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上理、气并重的统一
理、气本是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自宋以来，学界围绕“理在气先”还是“理在气中”争论不休，这方面占据官方统治地位的仍然是程朱理学。在理气的关系问题上，朱熹认为理为根本，气是依附于理的，气为形而下，理为形而上，天下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然而，永嘉学派提出了“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叶适认为，道不能离开物而单独存在，主张为学务实，关心世事，反对空谈义理。刘基也力倡理、气并重之说。刘基认为，不停运动的“气”是世界的本源。“夫天，浑浑然气也。地包其中，气行不息，地以之奠。今而动焉，岂地之自动乎？”刘基在《苏平仲文集序》中说：“文以理为主，而气以摅之。理不明为虚文，气不足则理无所驾。”显示了其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周群认为，刘基的理气观是源于韩愈“文以明道”、“气盛言宜”之说。不同处在于韩愈之“道”是孔孟之道，而刘基之“理”指的是“众人之理”。（周群，1995）
（二）伦理上义利双行的统一
朱熹指斥永嘉之学“偏重事功”，“专是功利”。当时及以后的许多学者都承认叶适（永嘉之学的主要代表）提倡事功。但叶适除了提倡事功，更重视德性，并且主张德性与事功的统一，而不是纯粹个人的功利主义，当然也不是提倡纯粹个人的善。实际上，永嘉学派的精髓是反对空谈性理，讲究实效，主张义利并举。其伦理思想是“义利双行”，即“道义”与“功利”相结合，肯定人的物质利益。
刘基“以义为利”，强调“义”与“利”的统一，趋利应适度，度束缚在“义”的范围内，反对为利害义。他基于民本主义立场提出，国君应当为民谋利，如果贪利忘义，则亡国之时，指日可待。“先王之禁非奄其利而私之也，将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他还提出应该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辅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后无用之物可使之有用”。所谓“德政”就是收拾民心，建立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为了生民之利，还提出要善于做“天地之盗”，做到“春而种，秋而收，逐其时而利其生”。
（三）工商皆本的思想
永嘉学派在农耕社会中就开始强调“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观念，这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独树一帜，而且深深地影响着温州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永嘉学派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和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大力发展工商业。与传统的以农为本的思想不同，叶适明确指出：“市者，天下之利也。”并批评“抑末厚本”之论“非正论也”，他还肯定商人对社会的贡献，认为是“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
通常认为永嘉学派的本末观完全不同于刘基思想。其依据在于明朝“重农抑商”，这与刘基思想有很大关系。实际上，“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无法准确地概括出朱元璋商业政策的真实内涵。朱元璋商业政策是既抑商，又通商。
朱元璋所以能在建国后短短的时间里，建章立制，稳定了局势，统一了全国，重建封建经济秩序，较快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应当说与刘基为他全身心地谋划是分不开的。然而，明初的经济整顿在为农业复苏铺平道路的同时，实际上也在为工商业的顺利发展创造着条件。（张明富，2001）
充斥刘基着作的是民本思想，而不是“重农抑商”。刘基有感于“世治不古，为民者日困，农疲于耕而终岁不饱其食，工疲于作而终身不得休息”，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张。曰：“国不自富，民足则富”，“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本”。在民本思想上，朱元璋与刘基是有着共识的。“民者，国之本也。”
“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
刘基思想、永嘉学派，是以温州的社会经济土壤为根基的。但反过来，刘基思想、永嘉学派讲究实效、义利合一的思想及其价值取向和逐利追求，又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这一地方的民间心理和区域文化传统，构成了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遗传因子”。
四、永嘉学派、刘基思想对温州地域文化的影响
永嘉学派与刘基思想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席位。特别是永嘉学派能够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成鼎足之势，他们对温州社会与经济发展势必带来全面影响。儒学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渗透于温州模式，目前的研究甚少。
刘基思想、永嘉学派都讲求“经世致用”的哲学，不作空洞的玄学讨论。正如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所指出的：“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朦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这种强调直面现实、尊重规律、有所作为的文化传统，直接影响了温州人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
在务实的传统文化影响下，温州人对市场机会敏感，商业意识极强，善于冒险、创新，独立性与自主意识强。温州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文化：受永嘉事功学说的影响，市民有较为独立的主体意识；受市民阶层价值观、消费观的影响，形成一种讲究排场的奢侈民俗；受手工业、商业经营方式的影响，温州人勤劳，不怕吃苦，“民勤于力而以力胜”，有竞争意识，心灵手巧，讲信誉，对新事物有浓厚的兴趣，模仿接受能力强，从事手工业、小商品生产经营的温州人还有较强的“宁为鸡首，不为凤尾”的自主意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温州的人文精神还带有世俗化倾向；此外，诸如强者的心理结构、对宗族文化的崇尚、对生活的人道主义态度等，都对温州的人文精神形成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蔡克骄，1999）这个问题将在下一节详细论述。
第四节 区域文化孕育的温州精神
与内陆文化不同的是，海洋文化是人类与海洋在互动中产生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既包括物质层面上的海洋设施、海洋产品，更包括精神层面上的海洋意识、海洋宗教、海洋知识、海洋艺术及海洋制度等，精神层面是海洋文化真正的内核所在。温州自古形成的海洋文化特征可以归纳为：敢为人先的冒险精神；强烈的市场意识与创业意识；迁移性与牟利性。与大陆文化相比，温州的海洋文化具有外向的特征，迁流与漂泊的特征，明显的冒险性质以及崇商性质。
一、敢为人先的冒险精神
瓯越作为越人的分支，所处之地比较偏僻，背依丘陵和高山，面临港湾和海洋，陆上交通极不方便。古越初民，“山行而水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具有一种原始的顽强不屈的野性。与荆楚、齐鲁、三晋等文化相比，越人由于受地理环境、历时进程、观念形态和民族性格等因素的影响，有敢于冒险、善于应变的精神特征。
而在现代，海洋文化的意识的发展以及与国外的接触，进一步磨砺了温州人特有的冒险、创新的精神。温州人创造出了数十个“全国第一”，包括：中国第一批农村专业市场，中国第一批个体工商执照，中国第一家实行利率改革的农村信用社，中国第一座商标城，中国最早推行“土地转包”的地方，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中国第一个开展评选“富民书记”的城市，中国最早的一个地方性挂户经营管理规定，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城市信用社，中国第一份关于私营企业的地方性法规，中国第一份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地方性法规，中国第一个集资建造的飞机场，新中国最早的典当行，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乡村卫生院，中国第一个农民跨国农业公司，中国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中国第一条股份合资建设的铁路，中国第一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第58页。
个卖“首席观众”的体育场，中国第一条民间集资的东海长堤，中国第一个私人承包开发海域的公司，中国第一条农民独资建设的标准海塘，中国第一家由股份合作企业发起组建的规范化股份公司，中国第一家私人承包开发江河的公司，中国第一个建立信用体系的城市等等。
1986年，尽管改革的春风已经遍吹中国大地，但在金融方面人们还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温州有很多私营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发展生产，但当时国营银行并不能解他们的燃眉之急。所以，鹿城城市信用社的创办者杨嘉兴就想：国家银行不给贷款，我们就自己开办一家银行，办国家银行不办理的业务。
于是，他和几个朋友倾其私囊，又四处借钱，1986年11月创办了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当时，该信用社由以杨嘉兴为首的8人集资31.8万元创办，开业头两个月就吸收12300多户个人储蓄2284万元，为849户贷款1520万元。第二年吸收各项存款8108.3万元，发放贷款6105.3万元，全年实现利润106.1万元，占1987年全省53家城市信用社利润的四分之一。
英年早逝的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素以“胆大包天”而闻名业界，他的超人胆识和魄力很好地诠释了温州人的冒险精神。王均瑶开创了中国商界的许多个“第一”，他曾经满怀豪情要做成李嘉诚那样的事业。王均瑶16岁那年便离开家乡——温州龙港，开始在长沙一带跑五金和印刷业务，赚点小钱。1989年春节前夕，由于忙于跑业务，王均瑶忘了提前买回家的火车票，到了小年夜，坐不上火车了，他和其他几个被困在长沙的老乡聚在一起，商量着无论如何都要赶回家去过年。大家一合计，最后以两倍的价格包了一辆大巴回家。去温州的山路不好走，汽车在1200公里的漫长山路中颠簸前行，把一伙人累得够呛，王均瑶随口感叹了一句：“汽车真慢！”旁边的一位老乡挖苦说：“飞机快，你包飞机回家好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爱思索的年轻人开始反问自己，“土地可以承包，汽车可以承包，为什么飞机就不能承包？”凭着坚忍不拔的精神，在盖了100多个图章后，1991年7月28日，25岁的温州人王均瑶首开私人包机先河，承包了长沙-温州的包机航线。包机的第一年就给王均瑶带来了20万元的赢利。王均瑶在完成个人创举，打破民航历史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胆大包天”的个人品牌。他继而一鼓作气包下全国400多个航班，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温州天龙包机有限公司，在中国航空史上写下了特别的一页。2002年3月20日，王均瑶带领他的均瑶集团爆出惊人之举，以18%的股份参股中国东方航空武汉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家参股国有航空运输业的民营企业。
1995年7月，王均瑶在天龙包机公司基础上成立了均瑶集团。现在的均瑶集团涉及航空、饮品、宾馆等行业，已开辟航线50余条，分公司12家，分布国内十多个大中城市。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D·克利斯朵夫这样评价王均瑶：“有超人胆识和魄力的王均瑶，和中国其他具有开拓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可以引发中国民营经济的腾飞。”
二、强烈的市场意识与创业意识
温州自古商品经济繁华。早在东晋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大批名门望族南下，使东南地区大规模的开发成为可能。农业的发达、剩余产品的增多，为商品交换创造了条件，也使当时的温州呈现热闹繁华的景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