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宗一朝长达四十一年之久，这是南宋进一步走向衰落的时期。在政治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理宗即位起到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去世前的十年间，是史弥远擅权的时期。此时的理宗基本上处于默默无为的状态，政治上与宁宗朝后期并无两样。第二阶段自理宗亲政到淳佑（1241-1252）中后期的十余年间，是理宗在内政方面较有作为的时期。他为了挽救社会危机，注意择相和任用人才，对吏治和财政进行了若干整顿，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第三阶段是理宗统治的最后十余年间，也是“更化”失败，政治上更加黑暗腐败的时期。此时的理宗，荒淫无度，怠于政事，重用佞臣，推崇理学，尊奉道教，使前期的一些整顿成果，完全化为乌有。开庆元年（1259）闰十一月，鄂州保卫战取得胜利以后，又出现了贾似道擅权，使社会矛盾加剧，朝政更加黑暗和混乱。
理宗统治的时期，也是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时期。随着金朝的灭亡，蒙古汗国开始对南宋连年入侵。南宋军队在孟珙、余玠等良将的领导下，虽然给蒙军以一定的打击，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南宋整个军事力量的衰落和统治集团对武人的猜忌和防范，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抵御蒙军的入侵，国势日益走向危急。
第一节 理宗朝前期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
一、“湖州之变”和济王被杀
理宗即位之初，史弥远欲掩人耳目，一反以往推赏“定策功”的做法，除了下诏“褒表老儒”，进用傅伯成、杨简、真德秀、葛洪、魏了翁等一批有名望的理学之士以装点门面外，自己仍任右相兼枢密使，对其腹心党羽也暂时都不加升迁。由于理宗出身低微，又是仓促上台，统治难以稳固，因而尽管理宗此时年已二十岁，史弥远仍然要皇太后杨氏同听政，以对付可能出现的政局动荡。
接着，理宗晋封赵竑为济王，史弥远“以其有逼近之嫌”，借口赐第湖州（今属浙江），当年就将他撵出临安府。翌年三月，葬宁宗于绍兴府会稽县攒宫，陵名永茂陵。
史弥远一手策划的废立阴谋，在朝廷内外引起强烈愤慨，只是官员们慑于史弥远的淫威，加之理宗在上，投鼠忌器，一时竟不能置一词。但一般百姓本来就对史弥远集团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非常不满，他的擅行废立，更加激起人们的义愤，于是在湖州爆发了部分群众起兵为济王夺回皇位的事变，这就是所谓“湖州之变”。因为湖州城南有霅川，故宋人多称它为“霅川之变”。
宝庆元年（1225）正月初九日，湖州含山太学生潘壬、潘丙兄弟与从兄潘甫首先发难，他们组织了太湖渔民和湖州巡卒数十人，各以红色半袖为号，乘夜进入湖州城，到济王府寻王，声言要拥戴济王为帝。济王闻变，慌忙改换敝衣，藏匿到水洞中，最后还是被找了出来。潘丙等人把济王拥到东岳庙，取龙椅置厅堂，将黄袍加在他的身上。济王哭喊着不答应，潘丙等用刀相胁迫，济王只得答应，但要大家“勿伤太后、官家”，得到承诺后，他才登上龙椅称帝。
于是，潘氏兄弟打开军资库，拿出金帛、楮券犒军，并命知湖州谢周卿率所有官员立班入贺。在事变前夕，潘丙为寻求忠义军的支持，已派潘甫到楚州（江苏淮安）联络李全，将密谋立济王的事相告，李全正想挑起南宋内部的混乱，以便混水摸鱼，所以口头上表示全力支持，并约好进兵日期，实际上却坐观成败。潘丙信以为真，事发当晚就将李全的榜文悬挂于城门，榜文历举史弥远废立等罪状，声称：“见率精兵二十万，水陆并进。”大有与临安政权一决雌雄的架势，在湖州百姓中造成一片轰动。
到天明，济王才看清楚原来拥立他的军队并非山东忠义军，而是少数太湖渔民和巡尉兵卒，他知道事情不会成功，当即派人到临安告变。史弥远闻变，急忙命殿前司将领彭任率禁军前往镇压，待彭任赶到湖州时，济王已亲率州兵平定了事变，潘氏兄弟先后遭捕杀。
经过这场“湖州之变”，惊魂甫定的史弥远对济王更加害怕，决心将他除去以绝后患。史弥远谎称济王有病，令门客秦天锡召医生赴湖州给他看病。
秦天锡到了湖州，假传圣旨，迫使济王自杀于州治，后来有人见其“口鼻皆流血，沾渍衣裳”，系中毒而死无疑。与此同时，史弥远还派人杀死了济王的儿子，以斩草除根。在史弥远的授意下，理宗下诏贬济王为巴陵郡公，又降为县公，改湖州为安吉州。
济王遇害，解除了对理宗皇位的威胁，理宗是这次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对史弥远来说，则是消除了一个心腹大患。理宗虽然不像宁宗那样不慧，但他是依靠史弥远的一手扶植，才从一个村童爬上皇帝宝座，他对史弥远的感激之情当然不难想像，使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达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步。这样，史弥远在理宗朝就取得了比宁宗朝更大的擅权资本。
至此，理宗和史弥远开始论功行赏，时杨次山已死，杨谷和杨石两人并进为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后来又分别封为永宁郡王和魏郡王（正一品）。
郑清之升任兵部侍郎兼史官，受到重用。考取进士不到两年的余天锡，则超迁授起居舍人，宝庆四年（1228），又以户部侍郎知临安府，此后官运一直亨通。史弥远自己则晋封魏国公，后来再拜太师、左相兼枢密使。惟有程珌是一个例外，史弥远原先答应他升任执政，因起草矫诏的那天晚上，他收受了杨后的一袋赠金，其值不赀，“弥远以是衔之，卒不予共政”。
宝庆元年四月，在杨石的建议下，杨太后不再垂帘听政，但朝廷实际权力依然操纵在史弥远和她手中，理宗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
二、史弥远擅权的继续
尽管史弥远权势显赫，气焰逼人，但是宋朝的政治体制决定，只要不反对当今皇帝，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抨击时政尚不至于造成杀身之祸。
因此，借理宗虚应故事，下诏求直言的机会，朝廷中一些以理学正统自居的官员和耿直的士大夫，纷纷起来为济王赵竑鸣冤，揭露史弥远等人的罪行。
已经升任礼部侍郎的真德秀入见理宗，要求为济王立嗣，他说：“我朝立国，先正名分，陛下不幸处人伦之变，流闻四方，所损非浅。霅川之变，非济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后闻讨捕之谋，情状本末，灼然可考……济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兴灭继绝。”户部郎官张忠恕不仅上书反对杨太后垂帘听政，而且认为所以出现“湖州之变”，是由于济王“不留京师，徙之外郡，不择牧守，混之民居”之故，他要求理宗“亟下哀诏，痛自引咎，优崇恤典，选立嗣子”，这样才能“庶几无憾”。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员外郎洪咨夔、大理评事胡梦昱等人也相继为济王鸣不平。胡梦昱还直接给史弥远写信，正告他：“公论在，天下未有久而不明；冤抑在，天下未有久而不伸。此论不早明，他日必有反复。”最为直言不讳的当推四川进士邓若水，他在《应诏上封事》中说：宁宗皇帝晏驾，济王当继大位者也，废黜不闻于先帝，过失不闻于天下。史弥远不利济王之立，夜矫先帝之命，弃逐济王，并杀皇孙，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济王竟不幸于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夺乎？
为此，他为理宗提出了三种处置方法：上策是要理宗将帝位让给近属，“行大义然后可以弭大谤”；次策是夺回被史弥远等人窃取的权力，实行亲政，“收大权然后可以固大位”；再次策是诛杀史弥远及其党羽，“除大奸然后可以息大难”。对于这样一封措辞极端尖锐的《封事》，四川制置司当然不敢附驿奏闻，但内容已在士大夫中间传播，后来，当邓若水按条格可改官时，史弥远便一笔抹掉了他的名字。
面对群臣的抗议浪潮，史弥远惯用的伎俩是操纵台谏，采取高压措施，以钳人之口。他起用趋炎附势的梁成大、李知孝、莫泽、盛章、朱端常等人为台谏官，然后按照他的意志，以“主济王赠典”、“首倡异论”、“欺世盗名，朋邪谤国”等罪名对持异议者进行弹劾。结果，真德秀、张忠恕、魏了翁、洪咨夔等人或被逐出朝廷，或被贬官罢祠，胡梦昱则被削籍流象州（今属广西），后来就死在那里。
这样，反对史弥远的浪潮再一次被压制了下去。
在这以后，史弥远的心腹党羽更是遍布朝廷内外，最受他重用的有所谓“三凶”和“四木”。“三凶”是指长期担任台谏官的梁成大、李知孝、莫泽三人，其中又以梁成大的声名最为狼藉，史言其“天资暴狠，心术崄巇，凡可贼忠害良者，率多攘臂为之。四方赂遗，列置堂庑，宾至则导之使观，欲其效尤也”；李知孝是绍兴年间参知政事李光之孙，此人就没有乃祖的气节，他受史弥远指纵，不仅弹劾真德秀、魏了翁、张忠恕等人不遗余力，而且是一个“侵欲敛积，不知纪极”的贪官；莫泽为谏官时，也是史弥远打击政敌的一个重要帮凶。“四木”是指参知政事薛极、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胡榘、四川制置使聂子述和刑部尚书兼知平江府赵汝述四人，他们都以阿谀奉承史弥远为能事，被认为是“最用事者”。此外，如出任参知政事的宣缯、郑清之以及两淮、京湖、四川地区的大部分安抚使和制置使，也是史弥远一手提拔的亲信。
在史弥远的统治下，南宋既不能从气息奄奄的金朝手中夺回一寸土地，也不能充分依靠忠义军以防守两淮，一切都是苟延残喘，得过且过。而庞大的军费开支加上统治阶级的挥霍无度，却使国家财政再次达到十分困难的境地。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史弥远以滥发纸币的办法，加紧对百姓进行掠夺，使理宗一朝的农民起义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嘉熙四年（1240）有大臣上书说：“凡今日之内忧外患，皆权相三十年酝成之，如养护痈疽，待时而决耳。”史弥远长期擅权，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给南宋造成了严重恶果。
绍定年间，史弥远由于病情日益恶化，不得不深居简出，长期卧床。尽管这样，因为他的“威势已成，遂至决事于房闼，操权于床笫，人莫知其存亡”。史弥远像历史上的所有独裁者一样，直到临死之前，仍然死死抓住权力不放。
尽管如此，在宋朝的政治体制下，官员中仍不乏对史弥远擅权的尖锐抨击，如绍定三年（1230），通判镇江府蒋重珍上疏指出：“今临御八年，未闻有所作为。进退人才，兴废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为人之主，而自朝廷达于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终史弥远擅权的一个时代，朝廷里反史弥远的浪潮始终没有平息过，这充分说明，不管史弥远擅权的程度有多么深，但皇权仍然可以对他加以控制，这当是有宋一代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三、理宗亲政和“端平更化”
绍定五年（1232）十二月，杨太后病死。六年十月，史弥远病重，十余日后也病死。至此，理宗才得以“亲揽朝纲，赫然独断”，结束了他“渊默十年无为”，实际上是做了十年傀儡的历史。
史弥远之死，使理宗失去了一个大恩人，所以当史弥远病重之时，理宗就下诏晋封他为太师、左相、鲁国公。次日病危解政，再授保宁、昭信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晋封会稽郡王。与此同时，以郑清之为右相兼枢密使、薛极为枢密使、乔行简和陈贵谊并为参知政事，组成了以史弥远亲信为主的中枢集团。对其子弟也大加封赏。史弥远死后，理宗又赠他为中书令，追封卫王，谥忠献。把本应归还朝廷的宰相赐第，仍赐史家，改作家庙。理宗对史弥远的厚赏，不仅是对他“有定策大功，勤劳王室”的报答，也是理宗以不合法手段“入继大统”的一种自我肯定。
理宗从小生活在民间，耳闻目睹百姓的种种疾苦，在他亲政之初，较少腐朽性，确实想有所作为，以革去积弊，一新政治。翌年，改为端平元年（1234），开始采取一些有别于史弥远擅权时代的政治措施，史称“端平更化”。
“端平更化”的核心，是在依靠以郑清之为首的拥戴派的同时，斥逐史弥远的某些亲信，起用曾经遭到史弥远排斥和打击的着名官员和所谓理学名臣，无论以前在济王事件中采取何种态度，一律“端平”，以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于是，崔与之、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王遂、徐侨、赵汝谈、李宗勉、杜范、赵范、李等人，或被召回朝廷，或委以重任。其中，洪咨夔和王遂都由理宗亲自任命为监察御史，一改史弥远党羽操纵台谏的局面。时人号称为“小元佑”。
端平元年（1234）正月初一日，理宗下诏“求直言”，群臣纷纷入对。一天，徐侨以太常少卿应召，理宗见他衣帽褴褛，动情地说：“卿可谓清贫。”徐侨说：“臣不贫，陛下乃贫耳。”理宗反问他：“朕何为贫？”徐侨回答道：“陛下国本未建，疆宇日蹙；权幸用事，将帅非才；旱蝗相仍，盗贼并起；经用无艺，帑藏空虚；民困于横敛，军怨于掊克；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国势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贫，陛下乃贫耳。”他认为执政大臣无能为力，国家已经病入膏肓，“世有扁鹊，将望见而却走矣”。徐侨的一席话，说得理宗“为之感动改容，咨嗟太息”。次日，理宗下手诏罢“边帅之尤无状者”，警告群臣要“以朋党为之戒”，命“有司裁节中外浮费”。又赐徐侨以大量金帛，但徐侨没有接受。
与此同时，洪咨夔、王遂等人不断上章弹劾“三凶”、“四木”和史弥远的其他党羽。当年六月，“三凶”梁成大、李知孝、莫泽皆被流放，“尽追爵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