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后期，发行纸币已全无金银储备，前期那种有相应的保证金（或银）的制度完全废止。早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就令“诸路平准交钞库所贮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余悉运至京师”。此后，中央调运各路金银越来越频繁，所剩少数“钞母”也被陆续运走，这必然导致纸币贬值，通货膨胀。此后，元廷很少再以量入为出为原则想办法，相反，多从宝钞总库中动用料钞，实际上就是添印纸币。至元二十三年（1286）中统钞印数已高达二百一十八万锭。至大元年（1308）二月，单为和林等地军粮事就需八百二十万锭中统钞，其中七百一十余万锭要从料钞中支出。
元代后期，又爆发了持续的农民战争，财政收入更是减少，军费开支则日益增多，政府便依靠更加大量印造纸币来救急。纸币滥发、钞制的败坏，为伪造者提供了机会，而且由于印数太多，纸张质量只得求其次，造伪也更加方便。清代著名学者桂馥讲到元代纸钞时说：“自泰定以后，废平准转支之旧规，钞法大坏，国用民生，公私交困，而欲人不犯科，野无私造，岂可得哉。”桂馥所云，虽不尽然，但他把伪钞泛滥的原因归结为“钞法大坏”，还是颇有见地的。
四、吏治腐败加剧伪币泛滥
吏治腐败对伪币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法不依，执法不力，使国家的钱法不能顺利推行，反伪币政策流于公文；二是一些官吏或慑于权势，或出于私利而旷职容奸；三是个别官吏甚至直接参与货币作伪活动，成为参与者之一员。
在我国古代，铸钱管理机构的管理辖区在地域上一般都很广，而且有坑冶的地方大抵山谷险绝，交通不便，出入困难。按规定，管理铸钱事务的官员都要按时巡视所部，查核账籍，以考核、奖惩具体负责铸钱的相关官吏，但要真正亲力亲为是非常辛苦的。北宋哲宗绍圣年间，任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提点坑冶铸钱的张次元，甚至因为勤于职守而殉职。张次元可以说是古时颇为难得的一位提点铸钱官，此人务实肯干，因此在任职后下决心在一年内走遍所辖五路的坑冶之所，“以其所见条利害四十有三事，请于朝，书可行者三十有五”，但他到了睦州（今浙江建德）后就因过于劳累而染病，在重病之时仍“经画鼓铸谆谆在口”。然而在当时如此认真负责的铸钱官并不多，史书中却不乏铸钱官因贪赃枉法而被惩处的记载。如北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提点铸钱事的王阑就因“贪墨因巡历贾贩，盗取官钱，提刑廉访验治有迹”而被除名勒停。另外，提点铸钱司中长官经常替换，而吏人往往长期供职，故而也存在着官弱吏强的情况，因此即使有些提点铸钱官有心认真管理铸钱事宜，也常常有心无力。
国家所立货币制度执行不力，政府官员徇私舞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货币作伪活动久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宋代苏轼曾说到：“法令日滋，而弊益烦，刑禁甚严，而奸不止，呜呼，久矣！”清末唐才常说得更透彻：“中国臣民积弊之深，无论公私，一经着手，既思染指以自封殖，则铸钱而或过掺杂质，立钞而或自行伪造，百弊丛生，防局外之人易，防局中之人难，将奈何？”政府官员玩忽职守，一方面为伪造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其自身就利用货币制度的漏洞作不法之事，使伪造货币活动更难禁止。如宋代由于钞法换兑制度中工墨费的收取，造成新旧钞存在价格差。-些负责收税的官吏，往往强迫人们用新钞纳税，然后私自将收来的新钞换成旧钞送交国库，从中渔利。
“伪造者所在有之，及其败获，又未尝正治其诛，故行用愈轻”。
禁伪造之律令未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导致货币作伪屡禁不止。如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定伪造会子法，规定“犯人处斩”。但是浙江婺州义乌县有开字匠蒋辉，于淳熙四年（1177）在广德军伪造会子四百五十道，事发后断配台州，可是三年以后，又“同黄念五在婺州苏溪楼大郎家开伪印六颗，并写官押及开会子留相人物，造得成贯会子九百道，与黄念五等分受”。本应受死刑之人，发配后才三年，又可以在外伙同他人一起伪造会子了！
“人心循利，甚于畏法，况利可立致而刑未即加者乎”。对于这种情况，宋代有些官吏即已提出批评，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有官员在论及伪钞无法禁绝之因时也谈到：“今伪造有禁，刊之印文，编之敕令，非不严具，而愚民无知，抵冒自若。意者朝廷过于仁厚，前后犯禁之人，未必尽论如法。”法制虽严，但具体执行过程中却过于宽缓，故小民明知法令有禁，而犯法依旧。伪造纸币者，“一有败露，纳贿求免，不曰字画之不尽摹，则曰贯索之不尽类，法当重戮，仅从末减”，朝廷一再颁布重刑，但具体落实起来又常常姑息放纵，难怪伪作日益加剧。
私铸不仅出于平民百姓，也常出于豪绅官僚之家，使地方官无力禁绝。宋代徽宗朝任御史的沈畸在论及私铸时曾说：“往往鼓铸不独闾巷细民，而多出于富民士大夫之家。”政府虽申严私铸之法，而私贩者仍能过关度津，使私钱流布各处，主要就是通过权要的庇护而为。朝廷经常责备淮、浙、福建官吏旷职，“纵奸弗戢”，致使盗铸盛行。其实，这些地方官之所以纵容盗铸，置而不问，因为他们“怀私观望”，自有其不可告人的企图。
元初发行纸币时，政府即颁布律令，严禁伪造。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明令“凡伪造宝钞，同情者并处死，分用者减死，杖之”。元朝的法律虽然严酷，但在上层贵族和官僚面前，却显示了极大的灵活性。严厉惩治造伪钞者的条款，到后期也完全成了一纸空文。
元代的贪官污吏对钞法的败坏和伪钞的盛行应负极重的责任。
当朝的一些官员与造伪者串通一气，为他们提供保护伞。元成宗大德年间，“京师有以伪造楮币，连富民百余家”，右丞相哈剌哈孙却“尽释之”。浙江余姚曾有个叫孙国宾的衙吏，抓获造伪钞犯姚甲，但“受赇而释之”。有的官吏被造伪者收买，与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如延祐（1314-1320）时，绍兴路诸暨州一些不法之徒互相勾结，以伪钞扰乱社会，胁攘民财。某些地方官吏却收受好处而任其欺诈，不闻不问，致使伪钞泛滥成灾，殃及邻近的新昌、天台、宁海、东阳等县。
还有的官僚任用下属和近亲直接参与作伪，且互相勾结，官官相护。至正十八年（1358），右丞相“任用私人朵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儿印造伪钞，事将败，令朵列自杀以灭口”。不难估计，其利用职权之便所印造的伪钞数目，当不在少数，但朝廷不但不予以严惩，反而为其百般开脱，掩盖事实真相，当时刑部欲连逮搠思监，但中书左丞相太平“力为解之，曰‘堂堂宰相乌得有此事，四海闻之，若国体何？’”元顺帝本人对此事也持包庇纵容的态度，直至搠思监造伪之事彻底败露后，才迫于百官的压力而不得不“诏止收其印绶”。当御史答里麻失里、王彝等要求对其严惩时，竟“终不听也”。不久，就借口“辽阳贼势张甚”，重新起用搠思监为辽阳行省左丞相，随即又于至正二十年三月官复原职，复拜为中书右丞相。朝廷有如此贪赃枉法之官，有如此昏庸无能之君，造伪者又如何不肆无忌惮，日盛一日，以致形成“造伪者滋多，亦四方之通患”的局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