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在年龄上存在问题。杜太后临死时年六十岁，太祖只有三十五岁，太宗二十三岁，廷美十五岁，太祖子德昭和德芳尚年幼。当时如果是太祖病危，太后在榻前与之商议传位遗诏，为此要太祖立下“金匮之盟”，这似乎尚有可能。而事实恰恰相反，太祖身体很好，垂死的太后又如何能预见到太祖今后一定短命，儿子一定年幼，所以非得要他将帝位传给其弟呢？如果太祖不短命，就不存在立“长君”的问题，那么“金匮之盟”又如何实行？后来太祖活到五十岁，太宗虽有三十八岁，可是德昭、德芳也都长大成人，皆可称为“长君”，这时又该立谁呢？如果将来由太宗再传给廷美，廷美再传给德昭、德芳，不是更乱套了吗？如果说太后因为病重，神志不清，提出这样一种不合情理的传位方法尚可理解，而太祖应该懂得其中的道理，他怎会立下如此不可执行的盟约呢？
四是中国自周武王以来，帝王之位由父子相传已成传统，历史上为了争夺帝位，父子相残、兄弟相杀都屡见不鲜，即使太祖是一个孝子，恐怕也不会单凭杜太后一席话，就轻易将帝位传给他人。
五是当太宗继位时，群臣对此都有怀疑，如果确有“金匮之盟”，为什么他没有将此盟约公之于众，以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以解除大家的疑窦呢？
六是从所谓的“金匮之盟”公之于世的时间来看，更可证明其为子虚乌有。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太宗认为廷美多行不法，召见已罢去相位多年、时任河阳三城节度使的赵普商量对策，这时赵普告诉他有一个“金匮之盟”，说自己实参与其事。于是太宗在宫内“找到”这个盟约，承认自己以前对赵普有误解，发出“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的感叹。既然在此之前连太宗自己都不知道有一个“金匮之盟”，其证人就是赵普，那么当初他又凭什么登上帝位？
七是如果确有“金匮之盟”，应该也让太祖皇后（开宝皇后宋氏）知道，以免将来在帝位传授时发生误会，可是事实证明开宝皇后并不知情，否则她不可能在太祖死后派人去召德芳而不是去通知赵光义入宫。
八是从太祖与其弟光义的关系中，看不出存在将帝位传给他的可能。
虽然太祖碍于亲情，于开宝六年（973）封时任开封尹的赵光义为晋王，位在宰相上，但实权并不大。太祖在位的十七年间，史书没有记载赵光义的一点政绩，而关于他的好色却时有所闻，太祖对此也十分恼怒。据《默记》卷下载：颍上安希武殿直言：其祖乃安习也。太宗判南衙时，青州人携一小女十许岁，诣阙理产业事，太宗悦之，使买之，不可得。习请必置之。遂与银二笏柱，习刀截银一二两小块子。不数日，窃至南衙。不久，太祖知之，捕安习甚严。南衙遂藏习夫妇于宫中。后至登位，才放出。故终为节度留后，其青州女子终为贤妃者是。
此外，赵光义在开封尹任上还大搞网罗党羽，培植亲信的活动，太祖也有所警觉，并采取措施加以防范。既然太宗并无良好表现，兄弟关系也不和睦，太祖怎会轻易地将帝位传给其弟。
九是从后来太宗的两个侄儿德昭、德芳的未得善终到其弟廷美的被迫害致死，以及尚未等到第二年就急于改年号等事来看，太宗也不像是一个合法的继承人。
总之，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的“金匮之盟”，太宗与赵普勾结在一起，炮制出这样一个盟约，反而给人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证明他确实是以不合法的手段窃取了帝位。
那么，赵光义又是如何登上帝位的呢？对此历史上有“烛影斧声，千古之谜”的传说，不过传说并不等于信史，虽然太祖之死疑问很多，却因年代久远，兼之发生在宫廷内部，有关记载十分模糊，真正要将它搞清楚几乎已经没有可能。现在惟一能够见到的是在《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十月壬子条记事和小注中，李焘根据释文莹《续湘山野录》所载，结合《国史·符瑞志》、杨亿《谈苑》，略加润色而写成了以下这一段文字，其云：（庚戌，上不豫），驿召（张）守真至阙下。壬子，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箓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上闻其言，即夜召晋王，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
由于释文莹和李焘都将此事记载得非常隐晦，这就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想像的空间。一种可以理解为太祖坚持要光义继承帝位，光义辞以不敢；另一种可以理解为有人遥见烛影下光义有谋害太祖的举动，太祖以柱斧进行了抵抗，终究不敌而亡。两者孰是孰非，关键是看太祖死的那天夜晚，光义是否宿于禁中？据《长编》卷一七载：（开宝九年十月）癸丑，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程德玄先坐于府门……扣门与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遂与王于雪中步至宫……乃与王俱进至寝殿。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耶？”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
如果此条记事属实，太宗谋害乃兄之嫌似可消除，但他早年在藩邸时，就内结宦官，外赂诸将，等待时机以夺取帝位恐是事实，否则王继恩怎敢重违宋皇后旨意，“径趋开封府召晋王”？一次，赵光义派人送“酒炙”给大将田重进，以行笼络，不料遭到田重进的拒绝，他说：“为我谢晋王，我知有天子尔。”从中不难看出他在藩邸时，已对诸大将进行收买，此事后来也为太祖所知悉。当然还有一条对太宗更为不利的记载，这就是上文提到的《续湘山野录》所载，该书不仅记有“烛影斧声”的传闻，而且还有下面一段文字：“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这样，不仅明白宣示了太宗的帝位是依靠攘夺所得，而且也逃脱不了杀害太祖的干系。
二、赵普与宋初政治
在宋初政治中，赵普是一个极其关键的人物，他既是策动陈桥兵变的重要谋主，后来在执行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解除大将兵权，加强中央集权，制造“金匮之盟”以及陷害秦王廷美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又都起到了决策作用。赵普与太祖兄弟一起制订的统治政策，不仅贯彻于当时，也多为有宋一代所遵循，故作为开国功臣的赵普，在两宋政治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赵普（922-992），字则平，幽州蓟县（在今北京城西南）人。曾祖父赵冀，做过三河（今属河北）县令。祖父赵全宝，做过澶州（在河南濮阳南）司马。父赵逈（音窘），为躲避频繁的战乱，于后晋时迁其族到河南洛阳，并出任过相州（河南安阳）司马。赵普出身于小吏世家，本人早年可能做过塾师，故有“赵学究”之称。赵普弃教从政后，到凤翔节度使幕府去做幕僚。
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三十三岁的赵普被永兴军节度使刘词辟为从事，协助管理所在州郡事务，显示出了一定的才能。刘词是周世宗手下的一员骁将，甚受世宗重用。次年，词卒，遗表荐普于朝，反映了刘词对赵普才干的赏识和认可。显德三年，世宗征淮南，赵匡胤攻取滁州（安徽滁县），时赵普应宰相范质奏荐，始进入赵匡胤幕府，担任军事判官。赵匡胤移兵别处后，其父弘殷却病倒在滁州城，赵普“躬亲药饵，朝夕无倦”，弘殷“媿其情，由是待以宗分”，从而与赵匡胤一家结下了极为亲密的私谊。赵匡胤从征淮南有功，升任匡国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表赵普为匡国军节度推官。赵匡胤镇归德，又以赵普为归德军节度掌书记。杜太后在世时，尤其信赖赵普，呼他为赵书记，就与此职有关。不过数年，赵普就成了赵匡胤集团的一员重要幕僚，在他的指点下，赵匡胤不动声色地周旋于周世宗和诸大将之间，既避免了猜疑，又丰满了羽翼，后来赵普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陈桥兵变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
北宋建立后，太祖以赵普为枢密直学士，使他从一个从八品的幕职州县官一跃而成为正三品的朝廷大臣。建隆元年（960）五月，后周昭义节度使兼中书令李筠从潞州起兵反抗，太祖亲征，以赵普守开封。赵普要求随军扈从，并向太祖提出“兵机贵神速，不尚巧迟，若倍道兼行，掩其未备，所谓自天而下，可一战而擒也”的建议，“太祖用其策，及筠诛，普以功迁兵部侍郎”，又充任枢密副使，从而进入执政行列。在太祖兄弟进行的统一战争中，赵普是先南后北方针的坚决支持者。从这些方面来看，他在军事上也卓具才干。
建隆三年，赵普再迁枢密使，主管军事。乾德二年（964）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三相同日而罢，太祖拜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院大学士（亚相）。
此后赵普独相达十年之久，太祖对他信任有加，“视如左右手，事无大小，悉咨决焉”。
赵普曾长期生活于混乱黑暗的五代，他目睹各地藩镇的专横暴虐，政权的频繁更替，大小官员的贪残枉法，对当时的政治气候和国计民生十分洞察明了。家传的吏治经验和自己多年从吏的实践，使赵普对于吏道更是娴熟于胸。因而，他对如何巩固政权、安定社会有一个迫切的愿望和总体的考虑。如果说，赵普在军事上对太祖兄弟尚只能起到裨赞作用的话，那么在巩固中央集权方面所起的作用就要大得多。可以说，宋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措施、防范和禁令，大都出自赵普的建议和谋略。
在军事上，除了上文已经说到的解除诸大将兵权以外，为了“收其精兵”，对军队实行拣选的做法，也是赵普所提出。据《长编》卷六，乾德三年八月戊戌条载：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缺。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其后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给散诸州军，委长吏、都监等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都下。上每御便殿亲临试之。用赵普之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