟须建立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包括现代竞争意识、法律观念和契约观念等。否则，在急功近利的资本近视症主导下，温州模式背离和谐有序的目标模式势必越来越远。
二、加强政府的干预与引导：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相结合
（一）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相结合的必要性
从温州模式的发展来看，非正式制度的诱致性变迁一直在进行着，并为正式制度的强制性变迁提供前进方向和理论指导。尽管诱致性制度变迁可能更符合制度主体的利益需要，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政府通过正式制度推进其变革与发展进程，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形式。自从市场出现后，调节和干预经济的主体就从单一的政府主体变成政府和市场双重主体。这“两种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与市场——交织在一起，贯穿着数百年的历史，它们的交互作用日益增强。”在经济发展中，“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正式制度确立后，其实施效果的好坏更多地取决于非正式制度。
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的关系可以简单表述为：诱致性变迁需要强制性变迁来完成后期任务，强制性变迁也需要诱致性变迁来进行前期探索、积累经验。自发性的制度安排一般规范化水平和制度化水平较低，需要政府的介入加以完善。（郭小聪，2000）在强制性变迁中，哪些制度创新被许可，哪些制度创新不予许可，均由政府根据自己的效用和偏好来决定，所以微观主体的自愿安排始终控制在政府手中。不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制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必须通过政府放松约束才能够实现。（苗壮，1992）特别是在转型时期，政府政策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从改革开放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直到90年代，温州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地方规范性文件：1978年颁布了《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温州市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1988年颁布《关于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通知》，1989年颁布《关于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1992年颁布《关于鼓励个体和私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决定》、《关于大力发展股份合作企业的规定》等。作为东部先发地区，温州目前面临着成长的烦恼，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高速但粗放的增长，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调整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正式制度安排推行强制性变迁显得尤为重要。
（二）交易成本视角的政府作用
科斯从产权经济学出发，认为由于存在着交易成本，关于交易双方的产权制度就会对交易活动，进而对生产活动产生影响。通过界定产权，或变动产权结构，降低市场过程引起的社会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可以起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国家的积极职能即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