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嬖宠浸盛，佞幸用事
理宗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统治者一样，在位时间稍久，其腐朽性就日益滋长起来，最后终于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大致从淳佑中后期起，理宗的统治进入到了后期。
这时的理宗已完全抛弃了端平年间选择贤相、注重人才的做法，喜欢和信任善于拍马逢迎、蒙上欺下的佞人，敢言直谏的官员不断被贬逐，这样便为丁大全、马天骥之类的权臣和卢允升、董宋臣之类的内侍用事铺平了道路，从而将朝政搞得混乱不堪。宝佑三年（1255）七月，谢方叔罢相，八月，参知政事董槐被任命为右相兼枢密使。董槐自嘉定六年（1213）中进士后，历任县的主簿到知州、安抚使等地方官，时间长达三十年之久，无论在审刑、理财、御将、用兵以及处理少数民族关系等方面都有显着政绩，是南宋后期少有的能臣。他出任右相后，“苟可以利安国家无不为”，“任人先取故旧之在疏远者”，于是遭到后宫、戚里和近习的不满。这时，依靠夤缘阎妃及内侍而得宠的侍御史丁大全，想与董槐私相结交，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但遭到董槐的拒绝，“乃日夜刻求槐短”。宝佑四年六月，丁大全上章劾董槐，极其诋毁之能事，董槐终于被“喜狎佞人”的理宗罢去相位。
董槐罢相不久，理宗任命参知政事程元凤为右相兼枢密使，丁大全升任签书枢密院事，进而又升任参知政事。丁大全用事后，“引用凶恶，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浊乱朝纲”，造成了很大的民愤。于是太学生陈宜中、黄镛、林测祖、曾唯、刘黻、陈宗等六人上书进行揭露。丁大全发怒，削陈宜中学籍，将他编管到建昌军（江西南城），并立碑学中，“戒诸生亡妄议国政”，陈宜中等人因此声名鹊起，获得了“六君子”的美称。
卢允升、董宋臣是最受理宗宠爱的两个内侍。董宋臣最初不过是一个小宦官，稍迁为东头供奉官，此人工于心计，极善逢迎，尽量投理宗所好。如理宗要摆樱桃宴，当时市面上尚无樱桃，他就派人到绍兴府买得百粒，请理宗尝鲜。理宗想赏荷，但大池荷花尚未开放，他就从别处借来盆荷放入池中，“云锦炯然”，宛如池荷一般。由此皆可看出他的“佞技”之高。宝佑三年（1255），理宗命董宋臣主持佑圣观的建造，他为了满足理宗纵欲的要求，不仅将佑圣观建得富丽堂皇，而且还建起了梅堂、芙蓉阁和香兰亭供他享用。
由此，董宋臣受宠程度超过了资历比他老的卢允升。
卢允升、董宋臣等内侍，依仗权势，强夺民田，招权纳贿，“声焰熏灼，其力能去台谏、排大臣，至结凶渠以致大祸”。当时虽然有官员不断揭露他们的罪行，但理宗总是百般包庇。直到景定元年（1260）贾似道上台执政后，卢、董等人的势力才受到遏制而有所收敛。
另一佞人马天骥，在任平江府发运使时，献给理宗女儿的结婚礼物有罗钿细柳箱笼百只，镀金银锁百具，锦袱百条，里面放了一百万贯的楮币，“理宗为之大喜”，于是官运亨通，由礼部侍郎除同签书枢密院事。丁、马两人谄事阎妃，勾结内侍，窃弄权柄，作威作福，根本就没有将宰相程元凤放在眼里，当时有人就在朝门上写道：“阎、马、丁、当（董），国势将亡。”丁大全在阎妃和卢允升、董宋臣的支持下，谋夺相位，程元凤感到自己无法行使相权，被迫于宝佑六年四月辞相。这样，丁大全终于登上了右相兼枢密使的宝座。
开庆元年（1259）十月，丁大全因封锁蒙军渡过长江进围鄂州的消息，遭人弹劾而罢相，但仍以观文殿大学士判镇江府。贾似道掌权后，为了笼络朝中的官员和太学生，以表示顺应民意，于景定元年（1260）六月将丁大全编管南康军（江西星子）安置，三年十一月再贬谪到新州（广东新兴），后来死于道上。景定五年（1264）四月，马天骥也被罢为祠官，不久，又以贪赃罪夺职罢祠。
与丁大全罢相的同时，吴潜和贾似道分别被理宗任命为左、右丞相兼枢密使。吴潜第二次任相后，力主清算丁大全一伙的罪行，因此受到丁大全同党的嫉恨。理宗无子，想立弟赵与芮之子忠王赵禥为太子，但吴潜不同意，密奏道：“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理宗为此十分恼怒。忽必烈进围鄂州时，理宗问吴潜如何对付蒙军的入侵，吴潜从理宗的安全考虑，建议迁都。理宗又问他：那么你怎么办？吴潜慷慨激昂地回答：“臣当死守于此！”理宗的猜疑心甚重，听后当即掉眼泪道：“卿欲为张邦昌乎？”丁大全的党羽趁机制造谣言，说吴潜企图先为济王立嗣，再想立济王嗣子为太子。又因为吴潜之弟吴渊为政严酷，有“蜈蚣”之号，于是他们散布童谣道：“大蜈蚣、小蜈蚣，尽是人间业毒虫。夤缘攀附有百尺，若使飞天能食龙。”理宗联想前事，对吴潜更是恨之入骨，遂于景定元年（1260）四月初一日罢去了他的相位。
三、奢侈腐朽，怠于政事
理宗晚年，昏聩日甚，每日饮酒赋诗，追求享乐，荒淫无度，其表现与北宋末年的徽宗如出一辙。对于理宗的嗜欲怠政，元人王恽作诗讽刺道：“拱手深宫四十年，只将诗酒斗清妍。料应一片江湖梦，不到谢玄淝水边。”说理宗虽然自命清高，但与既有政治才能又以棋酒自娱的谢玄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谢玄在“清妍”中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而理宗却因此白白断送了南宋江山。这时的理宗不仅重用佞臣，让他们为自己的腐朽生活奔走效劳，而且大肆施恩宗室、外戚和后宫，让他们的子弟出任州郡长官，这些人“荐引奔竞”，“贿赂公行”，所至“赃罪狼藉”，将朝政搞得乌烟瘴气。他们为了邀宠固位，又袭蔡京、童贯故伎，以“奢侈导上意”，这就更加助长了理宗追求荒淫无耻的生活。
理宗的好色是有名的，他即位后，故相谢深甫之孙女和贾涉之女先后被选入宫中。因谢深甫曾有援立宁宗皇后杨氏的功劳，杨氏为太后后，便执意将容貌并不出众的谢氏立为理宗皇后，使甚有殊色的贾氏后来只能做到贵妃。理宗对此颇为不满，于是置皇后谢氏于不顾，专宠贾贵妃，还为她修建功德寺。淳佑七年（1247），贾贵妃死，阎贵妃又以色得宠。此外，理宗还不顾群臣一再劝阻，每年都要从民间挑选大量女子充实后宫。宁宗末年，后宫除有职掌名位者外，有夫人号者六百人，到理宗淳佑年间竟增加到一千人。
理宗对这些人的廪给“泛赐无节”，当内藏库的财物用完后，就动用封桩库和左藏库的蓄积。庞大的后宫，成为南宋后期财政入不敷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理宗虽有那么多的嫔妃，仍然不感满足，还经常将民间的妓女召入宫内供他淫乐。官妓唐安安，“歌色绝伦”，最受理宗爱幸，她经常出入宫禁，富冠都城。工部侍郎牟子才不敢公开批评理宗，只能骂他身边的佞臣，为此他上奏道：“此皆董宋臣辈引诱，坏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理宗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像话，要丁大全转告牟子才：“纳忠不妨，但勿散副本可也。”牟子才出知太平州（安徽当涂），建李白祠，亲撰赞语刻于石上，谓李白所以受到唐玄宗的斥逐，那是因高力士为报脱靴之憾，故意激怒杨贵妃所致。唐朝宦官势力之盛，就是从高力士开始的。“其后分提禁旅，喋血宫庭，虽天子且不得奴隶之矣。”并刻高力士脱靴图于石上。这些显然寓有规劝和警告理宗的意图。有人拿了拓本给董宋臣看，董宋臣大怒，持图向理宗哭诉，同时与丁大全合谋，唆使御史诬劾牟子才在知太平州时的“过失”，牟子才因此被降两官。董宋臣等还不肯罢休，向理宗挑拨道：“牟某在当涂骂官家。”理宗看图，笑道：“乃骂汝，非骂我也。”董宋臣说：“彼谓陛下为明皇，阎妃为太真，臣为力士，而以太白自居。”理宗听了果然很不高兴，秘密向与牟子才有隙的知安吉州吴子明调查他在太平州的情况，吴子明回奏道：“臣尝至子才家，四壁萧然，人咸知其清贫，陛下毋信谗言。”经他说了实话，才使牟子才逃过一劫。
理宗不顾国家财政的困难，热衷于宫室的营造，所建禁苑、芙蓉阁、武林园等亭、台、楼、阁都华丽宏伟，非常壮观。他还别出心裁地将宫室建于西湖之上，号西宫，并打造御舟，“以备游幸”。理宗不仅自己奢侈无度，而且对外戚、宗室亦滥施恩赏。理宗无子，只有贾贵妃生有一女，对她钟爱异常。景定二年（1261），理宗以杨太后有拥立功，将公主下嫁其侄孙杨镇，晋封周国公主。为了能时时见到公主，特别为她在嘉会门内盖起豪华宅第，“飞楼阁道，密迩宫苑”。负责建造宅第的官员因此有功，被减去三年磨勘，每个工匠也都得到犒赏。杨镇被封为庆远军承宣使，他的所有亲戚“皆推官加封，宠异甚渥”。
对于理宗这种腐朽的统治和穷奢极侈的生活，许多官员一再上疏直谏，如监察御史吴昌裔尖锐地指出：当今社会“近类宣（和）、靖（康）之时，安危乐亡，直可凛凛”。他希望理宗“去谗远色，以扶植人才；克己节用，以爱养邦本。罢营缮土木之费，专以修车备器为事；省闲慢文书之务，一以备边御寇为急”。着作佐郎高斯得也上奏道：“臣观自顷以来，祖宗典则之旧，浸以隳废，坏法乱纪之风渐不可制，窃为陛下忧之。宫邸无故而妄求进秩，不问也；嬖宠恃恩而豪夺人田，不问也；戚畹葬埋过于侈汰，以溷有司，不问也；宦寺怙势，颐指气使，驾朝使而倾之，不问也。而宗藩之横，则又甚焉。”但理宗依然我行我素，国事遂至不可救药。
四、尊奉道教
理宗即位以后，无力克服摆在自己面前的各种社会矛盾，只好依赖于佛、道两教劝善佐治的作用，尤其认为道教乃赵氏始祖玄朗所创，又有所谓长生不老之药可供服用，所以提倡尤力，使他成为宋代继真宗、徽宗以后对道教最尊奉的一个皇帝。宋末人邓牧也说：“理皇优情六艺，旁通百家之书，尝有契于神情之旨，故于老氏独厚。”道教的经典很多，如《道德经》、《太平经》、《抱朴子内篇》、《黄庭经》之类，但这些道经有的深奥难懂，有的篇帙浩繁，有的修炼复杂，皆不宜于道教的传播。大约在孝宗朝初年，道徒李石根据已在民间传播的内容整理创作了《太上感应篇》一卷，只有一千一百七十七字。稍后，四川隐士李昌龄又为这篇经文作传注八卷。由于《太上感应篇》通俗易懂，修炼简便，它糅杂了释、儒、道三教的思想，实际上是一部通俗宣传劝善惩恶的民间善书，容易为一般百姓所接受。绍定六年（1233）八月，太一宫道士胡莹微在理宗的授意下，刊印了这部经文，理宗当即写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列于卷首加以推崇，并由名儒真德秀作序和跋，宰相郑清之作赞文，大加鼓吹。于是，《太上感应篇》很快在民间传播开来，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人手一册的程度，成了道教的主要经典之一和民间的第一善书。
理宗还给一些所谓的神仙和道教祖师加封，如封天师道祖师张道陵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正一靖应显佑真君”。又封茅山派祖师大茅君茅盈为“太元妙道冲虚圣佑真君”，中茅君茅固为“定箓右禁至道冲静德佑真君”，小茅君茅衷为“三官保命微妙冲慧仁佑真君”，并赐威仪十二件，官会十万贯给三茅祖宫崇禧观。宝佑五年（1257）二月，加封真武帝君为“北极佑圣助顺真武福德衍庆仁济正烈真君”。此外，理宗还给一些死去的重要道士追赠封号。
对于当时一些道派首领，理宗也赐赠封号或委以官职，对女冠吴知古尤加宠信。她经常出入宫禁，其侄吴子聪、吴子明夤缘以进，一个知门事，一个知安吉州，引起舆论的强烈不满。牟子才上疏反对吴子聪出任知门事，说他“依凭城社，势焰熏灼，以官爵为市，缙绅之无耻者辐凑其门”。理宗只得让吴子聪改知澧州。
与此同时，理宗继续兴建和改建宫观。仅在临安府城内外新建和重建的就有天庆观、佑圣观、西太乙宫、龙翔宫等近二十所，超过历代所建全部宫、观的总和。这些宫、观大都规模宏大，耗资甚巨，如淳佑四年（1244），理宗下诏把位于中瓦街的沂王府改建成道观，历时三年才告完成，赐名“龙翔宫”。在它旁边又别作南真馆，以作为道士居住之地，赐田多达一千顷。龙翔宫建于中瓦街以后，迁走了当地三分之二的居民。理宗到龙翔宫的道路原来比较曲折，宝佑元年（1253）的一场大火，把龙翔宫四周的街道烧得一片精光，这样不仅道路取直了，理宗还趁机在废墟上建起园苑。当时有人题诗嘲讽道：“龙翔宫阙壮皇都，銮辔萦回枉德车。天意也知明主意，故教劫火辟通衢。”
理宗晚年，为追求长生不老之方，对道教的尊奉程度已经超过了对朝政的关心。淳佑七年（1247），一位大臣在奏疏中指出，尽管当时连年水旱灾害，饿殍遍地，他却深居宫内，“迄无声闻”。能够听到的只是：“今日醮内庭，明日祷新宫。今日封神祠，明日迎佛像。依靠于衲子（和尚），听命于黄冠（道士）。”理宗的这种信佛佞道后来也为他的继承人度宗所仿效，结果是败坏了朝政，损伤了国力，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