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典温州模式及其特征
温州模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是温州模式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温州模式争议最激烈的时期，此时的温州模式可以称为“古典温州模式”。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温州模式发生演化，出现一系列新的特点，因而被称为“新温州模式”或“后温州模式”。
一、古典温州模式的定义
20世纪80年代始，由于各地区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种“一制多式”的局面，即在社会基本制度相同的前提下，各个区域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格局。其中，温州模式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温州位于浙江省南部沿海，全市面积11783.5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和山地分别占17.5%和78.2%。由于历史上交通比较闭塞，区位条件较差，国家投资不足，自然资源也无明显的优势，1978年以前温州的经济发展非常缓慢，属浙江省内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改革开放后，温州初步走出了一条通过率先市场化来促进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新路子，经济发展极为迅速，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3.22亿元迅速增长到1985年的37.80亿元，1990年达到77.90亿元。国民收入从1978年的11.27亿元，迅速增长到1985年的32.92亿元，1990年达到66.39亿元。形成了我国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着名的“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的最早提出是在1985年。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记者桑晋泉题为《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文章，第一次在媒体上正式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并且把温州农村家庭工业发展的特点概括为：以生产小商品为主，靠农民供销员和农村集市购销搞活流通渠道，靠一大批能工巧匠和贸易能手开辟致富门路。
费孝通是最早关注温州的着名学者之一，是他在文章中归纳出温州模式的经典含义——“小商品、大市场”。他先后在《了望》上发表了三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温州行》所产生的影响最大。
费孝通在《温州行》中写道：那是1937年的夏天，我从伦敦到柏林去和我的哥哥一起度假。一天，有人敲我们的房门，打开一看，是一位拎着手提箱的中国人。异国遇故乡人自然是大喜过望，可我们彼此的方言不同，话语不通。只见他极有礼貌地鞠了个躬，然后打开手提箱，里面都是一些日用小百货，看来他是请我们买东西的。
他走后，哥哥对我说：“在柏林、巴黎等欧洲大陆的不少城市中，这样的小生意人数以万计。他们大多来自温州、青田一带，起初他们背着青田石漂洋过海，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做石刻工艺，待到石头用完了，就转而做小买卖。这些人靠着挨家挨户地送货上门和彬彬有礼的优良服务态度，经商赚钱。
温州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在温州，1949年的耕地面积为212693公顷，1970年为201487公顷，到了1980年只有196927公顷。1978年，温州人均耕地0.53亩，到20世纪80年代末，人均耕地只有0.42亩。费孝通通过考察了解到，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地区差不多有一半人外出要饭。也有些人想方设法，到外地做木匠、裁缝以及弹棉花等。国家对温州的投资很少，集体经济薄弱。许多温州人不得不冒着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的风险，从办家庭作坊、联户企业和当“供销员”起家，一步步地走上了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道路。正是发扬了在长期外出务工经商中养成的特别肯吃苦、特别敢冒险、特别能创业的精神，数以百万计的温州人从几乎一文不名的小手工业者或小商贩起步，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和正当经营，一点一滴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费孝通形象地归纳出“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之间的不同特色，他写道：苏南的历史传统是农工相辅、男耕女织，可以说是“牛郎织女”；而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却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裁缝、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
这些漂泊异乡的手艺人和商贩同居家耕地的农家女相结合，是艺商与农业的结合。在这两种不同的老根基上，苏南长出来的是社队工业和后来兴起的乡镇工业，浙南冒出来的是家庭工业和加工专业市场。苏南是从农副业出工业，以工补农；浙南是从商贩业出工业，以工扩商。
费孝通认为，温州经济的发展是商业带动工业，温州人先是贩运，然后自己生产。其生产的产品通过广泛的销售渠道销往全国各地，所以他称这种独特的模式为“小商品、大市场”。（费孝通，1990）所谓小商品，是指温州家庭工业以生产成本低、技术含量少、需求弹性小的商品为主要生产对象；所谓大市场，是指温州家庭工业所生产的小商品通过散布各地的十万销售大军，被带到远方的商品销售市场网络。
另一位关注温州的着名学者是董辅礽，他把温州模式的特点概括为：以家庭和联户经营的民办工业同专业市场、农民购销员和民间信贷相结合。（董辅礽等，1986）董辅礽是在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争论最激烈时候为温州模式辩护的。当时，社会上对这两个模式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以致发展到一场“两条道路”的政治争论：苏南模式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受到极力推崇，而温州模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私有化”而遭到极力排斥和压制。就在这种争论不休的情况下，时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董辅礽教授，带领所里的一批人到温州进行实地考察。通过10天的考察，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温州模式虽然还存在不少缺点，但这条路走得对，是一条必须要走的路。
他认为，温州成功的经验是：第一，以家庭或联户为经营单位的民办工业同那些通常是由农村各级政权机关主持兴办的乡镇企业相比，有自己的某些长处，即：在经营上有充分的自主权；经营成果和生产者的利益息息相关，有利于高度发挥从业者的积极性；设备少，投资小，上马快，容易办起来；可以利用农民家庭房屋，因陋就简进行生产，处处精打细算，因而成本低，资金利润率高；生产技术简单易学，扩散很快；企业小，掉头快等。第二，把拾遗补缺或填补市场的空当作为生产经营的方向，有利于争得和保持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第三，由专业市场和遍布全国的购销员构成的商品流通网络，在推动、调节和组织民办工业生产上起了显着的作用。
张仁寿认为，温州模式如同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一样，是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模式，它是对温州农村经济发展、运行过程中一系列具有相互联系的特点的理论概括。其主要区域范围包括瓯海、洞头、乐清、瑞安、平阳、苍南及永嘉县等长达200多公里的沿海平原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反映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类似温州地区的经验。他把温州模式的基本特点大致概括如费孝通：《费孝通学术论着自选集》，第290页。
张仁寿还认为，温州模式的基础是家庭经营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展开的农村经济改革中，温州农村在较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之后，迅速地把农业领域家庭经营的基本经验广泛运用于发展农村第二、第三产业，依靠自身力量，大力发展家庭经营的商品经济，使家庭经营成为温州农村所有产业部门一种占主体地位的经营方式，成为温州模式的基础。
这是其区别于苏南模式的一个显着特点。
温州农村市场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在全国农村名列前茅。商品流通领域中各种专业市场特别兴旺发达，这些专业市场通过14万多供销员的购销活动，与全国所有省、市建立了流通渠道，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小商品、大市场”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温州农村工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
随着大批劳动力从耕地经营中转移出来和非农产业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蓬勃发展，农村劳动力、资金、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在流动性不断加强的同时，出现了迅速向小城镇转移与集中的势头，有力地推动了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在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中，懂技术、善经营、敢于冒险竞争、勇于开拓创新的一大批农村能人起着关键作用。在农村民营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从业的农村劳动力中，能工巧匠、经商能手、农民企业家和经营家等各种农村能人约占四分之一。他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活跃在流通领域，不断开拓创新市场的供销员和经商人才；二是在生产领域不断开发产品、改进技术、引入新工艺的生产能人，他们的经营、创新活动，不断地推动各种民营工业的发展，推动农村产品结构、企业规模结构、技术结构等的进一步提高；三是在各个产业部门善于组织管理的人才。因此，温州农村经济也可以称为“能人经济”。（张仁寿，1990）
袁恩桢在《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一书中则认为，温州模式是一条以个体经济为主体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道路。他把温州模式的内涵概括为：以个体经济为主要内容，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为基本形式，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而实现农村致富之路。（袁恩桢，1987）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学家对于古典温州模式的概括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础是家庭工业；第二，连接家庭工业与市场的桥梁是专业市场，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是温州模式的基本形式；第三，发源于温州农村，走了一条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而实现农村致富之路。费孝通的“小商品、大市场”说法最能代表古典温州模式的特点。综合以上关于古典温州模式的经典定义：古典温州模式在产权方面是家庭工业占农村主体地位，私营企业与股份合作制企业逐渐崛起；在市场运行方面是别具一格的“小商品、大市场”格局。由此，古典温州模式可以定义为，发源于温州农村，以家庭工业为主要经济组织形式，以专业市场为联系生产与市场的纽带，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市场运行格局。
二、古典温州模式的特征
（一）产权方面特征
1.家庭工业为主要经济组织形式。20世纪50年代中期，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入高潮，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束缚了农民的积极性，一些头脑活络的温州人便提出了“包产到户”，田还是合作社的，但分给各家各户种，定下一年缴多少粮食给合作社，余下的就归各家各户所有。1956年5月，永嘉县委以三溪区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为试点，有组织地进行包产到户实验。到第二年，就有200多个高级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全温州则有1000多个高级社实行包产到户，计有社员17.8万户，约占入社总人数的15%，在全国农村开了家庭承包经营的先河。
温州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大多数乡村都同时把集体的耕牛、仓库、山地及少数集体积累，或承包给个人，或分散到各户，引导农村家庭工业和私营企业发展。同时，温州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家庭工业和个体工商业，进一步推动了家庭工业的发展，出现了“家家办工厂、户户闻机声”的景象。
温州农业家庭兼营工业在1984年产值达5195万元，1985年达48461万元。1985年，温州农村新经济联合体中从事工业的有4572个，运输业有962个，建筑业有119个，商业饮食业有177个，服务业有253个，其他行业有313个。从事工业的从业人数最多，达40901人，请帮工带徒弟的人数也最多，达8995人。1985年，温州农村约有60%的劳动力共80多万农民已脱离耕地，转向第二、第三产业；有13.3万户33万人在从事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的小商品生产。
2.私营企业与股份合作制企业逐渐崛起。根据温州市公安局登记，1949年11月温州有个体摊贩4771户，后因失业人员增多等因素，骤增到1万户左右；五马街、南大街的棉布、百货摊从36户增加到126户，小南大街仅一两百米就有摊贩500多户。温州的个体经济尽管在计划经济时期屡经整顿，但是相当多的个体户仍然顽强生存了下来。到1980年年底，市区个体工商户达728户。1981年底全市个体工商户达13231户，从业人员达14587人。1982年底达到20363户，从业人员达23838人。1984年是全市个体工商户发展最快的一年，户数达到100286户，从业人员达117192人。1985年底户数达130407户，人数达156726人，全年经营额8.57亿元，其中商品零售额5.76亿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29.95%。而在温州农村，乡办工业得到蓬勃发展，其工业总产值从1980年的17451万元上升到1985年的70746万元，“六五”期间平均每年递增3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