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理学的传播，在思想上对人们的反封建斗争起到了严重的束缚作用。
程朱理学从孝宗朝起就已成为宋学中的一门显学，到理宗朝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理学思想更是弥漫朝野，它所宣扬的“去人欲，存天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一套说教，从士大夫传播到民间，成了劳动人民的精神桎梏，从而严重地束缚了他们反封建的思想意识。在南宋的农民起义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几乎成了普遍现象，这就是为什么农民起义军易于接受“招安”，而没有能建立起自己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在众多的农民起义队伍中，同样可能混入少数坏人，他们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为自己谋取私利，以实现个人野心。以往封建统治者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诬蔑为“强盗”固然错误，今天我们也没有必要给真正的强盗戴上农民起义的桂冠。那么在形形色色遭到官府镇压的人群中，这些人占了多大比例呢？黄震以为：“今世之用刑比汉、唐为轻，今世之民自得罪者无几，而坐茶盐榷酤、田役税赋者十六七。”黄震既生活于南宋后期，又长期在地方为官，因此他的话是可信的。他认为当时“自得罪者无几”，绝大多数人是因官逼民反才被迫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
第四节 钓鱼城之战和鄂州议和
一、钓鱼城之战
淳佑十一年（1251）六月，拖雷长子蒙哥继位为蒙古大汗（宪宗），他为了缓和内部矛盾，除派六弟旭烈兀率军西征外，重点发动对南宋的侵略。根据以往南侵受挫的经验教训，蒙古开始实施新的战略战术，这就是改变过去“一岁一抄掠之，害其耕，夺其聚，杀其民人，使不得供其军赋”，“才掠即去，虽去不归”这种单纯破坏性与掠夺性的战略，转而在从四川到淮东一线与南宋接壤的占领区内修筑城池堡垒，部署重兵，实行屯田，为争城夺地、最终灭亡南宋作好准备。同时，派遣三弟忽必烈、大将兀良合台实行“斡腹之谋”，即远征云南大理，进至两广，采取迂回包抄的战略，从南北两面对南宋进行夹击。
宝佑六年（1258）春，蒙军先后分三路侵宋。蒙哥自率主力四万，号称十万攻打四川；宗王塔察儿领东路兵出襄、汉；已在安南的兀良合台领兵经广西北上，计划入湖南与东路军会师潭州。三军会师后，再直捣南宋都城临安。
蒙哥汗的军队入大散关（在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岭上），经沔州（陕西略阳）、利州，长驱而下。不到一年，四川大部沦陷，于十二月下旬抵达合州钓鱼城下。但是东路的塔察儿军却作战不利，当年秋天，蒙哥令忽必烈代塔察儿为东路军统帅，渡江攻打鄂州。
钓鱼城建在钓鱼山上，该山距合州（重庆市合川）县城约十里，嘉陵江、渠江环绕钓鱼山北、西、南三面，形成一个环抱的钳形江流，两江汇合后往西流十里又与涪江汇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山高海拔三百九十一米，远望成鱼形，故名钓鱼山。山脚周围四十余里，总面积三百八十多万平方米，在钓鱼山山腰凭险修有两道高二三丈的石城墙，沿嘉陵江的南北两面，还建有“一字城墙”。钓鱼城共建有八座城门，门上建楼，门外悬岩，无路可通。山顶则地势平旷开阔，开有周长达一百余米的天池一口，另有小池十三所、水井九十二眼，还有良田上千亩，军民长期居住山上，可无饥渴之虑。
钓鱼城始筑于嘉熙四年（1240），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筑重庆城时，当时派人于钓鱼山筑寨，作为合州军民临时避难蒙古兵锋之所。余玠守蜀时，遂于淳佑三年（1243）正式筑成此城，以为重庆屏障。守将王坚原为孟珙部将，在孟珙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夔州时，随孟珙入蜀，后来又成为余玠部将。淳佑十一年，王坚奉命收复兴元府（陕西汉中），次年即进驻合州旧城，作为守护内水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王坚到任后，动用十七万军民又大修钓鱼城，终于把它修建成一座易守难攻的堡垒，远近百姓闻风响应，迁入钓鱼城的人口达到数十万之众。
宝佑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蒙哥汗派降人晋国宝前往钓鱼城招降，被王坚拒绝，并将他擒获处死。开庆元年（1259）二月，蒙哥汗率诸军从鸡爪山渡过渠江，到距钓鱼城约五里的石子山上，并于次日起亲自督战城下。钓鱼城军民在王坚领导下，开始了英勇顽强的抵抗。
钓鱼城军民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他们凭借坚固的城堡和充裕的粮食储备，以逸待劳，多次杀退来犯蒙军，士气非常高昂。相反，蒙军因长期作战，已经十分疲劳，加上天气渐热，水土不服，疾疫流行，造成士气低落。六月初，多年来作为蒙古侵蜀急先锋的汪德臣单骑至钓鱼城下，企图招降宋军，为城中发出的飞石所击中，回营后即死去，蒙军士气更加沮丧。
此时，蒙哥汗因长期不能取胜，又气又急，亦染上病，在病势逐渐加深的情况下，被迫于七月下旬从钓鱼城撤兵。数天后，这位不可一世的蒙古大汗病死于钓鱼城下。一说蒙哥汗于七月二十一日亲临钓鱼城新东门对面的脑顶坪台上了望指挥时，被城内射来的飞炮击中受伤，不久即死于钓鱼城下。蒙哥汗死后，侵蜀蒙军无法继续前进，只得从重庆、合州等地撤兵北返。
至此王坚领导的钓鱼城保卫战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是南宋自抗蒙战争以来所取得的最大胜利，对于暂时挽救四川危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王坚不久被调往临安，出任侍卫步军司都指挥使。
二、鄂州保卫战与鄂州议和
宪宗三年（1253，南宋宝佑元年）秋天，忽必烈率军从宁夏进入甘肃藏族地区，与兀良合台分兵三路进入云南。翌年年初，忽必烈军攻陷大理城，立国三百六十年之久的大理国至此灭亡。接着忽必烈被调往襄、汉，作为东路军的统帅，留下兀良合台镇守云南。五年，兀良合台的军队进入安南（今属越南），蒙古军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大包围。
开庆元年（1259）正月，入侵四川的蒙军，一度进抵川东，逼近长江口岸。
为了防止蒙军沿长江东下进入湖北路，宋廷急命贾似道从扬州领兵往峡州（今湖北宜昌）增援，出任枢密使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都大提举两淮兵甲、总领湖广京西财赋、总领湖北京西军马钱粮，兼知江陵军府事等职，几乎将组织抗击蒙军进犯的全部重任都交给了贾似道，以便由他对各战区作统一指挥。
自大理返回的忽必烈，为了配合蒙哥军队对川蜀的侵犯，于开庆元年（1259）八月渡淮南下，由大胜关（在河南罗山县南）侵入荆湖北路，进犯浒黄州（在湖北鄂城西北），攻围鄂渚（在湖北武昌黄鹄山西北长江中）。当年九月初三日夜自阳逻堡（在湖北新洲县西南长江北岸阳逻镇）渡江，初九日进围鄂州（湖北武昌）。与此同时，从云南北上的蒙军，在兀良合台率领下，也进抵潭州城下。宋廷得讯大为震惊，再命贾似道从峡州率军赶往汉阳支援。
十月，鄂州危急，贾似道又从汉阳进入鄂州督师，于军中被拜右相兼枢密使，由他领导鄂州保卫战。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台州天台（今属浙江）人，贾涉之子。母胡氏为贾涉妾，因不容于嫡母史氏，生似道后即将她出为民妻。贾似道有一兄一姊，其兄卒于贾涉死后数年，其姊后来成了理宗贵妃。贾涉晚年忙于在两淮抗金，史氏又不喜欢贾似道，少年贾似道缺乏父母管教，使他成为一个只知游玩赌博，“不事操行”的纨绔子弟。稍长，贾似道以父荫入仕，考取进士后，擢太常丞、军器监，尔后又被派往地方为官。
贾似道出任地方后，表现了一定的才干，加之在后宫有贾贵妃为他撑腰，所以仕途亨通。先后被任命为湖广总领、沿江制置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抚使、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京湖安抚制置大使等职。淳佑十年（1250），又以端明殿学士移镇两淮。贾似道在出任沿江、京湖和两淮等地区军政长官的八年间，为防御蒙古入侵，作出了一些成绩，故受到理宗的嘉奖，说他：“乘边给饷，服勤八稔，凡备御修筑之费，自为调度，尚有余蓄，殊可嘉奖。”宝佑二年（1254）五月，贾似道升任同知枢密院事，进入执政行列，“威权日盛”。六年十一月，又以枢密使兼两淮宣抚使，成为代表朝廷统率两淮各路抗蒙军队的最高军政长官。此时，距贾贵妃之死，已有整整十一年。
在鄂州保卫战中，贾似道依靠高达等将领所率南宋军队的极力守御，多次挫败蒙军进攻，战争进行得异常激烈。入冬，包围鄂州的蒙军得疫疾之人已达十之四五，加上粮食缺乏，战斗力大为降低。是役，忽必烈十分欣赏贾似道的指挥才能，他不无感慨地对左右诸臣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十一月初一日，入蜀应援的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兼湖北安抚使吕文德，在顺利粉碎蒙军对重庆的围攻以后，奉命提兵至鄂州城支援。待鄂州城内兵力有所增强后，贾似道又奉命突围至黄州（湖北黄冈），在黄州下游组织起第二道防线，以防止由兀良合台率领的蒙军自潭州北上。闰十一月初，忽必烈急于北返争夺汗位，遂接受贾似道的议和请求，撤围北去。
有关鄂州议和的经过和内容，史书记载颇不一致，综合各种史籍所载，纠正史料中在时间上的个别舛误和明显的缘饰之词以后，基本情况大致这样：开庆元年九月初，当忽必烈刚抵达鄂州对面的长江北岸时，就接到亲王穆哥从合州派人来告诉他蒙哥汗的死讯，并请他北返。但忽必烈不愿无功而返，故继续命令军队渡江，进围鄂州。十一月初，忽必烈在鄂州前线接到其妻密报，说留守和林（在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的四弟阿里不哥正阴谋夺取汗位，要他迅速北返。至此，忽必烈才开始作撤兵准备。
在这之前，贾似道已经得到蒙哥汗死于钓鱼城下的报告，估计蒙军有可能因此退兵，遂于闰十一月初二日密遣宋京赴忽必烈军中求和。既是城下之盟，南宋方面只能提出“输岁币”作为议和的条件。忽必烈因急于北返，对于南宋方面提出的要求可谓正中下怀，他立即命赵璧等人入鄂州城告诉南宋方面：“汝以生灵之故来请和好，其意甚善，然我奉命南征，岂能中止。果有事大之心，当请于朝。”双方尚未来得及讨论和议的具体条款，更没有时间“请于朝”，忽必烈就于当天率大军北还。正在鄂州城内议和的赵璧，“适见世祖旗动，乃曰：‘俟他日复议之。’遂还”。这样，所谓的“鄂州和议”，既未达成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口头协议，更未形成书面文字，仅仅只是双方同意议和的意向和南宋方面作出愿意妥协让步的一种姿态而已。
事后，贾似道上表向理宗告捷说：“诸将大捷于鄂城，鄂围解，凡百余日。”为了夸大自己的战功，他只字不提曾经向蒙古求和的事实。理宗得报，大喜过望，于是厚赏守城将士，对贾似道更是奖颂备至，将在一定程度上侥幸得功的贾似道看作是再造宋室的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