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这两个消息出现在互联网上，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更多地方的人都开始关注这件事情。于是《黑龙江晨报》在报道宝马车主苏秀文被正式刑事拘留的消息时，专门交代说，交警支队召开紧急会议，要求相关办案人员一定做到详细再详细、细致再细致，在掌握确凿事实的前提下秉公办理。但是对群众关心的苏秀文的情况及案件的具体进展，交管部门以还在调查的名义拒绝进一步透露。
媒体的参与让观众知道了事件的发生，也认识了事件当中的人物。而观众的热情给了媒体继续跟踪这件事情的动力。在当地媒体对宝马车事件进行报道以后，全国各地的媒体闻风而动，直扑东北。我在互联网上搜索了一下，从2003年10月16日到现在，关于宝马车事件的报道多达22000条。这些报道，有说苏秀文身份的，有调查事故发生经过的，还有质疑司法部门工作的，还有专门辟谣的。众说纷纭，不一而足。我又做了一下统计，发现相信宝马车案为普通交通事故的媒体是极少数，大多数媒体都认为，这件事情并不简单。不管怎么说，媒体毕竟都是出版物，都是立字为凭的东西，所以大多数的报道还都是有据可查的。而其他的言论可就没那么严谨了，这些言论除了街头巷尾的议论以外，在互联网上网民的观点就更为尖锐激烈，各种各样的所谓真相和黑幕也是大行其道。
在事故发生两个月以后的12月20日，法院举行了审判。“被告人苏秀文，于1959年7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职业。2003年10月18日，因涉嫌交通肇事被哈尔滨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
在法庭审理中，死者的丈夫代义权等25位证人都没有出庭作证。公诉方代表证人作证，认为没有任何人证物证能证明苏秀文是故意撞人，因此没有对撞人原因提出质疑。在法庭审理之前，肇事方已经与死者家属和12名受伤者达成了民事赔偿和解。
案例中，《黑龙江晨报》的两次报道以及随后网络媒体的跟进，使这样一个发生在哈尔滨的交通案件成为全国上下街谈巷议的热点，在此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设置议程、公众跟进，媒介因为公众的大量跟进又追加报道，跟进的民众就更多，这样便造就了这个颇具知名度的全国上下共同关注的事件。
我国学者胡正荣在《传播学总论》中指出，所谓“议程”就是对当前问题进行选择性的报道，以及对选中的事情进行不同程度的报道。而所谓“设置”则道尽了传媒在影响受众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议程设置理论是由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肖提出来的，他们以美国总统大选为题进行了量化研究，其中，一部分就新闻媒介（五家报纸、两家新闻杂志、两家电视台的晚间新闻）的内容进行分析统计，按照重要程度将所报道的问题进行排列；另一部分则是采用问卷调查，调查当地选民就他们所认知的社会问题进行主题的排列；最后，把内容分析与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媒介议题与选民议题非常一致，其相关系数在0．96以上（最高为1）。也就是说，媒介所关心的那些议题，也正是选民关心的。
这一理论尽管存在很多误区和缺陷，但却指出了传播媒介的一项功能，即为公众安排话题的功能，在公众可能不愿意听从权威“教诲”的今天，通过媒介报道的主题的密集度的安排，却能够很有效地吸引公众对某些主题的注意和关切，这便是议程设置给我们的启示。
例如，奥运会举办前，随着媒介对此议题的报道越来越密集，公众对此的关注也就越来越多，社会氛围也就越来越热烈。除此而外，还有税收政策、禽流感、矿难、社会福利、教育改革、交通堵塞、基础设施、环境、贫困、对外关系等。每天，媒介都在为社会制造大量的关注焦点。
无疑，这种特殊的引导方式能够悄然改变社会热点，能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获得对社会舆论走向的引导和左右，对于整合社会、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都具有不可小觑的能力。
（二）由解释而引导
媒介除了能够选择一些信息进行传播之外，更重要的是，媒介还会加上解释和解读，让我们周边的杂乱的世界变得有序，把很多复杂而隐藏着的事件真相通过引导，曝光在公众眼中，同时通过解释，实施引导公众思维走向的功能。
打开每一个广电节目或网页，我们大量可见的都是各类指导性的信息，从日常起居到人生规划，从夫妻关系到人际交往，从穿衣打扮到工作态度，从投资理财到子女成才，无所不包，不一而足。媒介以通俗的语言，贴心的言辞，“永远是您的朋友，为您着想”的语调，“温柔地”左右着公众的内心。
经济减退时，媒介分析着消费的必要，渲染着消费得到的快乐；经济膨胀时，媒介告诫着投资的风险，分析着泡沫的危险；谈到家庭危机，媒介请来专家分析夫妻各自的个性缺陷，指点迷津；说到青少年犯罪，媒介找来大量国内外案例，剖析着社会要承担的责任；就连战争到来，媒介请来的一个个专家，都要在悬挂着的地图上画出一个个红红绿绿的箭头，预见着即将进行的战事。
在这种由媒介的解释来对公众思维走向进行引导的过程中，分为“引导共识”和“实施监督”这样的两个步骤，二者互为条件，互为补充，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则是前者的目的。
1．引导共识
传媒对某事件的集中报道，以及各种类型媒介的不同程度的介入，不仅使一个区域性的事件成为全国性乃是世界性的话题，引导了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同时还通过各家媒体对事件的分析和解释，在深入解读中，引导公众对事件的深层结构进行关注、进行理解，形成事件的关注焦点，引出社会的主流观点和立场，达成共识，从而促成社会深层次的变革，这样的引导方式为“引出观点”，即诱发关注，引出立场，达成一致，促成解决的方式。
相关案例：孙志刚事件和一个收容制度的终结
孙志刚，男，27岁，湖北武汉人，2001年在武汉科技学院艺术设计专业结业。2003年2月24日受聘于广州达奇服装有限公司。
3月17日晚10时许，孙外出上网，途遇天河区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检查身份证，因未带身份证，被作为“三无人员”带回派出所。孙的同学成先生闻讯后 参见《潇湘晨报》、石卫岩2003年《公共知识分子参与新闻舆论监督》等。
赶到派出所并出示孙的身份证，当事警官仍拒绝放孙。
3月18日，孙被作为“三无人员”送往收容遣送站。当晚，孙因“身体不适”被转往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护站。20日凌晨1时多，孙遭同病房的8名被收治人员两度轮番殴打，于当日上午10时20分死亡。救护站死亡证明书上称其死因是“心脏病”。4月18日，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出具尸检检验鉴定书，结果表明，孙死前72小时曾遭毒打。
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首次披露了孙惨死一个多月却无人过问的前前后后。文章当天被各大网站转载，立即引起强烈反响，点击率仅次于SARS 报道。孙志刚案在网络上引起的巨大反响，一方面推动了对案件的侦查和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另一方面还引发了民间对已经走样的收容遣送制度的批评。
6月5日上午，孙案开庭。
6月9日孙案一审判决：主犯乔燕琴被判死刑，李海婴被判死缓，钟辽国被判无期。其他9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3年至15年有期徒刑。同日，孙案涉及的民警、救治站负责人、医生及护士一共6人，因玩忽职守罪，被分别判处2年至3年的有期徒刑。
6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同时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
在2004年《广州年鉴》上，孙志刚案与广州市抗击非典一同被列入其中。
《广州年鉴》社前社长梅国璋说：“所谓以史为鉴，是否写入‘大事记’，要看该事件在广州地区的影响程度，看该事件是否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参考价值。像孙志刚案这样一个个体的案件编入《广州年鉴》中，还是比较罕见的。”
在这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新闻媒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率先报道这一案件以来，全国多家知名媒体陆续发布了相关报道。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等报纸，连同国内各大网站（如中新网、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凤凰网等），紧密追踪事件进程，积极配合公众讨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评论文章……新闻媒体在为死者争取一个说法的同时，引导公众去思考事件背后的意义。媒体不仅在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且也在不断推动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制度改革。
在《南方周末》的一项年度活动“致敬，2003年传媒”中，对何兵《南方周末》2003年6月19日的时评《实现社会公正，哪怕天塌下来》有如下的评价：
不平则鸣，有感而发，是我国的文化传统之一。即使在我国相对短暂的新闻发展史上，文人论政，也已成为自《循环日报》、《大公报》等以来的报业传统。在一个健康开放的公民社会里，表达舆论、公众论坛、传递信息、社会监督，是大众传媒的天然功能。
孙志刚案的报道由一家媒介的报道到多家媒介的报道，媒介报道的一再深入，使一个看似简单的刑事案件——由群体性的有意伤害导致人死亡的案件，深入到了问题的深层次追究，媒体在报道事实的同时，纷纷发表评论文章，引导人们思考事件背后的制度性问题及其改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共鸣，最终导致了一种制度的废除和法律的修正，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这正是媒介由解释引导舆论、达成社会共识的最佳诠释。
共识是指人们对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物、事物间的关系、道德价值规范体系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共识是社会成员认识、行为的基准，是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共识对于社会的建构与和谐发展，对于社会内聚力的创造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传统社会的共识由学校和宗教培养，而现代社会由大众传播媒介来塑造共识。大众传播通过对信息的刻意选择、对受众的有效引导，向社会成员提供一个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逐渐使这类信息成为人们的认识框架，成为人们进行判断和行动的基础。
2．“实施监督”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针对社会上某些组织或个人的违法、违纪以及违背民意的不良现象和行为，通过报道进行曝光和揭露，抨击时弊，抑恶扬善，以达到对其进行制约目的的行为。舆论监督具有事实公开、传播快速、影响广泛、揭露深刻、导向明显、处置及时等特性和优势，能够迅速将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引起政府高度关注，迫使司法机关秉公办事，对腐败分子及时依法严惩。
“不怕你通报，就怕你见报”，就是人们对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威力的生动描绘。舆论监督虽然没有强制力，却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极具影响力。这种功能就是通过传媒对社会实施监督的功能。
在西方国家，新闻机构是独立于政府、国会和司法的“第四权力”，西方的新闻记者自豪地把自己比喻为政府的“看门狗”。美国先后发生了尼克松“水门事件”和克林顿绯闻案，新闻舆论在披露这些事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美国媒体舆论监督的“得意之作”。英国“伊拉克门”中的“凯利自杀事件”尽管是一场悲剧，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媒体对政府监督的威力所在。媒体披露叶利钦家族腐败问题，也使这位着名政治家的威望受损。德国最大的在野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接受了一家武器公司捐赠的丑闻，尽管在8年之后才被媒体揭露出来，但此事仍迫使科尔辞去了该党名誉主席的职务。20世纪90年代，在法国售台潜艇过程中，当时的外交部长迪马接受了贿赂，后被媒体揭露，身为法国第五号人物的迪马不得不辞去国家宪法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在中国，近年来媒体在揭露广西南丹矿难、黑龙江“宝马”撞人事件、广东孙志刚案、陕西宝马假彩票案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推进它们的解决并促进重大政策的出台中，起到了任何一种监督都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文化传承——社会的延续
大众传媒将信息、价值观和规范一代一代地在社会成员中传递下去。通过这种方式，传承文化的功能使社会在扩展共同经验的基础上更加紧密地凝聚起来。媒介发挥传承文化的功能，使个人在学校教育之外，都能通过持续的社会学习过程而融入社会之中。有人早已指出，媒介通过提供给个人一个使其认同的社会而减少了个人对社会的疏离感和漂泊无定的感觉。因为传媒是文化的变动着、延续着的载体。从一定意义上说，传媒就是活动着的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众传媒天然地与文化的传承、批评、扩散和整合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众传播的文化传承功能在三方面得以体现，即帮助社会成员的终身社会化、建构文化认同体系、传递社会文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