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似道专横跋扈，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当襄樊被围，形势十分危急之时，荆湖南路安抚制置使汪立信曾向他献三策：一是尽抽内地之兵赴江北，七千里江防，每一二百里置一屯，屯有守将，十屯为府，府设总管，要害处倍其兵，战守并用，互相联络应援，此为上策；二是释放使者郝经等人，“许输岁币以缓师期”，数年后，待兵力渐增，可战可守，此为中策；如若以上二策不行，则只有投降这一下策。贾似道得书后大怒道：“瞎贼狂言敢尔。”立即命台谏将汪立信劾罢。陈文龙是咸淳四年进士第一人，起初贾似道爱其文学才能，将他擢为监察御史，可是陈文龙所有上疏独不向贾似道“呈稿”，这便得罪了贾似道。襄阳失守后，贾似道包庇救援失职的范文虎，任命他为知安庆府，任命资历甚浅的赵溍知建康府、政事怠荒的黄万石知临安府，陈文龙又上疏反对，“请皆罢之”。贾似道大怒，先黜陈文龙知抚州，接着将他劾罢。
后来蒙军南下，范文虎等人或降或逃，贾似道才后悔不听陈文龙之言。在用人上，贾似道既爱才，也嫉才，从咸淳三年（1267）起，在他的推荐下，程元凤、叶梦鼎、江万里、马廷鸾、王爚、章鉴等一些颇有声望的大臣相继拜为右相兼枢密使，江万里、王爚等还升任左相，但贾似道同时又处处加以掣肘，不让他们有独立行使相权的机会，稍不如意就加以劾罢。贾似道喜爱佞谄之人，一些趋炎附势、甘心卖身投靠的官员，争着向他献殷勤，甚至贾似道身旁的走卒、僮仆之流，也成为他们巴结逢迎的对象。“纳赂求美职，其求为帅阃、监司、郡守者，贡献不可胜计”。
史言贾似道晚年的生活依然非常糜烂，懒于政事，置南宋安危于不顾。
每日深居葛岭私第，由吏人抱文书到他家中，大小朝政皆由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处决，“宰执充位署纸尾而已”。尽管前线的军事形势十分紧张，襄樊已危在旦夕，他依然“日座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每天“纵博”和“踞地斗蟋蟀”，成为贾似道的“军国重事”。
或者整天游乐于西湖之上，至有“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之嘲。还言他酷嗜宝玩，建多宝阁，“日一登玩”。“人有物，求不予，辄得罪”，甚至为得到余玠随葬的一根玉带，竟不惜掘坟开棺求取。又说贾似道性极忮刻残忍，其妾有兄来，想入府门，被他看见，“缚投火中”。某日，贾似道的一姬倚楼望见两个少年男子，说了一声：“美哉，二少年。”贾似道便对她说，如果你愿意嫁给他们，就让他们来聘你，那姬笑而不答。稍后，贾似道召集诸姬说，刚才已收到两少年的聘礼，大家打开一看，原来是那位赞美少年之姬的头颅。更有甚者，度宗一次说起襄阳被围已经三年，贾似道问他：蒙古兵已经退走，陛下因何得知？度宗说是从一个宫女那里听到，贾似道便借故将那宫女赐死，“自是边事并无敢言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贾似道生活腐朽，他的纨绔习气至老不改，这完全可以相信，但个人品质是否恶劣到如此地步，我们却不能从宋末元初人、治学态度严谨而又对故国深为怀念的文天祥、黄震、谢枋得、郑思肖、周密等人的着作中得到印证，所以对有些记载还是值得怀疑。至于说到贾似道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依然不理朝政，度宗对襄阳局势竟一无所知，贾似道对襄阳被围见死不救等等，却与史实不合。就以襄阳被围事论，当时官员如荆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汪立信和监察御史陈文龙等人皆屡次上疏言襄阳之危，咸淳九年（1273）初，襄阳沦陷在即，起居舍人高斯得也对度宗说：“臣窃见襄阳之围，旷日持久，命将救援，择非不至，然气索志偷，情见力屈。大劳未艾，扫清无期，岂非将不胜任之所致乎？”可见度宗完全了解襄阳危局，何必因宫女而知？周密曾说：“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他在这里虽然指的是韩侂胄，但对贾似道来说似可类推。
贾似道的独断专行和推行公田法、推排法等措施，使他在赵宋统治集团内部越来越陷于孤立，蒙古的步步进逼，更使他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咸淳三年（1267）十一月，贾似道上书度宗，第三次要求引退，他说：臣独念平时怙一是而众嫉起，守公法而私怨丛。绵力不足以胜弊奸，血忱适足以来口语。熏心忧畏，无岁不疾，必指牖下以为归。最后，先皇帝鉴临责切，以臣之谨虑而从之者，将许以终事而退。拟俟有请，而飚御已宾天矣……恭遇陛下，正乾位继……恫身屏息，以俟复土登祔之后，乞此余生，归老闲寂，亦曰先帝之终，陛下之始。揆之臣心，固已粗谓两尽。无何还越……陛下眷意殊特，召趣纷至，朝绅貂使，交彻于道，奎札勉谕，日每十数，终复动以先帝之恩，临之以东朝之旨……由是儆若以往，无敢差池，宣对未几，再睹迁播。臣于是时，凌兢欲仆，形躯精爽，皆非己所得有。顷之又罹霜露之病，证状与常时殊，众医相视愕眙……戊子之夕，雷发非时，其占曰：大臣专政，臣讵可偃然而不知天威之当惧乎……
在这里，贾似道虽然竭力美化自己，但确实也预感到长期擅权，结怨甚多的危险，身体长年有病也是事实。可是由于他对权势的贪恋和度宗的一再挽留，“上肩容易下肩难”，在政治斗争的旋涡里终究不能自拔。
五、度宗之死和丁家洲溃师
襄樊失陷以后，南宋政府为防止元军的大举南下，在军事上作了一系列紧急部署。咸淳九年（1273）四月，起用汪立信为权兵部尚书、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夔路策应使、湖广总领，以缗钱二百万给他开设置制司和犒师之用。以赵溍为淮西总领兼沿江制置使、建康留守，以缗钱六十万作为江防之用。以高达为宁江军节度使、湖北安抚使、知峡州（湖北宜昌）。以夏贵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同时追究襄樊之战失败的责任，李芝庭及其部将苏刘义等皆遭贬黜。对吕氏军事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宋廷从安抚的目的出发，并没有接受他们提出的罢任要求。
闰六月，贾似道以殿前都指挥使陈奕统率水军，负责鄂州至黄州一带长江防线。由于元军逼境，一些胆小怕事和年迈的官员纷纷提出辞呈，江万里因与贾似道政见不合早已被罢去左相，叶梦鼎、马廷鸾也相继以年老辞去右相兼枢密使。九月，宋廷以章鉴为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陈宜中同签书枢密院事，洪焘为浙东安抚使、黄万石为湖南安抚使。十月，李庭芝再度被起用，出任两淮安抚制置使，并赐缗钱二百万，以供犒赏备御之用。宋廷根据他的建议，在两淮分建淮东、淮西两个制置司，以李庭芝为淮东安抚制置使兼淮西策应使，以夏贵为淮西安抚制置使兼知庐州，赐缗钱百万以供犒赏备御之用。
针对元军的侵略意图，南宋重点加强了对长江中下游的防御。咸淳十年正月，在鄂州对面修筑了汉口堡（在湖北汉口），它与鄂州隔江相望，起到了控制长江水道的作用。在黄万石调任江西安抚制置使以后，以留梦炎出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稍后，又以赵顺孙为福建安抚使，高世杰为湖北安抚副使兼知岳州。这时，各地的制置使几乎都带上了安抚使的头衔，目的是加强他们的权力，以便有效地组织防御。
咸淳十年（1274）七月初九日，度宗病死，享年三十五岁。翌年正月，安葬于绍兴府会稽县攒宫，陵称“永绍陵”，这是南宋六陵中的最后一座陵墓。
度宗生有七子，其中四个儿子早已夭亡，存下淑妃杨氏所生的赵昰、皇后全氏所生的赵、修容俞氏所生的赵昺，年龄分别为六岁、四岁和三岁。
度宗生前没有对皇位继承人作出安排，部分朝臣主张“立长”，以赵昰继位，贾似道主张“立嫡”，以赵继位。后宫拥有实权的谢太后（理宗皇后）支持贾似道的主张，这样赵被拥立为帝，是为恭帝，由谢太后“临朝称诏”。
兄赵昰封为吉王，弟赵昺封为信王，尊谢太后为太皇太后，度宗全皇后为皇太后。贾似道虽在为母守丧期间，但很快被起复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又依文彦博故事，“独班起居”，继续操纵朝廷大权。同时任命王爚为左相兼枢密使，章鉴为右相兼枢密使。将次年改元为德佑元年。
此时的元朝，在经过了一年多时间的调兵遣将、积极备战以后，决定为灭亡南宋发起最后的总攻。至元十一年（1274年，南宋咸淳十年）六月，元世祖下诏宣布南伐，为收买民心，特别为取得南宋士大夫的支持，诏书声称，元军所以南下，是因为贾似道拘留郝经所致，命令“将士毋得妄加杀掠，有去逆效顺、别立奇功者，验等第迁赏”。待度宗死后，元世祖又下檄文声讨贾似道“无君之罪”，说他：“贪湖山之乐，聚宝玉之珍。弗顾母死，夺制以贪荣；乃乘君宠，立幼而固位。以己峻功硕德而自比于周公，欺人寡妇孤儿反不如石勒。”并对江南地主、官僚再次大加笼络，宣布：“恩宽幼主以下，罪止元恶之身。自今檄到，应守令以境土投拜，除大支犒赏外，仍其官职。”于是，元军兵分两路发动大规模的南侵：左路军由中书右丞博罗欢为统帅，从枣阳（今属湖北）西侵两淮，参知政事董文炳从正阳（安徽寿县正阳关）随行，以降将左丞刘整率步骑为前导，目的是为了牵制南宋的兵力；右路军由集结于襄阳的主力二十万人组成，由左丞相伯颜、史天泽为统帅，降将参知政事吕文焕率水军也在军中，从襄樊沿汉水而下，水陆并进。宋廷得报，一面加强汉水中游郢州（湖北钟祥）一带的防线，一面急调汪立信出任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讨使，组织长江下游防御。同时任命朱禩孙为京湖、四川宣抚使，率兵援鄂州，命年已七十九岁的夏贵率淮西水军同往增援。
九月，伯颜、史天泽统率大军至郢州，不久史天泽因病北还，由平章政事阿术代替，先后进攻郢州、汉阳军和鄂州等地。南宋守将张世杰、边居谊、王达等率领军队展开了顽强的抵抗，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但还是不能阻挡元军的进攻。当年十二月，元军攻占长江中游重要门户鄂州。翌年正月，又分别攻占蕲、黄两州，元军从那里分兵攻入湖南、江西等地，而主力由吕文焕为前锋，继续顺江东下，与进攻两淮的元军一起，直捣临安府。南宋以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以步军指挥使孙虎臣总统诸军，并下诏“天下勤王”。又以高达代替朱禩孙为湖北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但是这一切措施已经阻挡不了元朝进军的步伐，“沿江诸将多吕氏部曲，望风降附”，在吕文焕的招抚下，从咸淳十年（1274）年底到次年正月仅一个月时间，沿江制置使、知黄州陈奕，知蕲州管景模和副将吕师道，知江州钱真孙和守将吕师夔，知安庆府范文虎等悉以城降。伯颜任范文虎为两浙大都督，由他为向导，攻取临安。
在淮西的刘整，急欲抢功渡江，但受到统帅博罗欢的阻止，他眼见自己的战功不及吕文焕，遂发愤得病，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南宋德佑元年）正月初七日死于无为军（安徽无为）城下。贾似道听说刘整已死，即于当月十五日上出师表，决意出师，表中自言：“自襄有患，五六年间，行边之请不知几疏，先帝一不之许……臣羸弱之躯，非不知自爱……自誓终始以之。臣有三子、三孙，留之京师，日依帝所，以示臣无复以家为意。”次日，贾似道亲率精兵十三万、战船二千五百艘出发，同时带去大批金银、关子以供犒赏。
当时元军主力驻屯安庆，贾似道以孙虎臣为前锋，率步骑七万进至丁家洲（在安徽铜陵东北长江中），以夏贵为水军统帅，领战船横亘江中，自己率后军驻屯鲁港（在安徽芜湖南）。但贾似道仍害怕与元军展开决战，幻想重演鄂州议和的历史，他在二月初九日派宋京到元朝军营求和，“请称臣、奉岁币”，可是遭到伯颜的拒绝。贾似道的求和活动，严重挫伤了南宋士气，元军却利用这个时机，水陆并进到达丁家洲。二十二日，双方在丁家洲展开决战，在元军回回炮的攻击下，宋军死伤惨重，一片混乱。夏贵先逃，孙虎臣也逃到鲁港，贾似道仓皇失措，鸣锣退兵，企图先入扬州，招集溃兵，以图再战。
不料元军乘势冲杀，宋军大败，溃不成军。元军大获全胜，俘获宋军将领三十余人，士兵五千余人，战船一千余艘。
自丁家洲之战以后，南宋主力大部被歼，士气丧失殆尽，沿江州郡的“小大文武将吏，降走恐后”。于是，各路元军继续向临安挺进，当年冬天，已完成了对临安的战略包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