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矿产业正在寻求改进工作效率的方法来维护其国际竞争力。这个行业汇报了在结合工作和组织设计项目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如复合技能、工作团队重组和企业谈判能力等。减员是制造业面对变化和竞争而采取的最有效的举措，其次是进行重组，实施质量计划。金融业则在节省劳动力技术、客户服务、减员和用高福利吸引特殊人才方面取得较大成功。总之，半数以上的参与调查的组织都把减员作为应付国内和国际经济、政治和竞争力变化的主要战略。而妨碍实施这些有效变革项目的阻力则在于管理中层的变革、工会态度及对变革的奖励限制（澳大利亚商业委员会，1992）。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全球化表现为把具有不同特征的国民经济转变为单一的全球经济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化发展被认为是为了帮助贫穷的殖民地国家建立其自己的经济。工业化国家通过将自己的经济控制方式和发展模式强加给贫穷国家来改变其殖民方式。目前的全球化进程与战后经济发展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
现在，全球化活动与大中型公司的运作和投资有关。各种形式的顾问，包括个人、独立商家和合作伙伴，都可使用新型而有效的通信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供货和提供售后服务。国际组织把澳大利亚看作是其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个基地，如航空预定中心、信息技术公司及其他服务行业都扎根于澳洲。当然，澳洲公司也把自己定位为国际性的。根据《经济学家》（1995年9月30日）报道，珀斯公司通过EMS控制系统监控着新加坡、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各分公司的空调、照明和电梯运行。一些公司还向外国寻求廉价劳动力，如瑞士和英国航空公司将返程管理工作交给了印度；汽车制造公司等跨国组织在低成本国家生产零配件，再运到组装国组装；耐克更是一家利用外国劳动力生产高质量鞋的典型。在过去20多年里，跨国公司有明显增加。不断有西方媒体报道说这些公司越来越具有全球竞争力（《经济学家》，1998年1月2日）。
此外，全球化有其自己的含义。它包括全球所有国家的进步，保证经济活动更直接、更有活力。然而，成本和收益在不同国家是不相同的。全球化浪潮并不能负载所有的船！它对全世界工人的影响是有区别的。跨国界的资本流动表明，工作环境具有文化上的多样性。新千年中，“全球领导者”的主要挑战就是要能成功地引导这种多样化。产业政策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对领导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全球化对社会和商业的影响不完全是积极的，全球化的代价可能非常高，因为跨国公司只需承担较低的关税。根据澳大利亚税务局（the 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的资料，跨国公司只需付一点税或是根本不付税（James，1997）。
强大的国际组织会迫使第三世界国家以低价出售原料和半成品，又以高价购买成品。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想将自己的分析方式“经济发展第一，社会发展次之”强加于非西方文化。Goldsmith（1997）预言说，第三世界随后会出现失业、环境恶化、城市化及乡村人口转移等问题。Young（1995）认为全球化已经成为新的全球殖民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历史结构上的。在第三世界的城市化过程中，为了工业化而挪用耕地等现象已证明了这一点。
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大公司挥舞着控制权的大棒。从历史上讲，对土地、市场和原材料的控制牵涉到使用武力，因此，全球化也是政治经济活动，其中的关系亦是通过财政和军事力量而建立起来的。Banerjee and Linstead（1997）总结道：全球化面临许多挑战，如永远不平等的财富和资源分配、环境影响等，而这些会削弱政府采取单边行动的能力。他们引用了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海豚-金枪鱼事件”来说明地区和全球的贸易协定会超越国家的环境保护法。另一个挑战就是弱势群体，如移民、妇女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人群的持续边缘化等。
权力从国家转移到全球范围，会威胁到组织内大部分处于劣势的群体。例如，尽管广泛鼓励“女性管理”（Calas and Smircich，1993），但这不足以改变在新的全球化市场——新殖民地中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管理理念（Banerjee and Linstead，1997）。
因此，作为一个经济概念，全球化是指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发生的一种转型，如资本和外国直接投资的灵活性的增加。经济活动涉及的范围和影响之大，以至于人们很容易陷于经济决定论的苦恼中，即认为我们注定很难控制全球经济压力。如果对新的全球经济力量和政策提出质疑，那就可能是在冒险。相反地，全球化进程应鼓励各国正确对待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颁布一些积极的、负责的、涉及文化和道德层面的新政策，并从中获益，以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澳大利亚，像其他国家一样，需要发挥一种积极的国际作用。接受国家或地方的政策、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中的国际化内涵，这将能促进或增强澳大利亚人民的健康、财富、智慧和幸福。但这是否适用于所有国家呢？
对“全球化”经济概念的评论
对于全球化的概念有许多评论，这不足为奇，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有活力的、尚未被明确界定的概念。如世界银行（1990）拒绝“全球化”这一概念而建议用“三边化”（Triadisation）。它引用了20世纪80年代的数据来说明世界贸易和投资大部分局限于美国、欧共体和日本（包括东南亚）三边。世界银行坚持将其他地区排除在这种推测性的转变过程之外，并认为这三股主导性经济力量在20世纪末主宰了世界事务。世界银行还特别提到，在1987年，这三边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5%。
在20世纪末，情况则变得越来越复杂。1997-1998年，因为不断显现的全球问题、货币贬值和经济危机，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日本等亚洲各国市场受挫。这表明了金融市场的相互依赖性，它明显地影响着全世界公司的健康发展。如1998年8月，在东欧解体和拉美经济问题引起的全球经济滑坡中，澳元跌到历史最低点，1澳元只相当于0.55美元（Sydney Morning Herald，1998年8月29日）。对世界经济的发展缺乏信心损害了国家经济。在全球经济风暴中，世界经济受到重创。日本的经济已经倒退，德国成了俄罗斯的主要债权国，而美国则与拉美国家密切相关。世界经济学界权威、德国银行的Kenneth Courtis教授警告说：这次危机从通货贬值开始一直到瓜分亚洲市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他认为，日本经济是否能遏制倒退，是决定澳大利亚经济状况的一个主要因素。Aylmer and Johnston（1998：1）引用Courtis的话说：“真正的问题在于，日本是缓过气来并成为将亚洲拉出麻烦堆的火车头，还是日本成为泰坦尼克号将亚洲撞沉。”
不清楚这种观点是在支持三边化，还是在支持全球化。Marquardt（1999）认为，金融市场都是全球化的，并且彼此相互影响。为了竞争，公司就必须卷入以世界为基础的金融环境中去。
全球化是否真的意味着一个世界的经济模式？所有的国家是否都会发展成一个世界经济模式？会有领导者、标新立异者和追随者吗？华尔街和美国市场仍将是领袖吗？Ruigrok and van Tulder（1995）在《国际重构逻辑》一书中专门用一章阐述了“全球公司的神话”这一问题，他们以1990年荷兰两家最大的银行（ABN和Amro 银行）合并一事为经典案例。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Jan Nelissen引用了《财经时报》（Financial Times）上一篇文章中的术语，声称ABN‐Amro已是“全球化玩家”。
ABN‐Amro合并造就了其在净值分红和营业额上成为世界第十六大银行。ABNAmro的办公室可在全世界每一个大城市中找到。到1993年，它已成为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然而这时，ABN‐Amro董事会新主席对曾经要塑造的“全球化玩家”这一形象感到遗憾，因为它传达的是一种错误的全球化定位的形象：这家银行大体上仍然是扎根在荷兰的欧洲玩家，其董事会所有成员都是荷兰人，而大部分营业额也来自欧洲。
Ruigrok and van Tulder（1995）针对世界100家最大的核心公司，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通过对公司国际发展战略的评估，他们认为，没有一家公司是真正全球化的、无国界的，而且在公司史上，它们极大地获益于政府的产业和贸易政策。全球化或“工业重构”不过是对几家个别公司的内部动力加以理论化的说法。一旦这些被归纳为优秀的实践案例，对此的分析便成为一种思想方式！因此，基于所有核心公司都是依赖本国政策的调查结果，他们认为组织的全球化还未形成。当然，我们对这些调查结果的理解应该以他们的整个观点为背景，他们也承认：世界经济正面临着工业复合体之间持续的国际化重组竞赛。
Ruigrok and van Tulder将工业复合体定义为“核心公司”和“竞争公司”。谈判的竞技场所分为六个部分：核心公司、供货商、商人／分销商、工会、政府和金融家。国际化重组竞赛中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核心公司和其谈判伙伴间的关系，决定因素或影响因素（核心公司、供应商、分销商、工会、政府和金融家）用椭圆形表示。
他们根据效率、盈亏一览结算线、财富和效益等来决定每一个工业复合体如何完成国际化重组。他们认为国内的谈判场所受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强有力限制，这种限制决定着核心公司国际发展战略的外层空间。这不同于美国和墨西哥有关“海豚-金枪鱼事件”的争论。笔者认为，如果没有一家核心公司能设法克服其对国内经济基地的依赖，那么全球化也只能是一个神话，尽管它是一个有用的神话。
Ruigrok and van Tulder也认为，部分工业复合体的国际化也表现出层次性。核心公司的国际化程度最高，其次是交易所和金融家，政府和工会则远远落在后面。这就说明核心公司比其谈判伙伴有更多的灵活性，它们有能力将生产转向国外。
由于政治和经济不可避免地相互交织，全球化的经济视角一定与权力、控制和所有权有关。全球化并不一定意味着世界是由经济上的“公平竞争”所主导的。
Braithwaite（1995）的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悲剧，更加证明了这一点。这是GATT（关贸总协定）中的一项条款，该条款通过专利、商标和版权保护知识产权。TRIPS意味着国家将向专利拥有者支付专利转让费的年限比以前更长（在澳大利亚要再加4年，从16年增加到20年）。Braithwaite注意到澳大利亚大部分的专利持有者是美国和欧洲的跨国公司，因此澳大利亚是TRIPS的最大损失者。而这对贫穷群体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一些必需药品的价格因此上涨了400%。
Braithwaite认为，TRIPS通过扩大垄断权，限制了贸易，降低了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竞争力。他暗示，我们全球系统的权力，本质上已从对劳动力和资本的控制转向对抽象对象如专利、知识产权的控制。他举了这样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某公司可能拥有一项基因工程专利权，能使奶牛的产奶量达到普通奶牛的两倍。尽管所有的国家都知道此项专利，但这家公司仍将拥有相当于全世界所有农民的奶牛的资产。而且，这家公司还会拥有更多的奶牛资产！Banerjee and Linstead（1997）认为，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通过TRIPS降低了40%的关税，把我们廉价出卖了。
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对金融资本放开控制的程度，超过了对国际贸易中商品和服务的放开程度。澳大利亚经济的开放从1960年的11%上升到1994年的22%，同期OECDC从21%翻倍至42%。国际贸易在金融和投资方面的灵活性并不相同，一些国家的开放程度比另一些国家要小。总体而言，产品、贸易、资本国际化程度趋向于增长而非下降，全球化的趋势仍存在。
在《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一书中，Martin and Soehumann（1997：29）就全球化提出了一些批评：
1.收入分配和利益越来越不平衡（贫富差距加大）。
2.国际竞争、不安全因素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导致了帕累托型社会的出现，即80%的人从事着没有发展前途的工作，成为社会的负担，因为全球只有20%的人是富有的、有生产力的。
3.诸如业务外包、裁员、重大技术变革等改革措施，对全世界的工人而言是有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