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士兵怯懦，不善战斗
两宋实行募兵制，不论是各地的屯驻大兵还是禁兵、厢兵、土兵、弓手，大都采用招募的办法，为防止士兵逃跑，就在他们的脸部或手部等处刺字，所以招募士兵又称“招刺”。由于宋代武人地位低下，受人歧视，打仗又有生命危险，故除了生活无着的流民和游手好闲的市井无赖以外，一般人都不愿应募，从而造成兵源严重不足。为此，赵宋政权不得不以配隶和抓夫加以补充。配隶多系罪犯，其中不乏强盗等不逞之徒，对军纪的败坏尤其严重。抓夫既非自愿，其战斗力也可想而知。度宗朝末年，“边报日闻，召募尤急”，招不到兵，就“强刺平民”，“或甘言诳诱，或诈名贾舟，候负贩者群至，辄载之去；或购航船人，全船疾趋所隶；或令军妇冶容诱于路，尽涅刺之……民有被执而赴水火者，有自断指臂以求免者，有与军人抗而杀伤者”。南宋士兵的素质既然如此之差，一遇激烈的战争，溃败就不可避免。此外，由于民风不同，一般来说，北方人比南方人勇敢能战，南宋军队战斗力最强的是淮军，原因就在于此。可是，南宋丧失了淮河以北的大片国土，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勇敢善战的士兵来源（北方流民的南下，当另作别论），这也是军队战斗力所以不强的一个原因。
第三，党争激烈，清谈误国
从主观上来说，南宋统治者在大多数时间里采用柔术进行统治，即允许臣僚大胆言事，允许三学学生议论朝政，即使在权相擅政的时候，一般也不轻易诛杀。其实质就是让臣下互相牵制，做到“异论相搅”。从客观上来说，在南宋政治上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和战之争、理学与反理学之争、“端平入洛”之争、宁宗和理宗继承人之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使统治集团内部虽然没有结成明显的朋党，却始终存在着互相对立的两派。他们党同伐异，相互攻讦，不能形成一个和衷共济的政治局面，以共同抗击元军的入侵。从理宗朝起，理学大盛，几乎达到不信奉理学就考不取进士、做不上官的程度。理学家还借口“正心诚意”，排斥一切抗战、理财、改良政治等措施，以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套话加以搪塞，更助长了清谈之风的盛行。如“端平入洛”失败后，朝廷中许多官员便连篇累牍地上疏，追究失败责任，对如何防止蒙古军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入侵，却只字不提。贾似道推行公田法，一些人又群起而攻之，至于如何减少和籴，保障军粮供给，同样一筹莫展。更有甚者，当丁家洲之战失败后，贾似道提出迁都，而有人竟以“我能往，彼亦能往”为由加以反对，结果眼巴巴地看着元军进入临安，将恭帝、三宫俘虏北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南宋就是在这种激烈的党争和无休止的清谈中将江山断送的。
第四，归正人的叛降由于南宋政府对归正人的政策，或纳或拒，经常发生变化，使那些流离失所的归正人栖身无所，或遭到金人报复，于是他们就从原来的向往南宋政权转而对南宋政权产生了怨恨。绍兴三十一年（1161）春，祠部郎中兼建王府赞读张阐告诫高宗说：“归正人时有遣还之命，怨声闻道路，臣愿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山东红袄军起义失败后，大批北方民众逃到南宋，组成“忠义军”。“忠义军”本来是一支抗金的力量，并且在防御金人对两淮入侵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多胜利，可是由于南宋政府对“忠义军”只知利用，不予信任，甚至将他们视为异己势力，最后就促成了李璮的叛乱，壮大了蒙古在山东的势力。在南宋军队中，南人歧视和猜疑北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如端平元年（1234），南宋无敌军在襄阳与由归正人组成的克敌军发生冲突，造成克敌军的叛乱，双方发生火并，襄阳被焚烧、抢劫一空。这座由岳飞“收复凡一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不减昔日，城池高深，甲于西陲”的军事重镇，“一旦灰烬，祸至惨也”。总之，由于南宋政府对归正人的招抚失当，不能一视同仁，使本来可以成为抗击蒙（元）入侵的巨大力量，反而成了灭亡南宋的势力。
第五，元朝改变侵略政策，加速了南宋统治集团的分化瓦解
蒙古军入侵南宋之初，所到之处，实行野蛮的屠杀政策，这样更加激起南宋军民的强烈反抗。忽必烈即位后，接受汉族士大夫的建议，在攻城略地时采取屠杀和怀柔相结合的政策，多次下诏告诫将士：“无辜之民，初无预焉，将士毋得妄加杀掠。有去逆效顺，别立奇功者，验等第迁赏。其或固拒不从及逆敌者，俘戮何疑！”甚至宣称：“果能悔过来附，既往之愆，朕复何究？
至于权臣贾似道，尚无罪之之心，况肯令赵氏乏祀乎？若其执迷罔悛，未然之事，朕将何言，天其鉴之。”对投降来归的南宋将领和守臣，原则上都能加以重用，对一般民众，则采用减免赋税的政策以收买民心。这样就加速了南宋军队的崩溃瓦解，涣散了民众的抗元意志。
在蒙元朝军事力量空前强大的时候，整个南宋却因为政治腐败而日益式微，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元灭南宋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南宋和北宋尽管国情颇有不同，但比较它们的灭亡原因，却存在着许多共同点：第一，两宋都是由于政治上的腐败，造成国力衰落，从而给外敌入侵以可乘之机。第二，两宋都是由于执行抑制武人的政策，造成军事力量的不振和战斗力的低下。第三，两宋都企图借助于别国的军事力量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后都造成了“唇亡齿寒”的后果。第四，归正人的向背对两宋的存亡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北宋主要表现为郭药师所率领常胜军的投降和叛变，归正人对南宋的影响就更加严重。第五，两宋都是在社会发展虽然落后、军事力量却空前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入侵下灭亡。
当然，两宋灭亡的情况也有其不同之处：第一，北宋是在国家表面繁荣达到顶点之时，在女真贵族的大举进攻下，前后不到一年半时间被迅速攻灭，显得有点突然而不可思议；南宋是与蒙元进行了长达四十五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战争以后，在国力消耗殆尽的情况下，才宣告灭亡，显得异常悲壮而又无可奈何。第二，北宋灭亡以后，赵宋统治者立即重建南宋政权，使宋朝国祚在南方土地上得以延续。从这一点看，北宋只能说是部分的灭亡；而南宋灭亡以后，整个中国土地都在元朝的版图之下，因此可以说是彻底的灭亡。
有宋一代（包括北宋和南宋），既不是亡于农民起义，也不是亡于武臣的攘夺和权臣、宗室、外戚的篡权，而是亡于强大的外敌之手。如果没有外敌入侵，两宋国祚一定还会更长。究其原因，这除了先进的学术思想和高度繁荣的文化对宋政权有巨大的支撑力以外，政治上也不是一无是处，足有可供后人借鉴的地方：一是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平衡和制约，既有效地防止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也束缚住了中央权臣的手脚，使他们不可能将自己的势力凌驾于皇帝之上。二是抑制武人的政策，虽然有着巨大的副作用，但是不可否认，它对防止武人割据、篡权和叛乱，也有其积极的方面。三是台谏官虽时为权臣所操纵，但并不能完全操纵，由于他们有风闻言事的权力，这对监督、揭露一些危害统治秩序的人和事，都起了一定作用。
四是通过对科举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基本上消灭了以往科举制中察举制的残余，从而为国家选拔了大量有用人才。如北宋的一些名相，无论是吕蒙正、王旦、范仲淹，还是韩琦、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皆系进士出身。在南宋宝佑四年（1256）榜的进士中，除状元文天祥以外，陆秀夫、谢枋得等着名人物皆在其中。五是推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策略，极大地调动了文臣官僚对于赵宋王朝的忠心，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能够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从而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危机，对稳定赵宋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