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船没多久,夜幕就降临了,天气变得越来越糟。陆地上刮来一股强风,越来越浓的苏格兰雾使得人们纷纷离开甲板。“敦克尔德”号是一艘平底船,吃水浅,在海面上颠簸不已,仿佛随时都可能翻船,不过这只是虚惊一场。在甲板上走已经很困难了,所以我就站在发动机旁——那儿还暖和点儿,看着对面的指针随着船的摇晃慢慢左右摆动,指出每次“敦克尔德”号倾斜的角度。
“指针有问题,不准,”我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稍稍带着些怒气。我转过头,看到眼前这个人就是乘客上船时我注意到的那位海军军官。
“真的?你怎么知道?”我问。
“我怎么知道?我不用想就知道。看这儿。”——这时船摇晃了一下,接着恢复了平衡——“要是船真的倾斜到它指示的这个角度就会翻船了,就像这样。商船船长总是这样粗心大意。”
晚餐铃声响起,我松了口气——听皇家海军军官长篇大论地说这些简直是种折磨。比这更折磨人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听商船船长直白地谈论自己对皇家海军军官的看法。
我和古德上校一起走进餐厅,亨利·柯蒂斯爵士已经就坐。上校坐在他旁边,我则坐在他们对面。很快,我和上校就聊起了打猎,他是个好问的人,问了很多问题,我都尽量回答了。一会儿,他就说到了大象。
“噢,先生,”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开口了,“说大象你可是找对人了。关于这个,猎手奎德曼可比谁知道的都多。”
一直安静听我们谈话的亨利爵士这时明显吃了一惊。
“先生,不好意思,”亨利爵士向前探了探身子说,声音低沉悦耳,我觉得底气很足。“请问,先生,您是艾伦·奎德曼吗?”
我说我是。
这个大个子没再多说,我听到他小声说了句“真走运”。
晚餐很快进入了尾声,我们走出餐厅时,亨利爵士走过来,邀请我到他的客舱抽根烟。我同意了,跟他走到“敦克尔德”号漂亮的甲板舱里。甲板舱原来是两间,加内特·沃尔斯利爵士或是某个大人物乘坐“敦克尔号”出海时,拆掉了中间的隔板后,再没装回去。客舱里有张沙发,沙发前摆着张小桌子。亨利爵士让服务员拿来一瓶威士忌,我们三个坐下来,点着了烟斗。
服务员拿来了威士忌,点亮了灯后,亨利·柯蒂斯爵士开口了:“奎德曼先生,前年这个时候,我猜你应该是在德兰士瓦北边的巴曼瓜托吧?”
“不错,”我回答道,心里暗暗吃惊——据我所知,目前为止,我的行踪并不会引起大多数人注意,而这位绅士却十分了解。
“你是在那里做生意,对吗?”古德上校心急地插了一句话。
“没错,我带了一车货,在殖民地外搭了个帐篷,直到卖完所有东西。”
亨利爵士坐在对面的一张白柳条编成的椅子上,胳膊搭着桌子。他抬起头,灰色的大眼睛紧盯着我的脸,目光中有种不同寻常的焦虑。
“你在那儿有没有遇见一个叫内维尔的人?”
“噢,遇见了,他在我旁边卸了车,呆了半个月,说是去更远的地方之前,让牛都好好歇歇。几个月前,我收到了一封律师函,问我是否知道内维尔的情况,我就把知道的都告诉他了。”
“是这样,”亨利爵士说,“您的信转给了我。信上说内维尔五月初乘马车离开了巴曼瓜托,同行的还有一个车夫、一个向导和一个叫吉姆的卡菲尔猎人,说要到马塔贝列最远的贸易站伊亚提去,要在那儿卖掉马车,再徒步前行。您在信上还写了他确实卖了马车,因为您六个月后在一个葡萄牙商人那里看到了那辆马车,而葡萄牙商人也说自己是在伊亚提一个白人手里买来的,至于白人的名字就记不清了。商人还说那个白人带着个当地的仆人去更远的地方打猎了。”
“没错。”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奎德曼先生,”亨利爵士突然又开口了,“我想您应该知道,或者说您应该能多少猜出来我的——内维尔先生北上的原因,没准儿也知道他的目的地吧?”
“我倒是听说了一些,”我说完这句就没再开口——我不是很想讨论这个话题。
亨利爵士和古德上校对视了一眼,古德上校点了点头。
“奎德曼先生,”亨利爵士说道,“我要给您讲件事,之后想征求您的意见,也许还需要您的帮助。把信转交给我的律师说信的内容真实,而您,”他接着说,“在纳塔尔地区广为人知,深受尊重,特别是您的谨慎为人所称道。”
我为人谦虚,赶紧欠了欠身,喝了口威士忌和水,掩饰内心的困惑。亨利爵士继续说。
“内维尔先生是我的弟弟。”
“噢,”我说着,有些惊讶,怪不得第一眼看亨利爵士就觉得像哪个认识的人。内维尔比亨利爵士矮一些,留着黑色的胡子,不过现在想想,兄弟俩都有灰色的眼睛,敏锐的目光也一模一样,脸庞的轮廓也很相似。
“他是我唯一的弟弟,”亨利爵士继续道,“五年前,我觉得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甚至不会分开一个月。可大约五年前,我们遇到了不幸的事,谁的家庭里都可能发生这种事——我们大吵一架,而盛怒之下,我没有公平地对待他。”
听到这里,古德上校兀自用力地点了点头。这时,船身剧烈摇晃起来,固定在对面右舷上的镜子一时差点儿翻到我们头上。我插着兜坐着,抬头正好看到古德上校使劲点头。
“您肯定知道,”亨利爵士接着说,“要是一个人去世之前没有立遗嘱,而且除了土地——也就是英国所说的不动产——没有任何财产,那所有的遗产都会由长子继承。而我们争吵的那段时间,父亲去世了,也没有留下遗嘱。父亲生前一直没有立遗嘱,后来也来不及了。结果,我身无所长的弟弟一分钱都没拿到。当然,照顾他是我的责任,可我们当时正吵得不可开交——说出来真是太丢脸了(他长叹了口气)——我根本没管他。并不是我特别怨恨他,只是想等他先让步,可他什么也没做。奎德曼先生,非常抱歉用这些家事叨扰您,但我必须得把事情说清楚,是不是,古德?”
“当然,这是肯定的,”上校说,“我敢肯定,奎德曼先生不会说出去。”
“这是自然,”我说,我为自己的谨言慎行感到十分自豪,就像亨利爵士说的,我可是名声在外。
“那好,”亨利爵士说,“当时,我弟弟就只有几百英镑。他一声没吭就把钱都取出来了,给自己取了‘内维尔’这个名字,出发去了南非,渴望在那里大捞一笔。这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三年过去了,尽管我给他写了几封信,可他却从没回信,肯定是他没收到。可时间一点点过去,我越来越担心。奎德曼先生,我明白了,血浓于水啊。”
“确实是,”说着,我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哈利。
“奎德曼先生,要是我知道乔治——我唯一的亲人平安无事,要是我能再见他一面,我愿意分一半财产给他。”
“柯蒂斯,可你一直没找到他。”古德上校突然说了一句,瞥了大块头一眼。
“是啊,奎德曼先生,我弟弟生死未卜,时间越长,我越着急,不知道能不能把他活着带回家。我四处打听,收到了您的信。现在来看,情况还不错,至少不久之前乔治还活着,不过也没有更多的消息了。所以长话短说,我决定亲自过来找他,古德上校是个好人,他愿意和我一起。”
“是的,”上校说,“你看,我也没别的事情做。英国海军部只给我一半薪水,刚够吃饭。先生,现在也许您能告诉我们,您知道的或者听说的内维尔的消息。”
[1] 奎德曼先生所描写的古丹麦人让人有些困惑。通常,我们理解的古丹麦人是长着深色头发的人。也许他想到的是撒克逊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