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被金兵追打得丧魂落魄的高宗，为维持偏安局面，从即位之日起便频频遣使企图与金媾和。建炎元年（1127）五月和六月，高宗先后任命太常少卿周望、宣义郎傅雱为河北、河东“大金通问使”，出使金营。十一月，再遣朝奉郎王伦，充“大金通问使”，直接出使金朝。他们都带去了给金人的大量礼物，表面上“通问二帝”，实际上是要向金人传达议和意图，并趁机进行贿赂。在绍兴年间上百个出使金朝的使节中，王伦是一个最值得注意的人物。如果说高宗是宋金议和的决策者，秦桧是坚定的支持者，那么王伦就是在议和活动中穿针引线的人。不过王伦参与宋、金议和，具有戏剧性，最后则以殉难结束，表现了一定的民族气节。
王伦乃真宗朝名相王旦的玄侄孙，据《宋史·王伦传》记载：家贫无行，为任侠，往来京、洛间，数犯法，幸免。汴京失守，钦宗御宣徳门，都人喧呼不已，伦乘势径造御前曰：“臣能弹压之。”钦宗解所佩夏国宝剑以赐伦，曰：“臣未有官，岂能弹压？”遂自荐其才。钦宗取片纸书曰：“王伦可除兵部侍郎。”伦下楼，挟恶少数人，传旨抚定，都人乃息。
宰相何栗以伦小人无功，除命太峻，奏补修职郎，斥不用。
从中可见，王伦是一个有胆量，敢任事，富有冒险精神的人物。赵构称帝后，拟派一人直接出使金朝乞和，才想到了这位“任侠”的王伦。但王伦第一次奉命出使金朝，就被粘罕扣留于军营，经过五年才得以放归。
高宗见王伦迟迟没有音讯，又于建炎二年五月，以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为祈请使，出使金朝，表面上是“祈请二帝”，实际上还是向金称臣求和。
三年五月，再命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洪皓充大金通问使，前往云中向粘罕递交南宋国书，书称“愿去尊号，用正朔，比于藩臣”。七月中旬，应知枢密院事张浚奏请，命右文殿修撰、假工部尚书崔纵为奉使大金军前使，赴山东挞懒军营乞和，再次表示愿向金朝臣服。八月下旬，得悉金兵又将大举南侵，高宗急命京东转运判官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请求金方缓师。九月，以奉议郎、直龙图阁、假礼部尚书张邵充“大金军前通问使”再次请求金方缓师。十一月，复遣通直郎、假尚书兵部员外郎孙悟充“大金军前致书使”，第三次请求金军退兵。真是前使未至，后使已经离开国门。
使臣所递国书内容之卑躬屈膝，也达到不堪入目的程度，如建炎三年八月高宗在致粘罕的信中谓：某昨遣洪皓摅恳切之诚，惧道涂梗塞，或不时布闻，则又令崔纵进书御者。既遣使者于庭，君臣相聚，泣而言曰：“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大国之征小邦，譬孟贲之搏僬侥耳。以中原全大之时，犹不能抗，况方军兵挠败，盗贼交侵，财贿日朘，土疆日蹙，若偏师一来，则束手听命而已，守奚为哉！”自汴城而迁南京，自南京而迁扬州，自扬州而迁江宁，建炎三年之间，无虑三徙……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一并旁徨，局天蹐地，而无所容厝，此所以朝夕諰諰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恭惟元帅阁下，以宗英之重，行吊伐之师，谋略如神，威权不世，其用兵之妙，与黄帝争驱逐。
北平契丹，南取中国，极天所覆，混为一区，此岂载籍所有哉……愿削去旧号……盖知天命有归……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无有二上矣，亦何必劳师远涉，然后为快哉！昔秦并天下，可谓强矣，而不废卫角之事（祀）；髙祖成帝业，可谓大矣，而不灭尉佗之国；周武帝兼南北朝，可谓广矣，而许留萧詧以为附庸。故曰：“竭山而畋者，非善畋者也；竭泽而渔者，非善渔者也。”
伏望元帅阁下，恢宏远之图，念孤危之国，回师偃甲，赐以余年……倘异时奉事之诚，不足以当保持之意，则移师问罪……何难之有？某亦将何辞……社稷存亡，在阁下一言，某之受赐，有若登天之难，而阁下之垂恩，不啻转圜之易。伏惟留神而特加矜察焉。从这封令人作呕的书信中，人们不难看出高宗之胆怯和无耻之尤，正如清人王夫之所云：“高宗之畏女直也，窜身而不耻，屈膝而无惭，直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
但金人亡宋之心已定，张邦昌被杀不久，金太宗便下诏曰：“俟宋平，当援立藩辅，以镇南服，如张邦昌者。”因此根本不理会南宋的议和请求，结果除了被金人以“嫚书”痛骂一顿以外，王伦、朱弁、宇文虚中、洪皓、张邵、孙悟等使臣无一不被金方拘留。现在秦桧从金营逃归，且与挞懒的关系颇不错，高宗以为这样一来，不仅增添了开展投降活动的有力帮手，而且找到了实现投降的途径，所以对秦桧大加称赞，声言：“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
当即任命他为礼部侍郎，在政府极端困难的财政条件下，赐银帛二百匹两。
此时的秦桧，不仅力主与金人议和而受到高宗的赏识，还由于他在靖康末年抗议请存赵氏而为金人所执的资本，颇获朝廷里一些大臣的好感，所以到绍兴元年（1131）二月就升任为参知政事。但是秦桧权欲熏心，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作为第一步，就是企图取范宗尹的右相而代之。
范宗尹曾以“今日之无策，乃为异时之长策”的逻辑，为高宗的南逃避敌辩护，后来又提出在各地设立镇抚使的建议，以为阻挡金兵南侵之策，因而深得高宗好感，只有三十一岁就被擢为宰相，在有宋一代历史上，可谓独一无二。他前后做了三件事：一是撤销了行营司，恢复了枢密院领兵的祖宗旧制。二是在与金、伪齐犬牙交错的地方，任命南宋将领、游寇首领或义军领袖出任镇抚使，让他们守土保民，取得了功过相半的成绩。三是建议追夺徽宗以来的“滥赏”。追夺滥赏的建议应该说有其道理，但遭到一些既得利益者的不满。秦桧原来也“力赞”此议，但高宗为笼络人心，不愿因此而造成政局不稳，以“不欲归过君父，敛怨士夫”为由表示反对，秦桧看风使舵，马上转过来批评范宗尹的建议为不当。绍兴元年（1131）七月，范宗尹由此被罢去相位。
朝廷里一时缺少了宰相，秦桧就扬言道：“我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有人问他何以不言？秦桧曰：“今无相，不可行也。”高宗闻言，遂于当年八月擢秦桧为右相兼知枢密院事，授以军政大权，希望他能加速与金人的议和活动。从中，秦桧已完全看穿高宗的心理，即谁能为他求得与金朝的和议，求得政权的稳定，谁就能获居大位。
第二节 秦桧登台和宋、金第一次和议
一、秦桧与吕颐浩争权
秦桧虽然一时独相，但是高宗对他并未完全寄予信任，所以到次月，再拜吕颐浩为左相兼知枢密院事，以行牵制。秦桧为放手与金人议和，以独享和议成果，就加紧拼凑自己的势力。他除了将去年在涟水军水寨接待过自己的丁禩等人荐行入朝，又先后推荐广南路提点刑狱公事程瑀试太常少卿，右修职郎陈渊充枢密院计议官，左从政郎魏良臣充枢密院编修官，右司员外郎江跻为殿中侍御史。其他如起居舍人张焘、中书舍人胡世将、监察御史刘一止、左司谏吴表臣、右司员外郎楼炤、左司员外郎潘良贵、林待聘等人，一时皆被笼络于其门下，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
秦桧还推荐在朝野影响颇大的着名儒家学者、程颐弟子，时任右文殿修撰、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的胡安国出任中书舍人兼侍读。“中书舍人”一职，负责替皇帝起草诏命（录黄），并有“封还词头”的权力（即如果认为诏命不妥，可以持录黄不下）。“侍读”一职虽无实权，但有条件接近皇帝，可以在他面前吹耳边风，因而地位颇为重要。果然，胡安国“力言桧贤于张浚诸人”，竭力为秦桧取代吕颐浩制造舆论。同时，胡安国又致书吕颐浩，以为：“近世诸人，借国威福，行其私意，取快一时。欲救往迷，正在今日。相公中间均逸，亦有异同之议，今日公衮言归，进退贤否，赏罢功罪，固以至公无我为先，报复恩仇为戒。然比于忠献公（按：指韩琦），犹有未及，不免天下之疑。”对吕颐浩毫不掩饰地提出了批评。
这时，襄、邓、随、郢州镇抚使桑仲在襄阳的势力甚强，他想从伪齐手中夺回汴京，请求朝廷举兵声援。绍兴二年（1132）四月，秦桧借口吕颐浩熟于军事，适宜在外总领诸将，奏请高宗任命他为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开府镇江，借此将吕颐浩排挤出朝廷，而由自己专理朝政。六月，任职不到两个月的参知政事翟汝文，也因受秦桧亲信、谏官方孟卿等人弹劾而被赶出中书，使秦桧第一次独擅了朝政。
由于桑仲为其部将霍明所杀，拟议中的北伐受阻，吕颐浩遂于当年六月称病回到朝廷。此时，吕颐浩才发觉秦桧排挤自己的阴谋，就设法要将他赶走，于是两人的争权开始白热化。
吕颐浩首先拉拢在苖刘之变以后下台的宰相、时任知绍兴府的朱胜非，向高宗推荐他兼侍读，又兼代己为同都督诸军事。结果，皆被胡安国和江跻交章论罢。经吕颐浩再次力荐，加上高宗对朱胜非的印象并不坏，故同意他以提举醴泉观兼侍读，日赴朝堂议事。胡安国则以论朱胜非不当而罢去中书舍人兼侍读，提举建昌军仙都观。秦桧三上章乞留胡安国，得不到高宗同意，侍御史江跻、左司谏吴表臣皆以论救胡安国而罢官，程瑀、胡世将、刘一止、张焘、林待聘、楼炤皆以秦桧之党而遭到排斥，“台省一空”。与此同时，吕颐浩还推荐黄龟年为殿中侍御史，刘棐为右司谏，从而控制了台谏。
随着吕颐浩在朝廷中势力的增强，开始向秦桧展开反攻，黄龟年首劾秦桧“专主和议，沮止恢复，植党专权，渐不可长”。高宗所以重用秦桧，目的是想依靠他来推行投降活动，可是时间过了一年，金人不仅没有接受南宋的议和要求，反而继续发动对川陕地区的大规模进攻，并积极支持伪齐南下，以图取南宋而代之。在这种形势下，秦桧提出“耸动天下”的二策，仍旧是“以河北人还金国，中原人还刘豫”，亦即“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一派陈词滥调。正当这时，前线又传了金人正欲大规模侵犯川陕的消息。至此，高宗对秦桧与金人在媾和活动中的作用深表失望，对其结党营私也非常不满。
八月，上任刚好一年的秦桧，终于被罢去相位，以观文殿学士提举太平观，高宗还对他表示了“终不复用”之意。
九月，朱胜非再次出任右相，但不足一年，即以母忧去位。吕颐浩以左相独秉朝政后，屡请高宗出师恢复中原，其谓：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婴其锋。比年韩世忠、张俊、陈思恭、张荣屡奏，人有战心，天将悔祸。又金人以中原付刘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国。愿睿断早定，决策北向。今之精锐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难以举事。
然而，高宗最不愿听北伐中原的话，所以借口水旱、地震等原因，在绍兴三年（1133）九月罢去了他的相位，以镇南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在相位空缺了整整一年以后，高宗于绍兴四年九月拜知枢密院事赵鼎为右相。次年二月，赵鼎进位左相，兼知枢密院、都督诸路军马。
赵鼎为相，持重有余，进取不足，但对人比较诚恳，考虑个人得失较少，虽然谈不上是中兴名相，但对宋金关系的认识尚较清醒。《宋史·赵鼎传》对他的评价是：“及赵鼎为相，则南北之势成矣。两敌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衅，则养吾力以俟时，否则，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为国，专以固本为先，根本固而后敌可图、仇可复，此鼎之心也。”如果硬要区分投降派或抗战派的话，赵鼎应归属于稳健的主守派，他不是不想收复中原故土，只是认为国力未强，时机并未成熟而已。
张浚被从川蜀召回以后，久废在外，赵鼎受其虚名影响，兼之两人早年在太学读书时，关系相当密切，所以在高宗面前全力推荐他可以大用。于是高宗起用张浚为知枢密院事，命他视师江上。绍兴五年二月，张浚除为右相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可是，张浚一入中枢，就开始与赵鼎展开权力斗争。
二、南宋与伪齐、金的战争
绍兴二年（1132）三月，随着襄、邓镇抚使桑仲和河南府、孟、汝、唐州镇抚使兼知河南府翟兴的被杀，讨伐刘豫的战争也就不了了之。翟兴被杀后，其子翟琮收拾余部退守山寨，宋廷命他继承父职。十二月，原桑仲部将李横打败伪齐军队，乘胜进抵汝州（河南临汝），伪齐守将彭玘以城降。绍兴三年正月，翟琮率领山寨余众，偷袭洛阳获得成功，俘伪齐留守孟邦雄及其家属以归。原宋知商州后投降刘豫的董先，也在这时投降翟琮。不久，李横在翟琮、董先、郑州兵马钤辖牛皋和已经出任知汝州的彭玘等军队的配合下，向伪齐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破颍顺军（河南禹州），伪齐守将兰和投降。两天后，又败伪齐兵于长葛（今属河南），宋军乘胜收复颍昌府（河南许昌）。可是，南宋政府对义兵出身的李横仍然抱着疑惧、观望的态度，虽然知道他已经进兵，但除了任命他为神武左副军统制、京西招抚使以外，并无一兵一卒予以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