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德国医学家罗伯特·科赫年轻时的理想是做一名探险家，他常常幻想着到非洲的原始森林里去猎捕狮子和大象。可是长大以后，他却成了一个叫沃尔斯顿的小镇上的医生，为了拴住科赫那颗不肯安分的心，在他30岁生日那天，他的妻子爱米送给他一台显微镜供他消遣。
谁知这台显微镜从此改变了科赫的一生。
科赫开始摆弄起显微镜来，起初他也多少有些像我们开始时讲到的列文虎克那样漫无目的，碰到什么就观察什么，直到有一天，他不知从哪里弄到一些死于炭疽病的牛羊的血液……我们已经知道炭疽病是一种可怕的瘟病，它能一夜之间就夺走成百上千只牛羊的生命。感染了炭疽病的这些牛羊白天还在欢蹦乱跳、追逐打闹，到了晚上却会突然变得无精打采，不吃东西。第二天早晨牧人们发现时，它们已经四肢僵硬，血液发黑，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死去了。更可怕的是，甚至连牧人们也会染上这种恐怖的疾病，浑身长满脓包，直至咽下最后一口气。科赫取出一滴已经发黑的血液放到显微镜下，俯下身子观察，他发现在发黑的血液中漂浮着一些很细很细的“杆子”。科赫“这是什么，是微生物吗？”科赫自言自语地说，“过去我在健康动物的血液中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小东西啊，难道就是它们把那些可怜的牛羊害死的？我一定要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科赫说干就干，他先把一块薄木片放在火焰上消毒，为了把木片上的微生物全部杀死，然后又弄来一只豚鼠，在豚鼠的尾巴根部切开一个小口，用木片沾上一点儿患炭疽病死动物的发黑的血液，小心翼翼地刮进豚鼠的伤口中，然后，将豚鼠关进一个笼子里。实验用豚鼠第二天一早，等科赫再打开笼子时，看到那只豚鼠已经死了。他将豚鼠解剖，取出一小片已经发黑的脾脏放到显微镜下观察，他再一次看到那些很细很细的“杆子”，那些“杆子”就同他在死于炭疽病的牛羊的血液里看到的一样。此后的整整一个月，科赫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实验，不怕麻烦，也不觉得枯燥。可是，试验用的豚鼠无一幸免，而且全都是死于可怕的炭疽病。如果换另一个人，可能早就急于把这个不同寻常的发现公布出来了，但是对于科赫来说，证据还远远不够，他的脑子里不时地冒出许多新问题。“我现在还不能肯定，究竟是不是这些‘杆子’引起的炭疽病，也许这里面还有别的更小的微生物我还没有发现呢，我必须培养出不含任何杂质的最纯净的杆菌来，如果它们仍然能让动物染上炭疽病，那才能证明它们确实是病原。”
于是，科赫又想出一个很巧妙的方法来培养纯种的杆菌，他在一块加热灭菌后的薄玻璃片上，滴上一滴用来培养细菌的营养液，再将一小片刚刚死于炭疽病的豚鼠的脾脏放在营养液里。然后，将一块有凹槽的厚玻璃片覆在薄玻璃片上面，凹槽部分刚好罩住营养液。然后，他在玻璃片四周涂上凡士林，密封。最后，他再将玻璃片翻转过来，放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开始的时候，他看到杆菌只是在营养液中懒洋洋地漂浮着，可是过了不久，奇怪的事发生了，它的身子竟然突然从中间断开，一个杆菌变成了两个，两个杆菌又变成四个……过了几个小时，营养液里已经挤满了数不清的杆菌。科赫把这个实验一连做了8天，每一次，他都是取出一星点儿自己培养的杆菌，滴到新鲜纯净的营养液中培养。而到第二天，这些少量的杆菌总是繁殖成千千万万。用这种方法科赫在逐渐获得了纯种的杆菌。
到了第九天，科赫终于可以取出一点儿自己培养的纯种的杆菌，把它们注射进豚鼠的体内了。
第二天，那些被注射过杆菌培养体的豚鼠又全都死了。科赫把它们的尸体解剖，在它们发黑的血液里，他又看到了那些他早已熟悉的“杆子”。现在，科赫终于可以肯定，那些杀死牛羊和牧人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些肉眼看不见的“杆子”。
科赫发现了引起炭疽病的罪魁祸首是炭疽杆菌后，他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问题，他问自己：“这些杆菌是怎样在条件如此变化无常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呢？”科赫再次把一小片布满杆菌的豚鼠脾脏抹在一片干净的玻璃片上，放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些细小的杆菌在显微镜下越来越模糊，过了两天，它们竟然消失了。科赫把营养液滴在玻璃片上，发现杆菌不再繁殖。当他把这些干燥了的小片脾脏重新溶解后注射进豚鼠体内时，发现豚鼠继续在笼子里欢蹦乱跳，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科赫纳闷了：“为什么杆菌能够经受住大自然的严寒酷暑，在露天里生存下来，而在干净的玻璃片上，两天之内却死掉了呢？”
有一天，科赫在他那密封的玻璃槽中，放进一滴营养液，并使营养液继续保持动物的体温，过了一会儿，他再用显微镜观察里面的杆菌，发现几乎每个杆菌身上都结了一层厚厚的膜，这些膜透明发亮，就好像是一粒一粒的玻璃珠子。科赫把这滴营养液收藏起来，又过了一个月，他把它取出来观察，这时营养液早已经干枯了，杆菌也不见了，只有那些发亮的“珠子”还在。这时，科赫灵机一动，又把一滴新鲜的营养液滴在那些珠子上，到了晚上，他发现那些珠子全都还原成了杆菌。
“原来是这样，”科赫因这个有趣的发现情不自禁地嚷了出来，“这些珠子一定就是杆菌的孢子，它能够经受住严寒酷暑的考验，而杆菌正是借助这种形式，在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下来。”
为了证实这个想法，科赫又做了一个实验，他将布满杆菌的豚鼠脾脏分成了两小片，一片放在温暖的营养液中，另一片放在冷冻箱里。第二天，营养液中的杆菌全都变成发亮的孢子，而冷冻箱里的杆菌却没有一个变成孢子。
1876年4月，科赫终于走上了布雷斯顿植物学会的讲台，向当时世界最著名的生物学家们宣布他的这一伟大的发现。他告诉大家这样一个事实，炭疽病是由一种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炭疽杆菌引起的。而炭疽杆菌只有转化为孢子，才能使它们自己在野外生存下来。因此，他告诉大家有一个办法可以消灭这种可怕的疾病，就是当有牲畜因炭疽病死去之后，立刻想办法把它们的尸体毁掉，使它们体内的杆菌不能在适宜的环境下，转变为顽强长寿的孢子，留下后患。
科赫这一创举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找到了了炭疽病的产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重要的是，他开辟了一条人类同疾病作斗争的新途径：他使人们知道了某种疾病大都是由某一种特定的病原微生物引起的，只要把那些病原微生物从藏身之处揪出来，你就可以战胜这种疾病。自从科赫发现了炭疽杆菌以后，世界各地的微生物学家和医生们也都纷纷拿起显微镜去寻找微生物了。
紧接着微生物学界就出现了一大批有为的学者，并且取得了很多可喜的科研成果。有一个叫费莱申的医生发现了球形的链球菌；还有一个叫加雷的、勇于为事业献身的微生物学家，把整整一试管葡萄球菌葡萄球菌注射到自己体内，结果病倒了，身上长了一个大痈，可是他却兴高采烈地说：“我知道了，原来葡萄球菌就是痈的真正病原啊。”在这些微生物探索者当中，要论干得最出色的，仍然是科赫——他发现了结核杆菌。同炭疽杆菌相比，结核杆菌的发现要困难得多，因为就个体大小来说，炭疽杆菌算是细菌中的巨人，而且在患炭疽病的动物将死时，它们的体内总是充满了无数的病菌，而结核杆菌却非常小，即使你已经找到了它，在已有的培养液中也很难使它生长。
科赫先是来到医院，从结核病患者的尸体上取下一小块肺片，放在显微镜下面观察，虽然肺片上到处布满了结核节，但科赫的视野里却找不到任何微生物的影子。“也许是它们隐藏得太深，我一定要把它们找出来。”
聪明的科赫不愧是一位天才的科学家，他又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就是给病肺染色。他把一小片病肺在蓝色染料里浸泡几个小时。第二天早晨，再把染料浸泡过的病肺片取出来，放到显微镜下，结果，一幅奇特的画面出现了：在这片病肺的肺细胞之间，聚集着无数小得不能再小的杆菌，它们有的像一团团烟丝似的纠结在一起，有的像是一个幽灵似的独处一处。科赫立即把病肺捣碎，放在水里溶解，然后注射到豚鼠、兔子、狗、猫、鸡和鸽子的体内，结果，这些被注射的动物全都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科赫把它们的尸体解剖，看到它们体内果然全都布满了可怕的结核节，好像一粒粒灰黄色的小米粒。“也许这些杆菌就是结核病的病原体，”科赫喃喃地说，“现在我应该把它们放到培养液里，让它们繁殖出纯净的培养体，然后用纯净的培养体给动物接种，如果它们能使动物感染上结核病，那么就可以证实我的猜想了。”可是让科赫失望的是，这些杆菌根本不生长。科赫试验了好多种方法：把它们放在新鲜美味的肉汤里；放在他新发明的牛肉冻胶上；放在他精心制作的几十种各式各样的培养基上，可是这些微小的杆菌对这一切其他菌类都非常喜欢的美味佳肴丝毫不感兴趣。它们在人畜体内，就像热带园林中的野草那样蓬勃蔓生，可是一到培养基上，却失去了活力，渐渐消失了。
突然有一天，科赫想到了他失败的原因——这些杆菌是一种寄生物，它们只能在活的有机体里生长，因此，他必须为它们准备一种近似于活的有机体的食品。于是，科赫发明了他的著名食品——血清冻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跑到屠宰场，要来一些健康牛的新鲜血清，经过加热消毒处理后，盛进试管里。然后把试管倾斜放置，使血清有一个生长平面，最后再把血清凝结成胶冻。血清冻就这样做好了，科赫从一片病肺上取下几个小米粒般的结核节，涂抹在血清冻的光滑表面上，试管口用棉花堵严，放进培养箱。
接下来的每一天对于科赫来说都是度日如年。到了第15天早晨，当科赫取出那些他“朝思暮想”的试管时，发现血清冻的表面已经布满了亮晶晶的细小斑点。科赫赶紧拔掉棉花塞，取出一星点儿菌苔，放到显微镜下观察，他终于又看到那些细小的杆菌，那些小东西的尾巴还有一点小小的弯曲……
1882年3月24日，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科赫在柏林举行的生理学会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这一重大发现。他向全体与会者详细介绍了结核杆菌是如何杀害人、畜的，并讲述了这个阴险的“杀人犯”的生活习性和弱点，教给人们应该怎样和结核病作斗争。
看门人列文虎克最先发现了微生物，伟大的巴斯德预言微生物是一切传染病的元凶，但是历史上第一个用精确的实验向人类证明了某些微生物可以杀死比它们大几百万倍的人、畜的人，却是科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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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
1820年一个寒冷的日子，英国著名诗人约翰·济慈约翰·济慈（1795—1821年）在外面受了风寒，于是，纠缠他已久的肺结核便露出了狰狞面目。回到住处后的济慈脸色绯红，发着高烧，不停地咳嗽，最后竟然咳出一滴鲜红的血来。自己曾经就是医生的济慈对朋友说：“我熟悉这血的颜色，这是动脉血……这滴血就是我的死刑判决书，我将不久于人世了。”果然，一年后，济慈那充满热情与诗意的26岁的年轻生命划上了休止符。他的挚友雪莱还为他写下哀婉的长诗《阿多尼》，而雪莱本人竟也染有结核病。
济慈的死标志着工业革命后欧洲第一次肺结核发病高峰的突起。喜欢文学的人们想必都知道，19世纪的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是死于结核病，包括肖邦、史蒂文生、契诃夫、勃朗特姐妹。病人因为严重贫血而脸色苍白，身体日渐削瘦，结核病也因此被人们称为“痨病”（源自希腊语的“消耗”），或“白色瘟疫”（与中世纪的黑死病相对照）。正是这些年轻有为、才华横溢的杰出人物都患有这种病，使它竟然影响了当时的审美风气，使结核病一度被人们与年轻、热情、纯洁、忧伤和才华联系起来。1852年法国小说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与1896年普契尼的歌剧《艺术家的生涯》中，女主角都死于肺痨。与济慈和雪莱同时代的诗人拜伦甚至希望自己死于肺痨，因为他觉得这样女士们会说：“看看可怜的拜伦，他弥留的样子多么有趣啊！”
其实，结核病不但不有趣，而且还非常可怕。1849年，美国一位流行病学家曾经写道：“结核病要为1/7至1/4的死亡负责，任何与此有关的事实都不有趣。”这种疾病甚至在21世纪仍然每年夺去数百万人的生命，这丝毫不有趣、不浪漫，有的只是残酷。
一、从古到今
结核病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病了，它伴随人类走过了漫长的历史。人们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古尸的肺部就发现有结核导致的钙化斑，在古埃及的木乃伊身上也曾发现结核病的踪迹。在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结核病也曾经很流行。它在历史上是呈波动性出线的，在某些时期，它曾有所收敛，但从来没有真正完全消失过。一旦发生战争、饥荒或其他什么东西降低人群的抵抗力的事件，结核病就又会卷土重来。在17世纪的伦敦，结核病造成了20%的死亡率；19世纪的巴黎，这个比例竟达到了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