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灭亡以后，金人不敢在中原久留，它所扶植的伪楚傀儡政权也随之顷刻瓦解，这在客观上为赵构重建南宋政权赢得了时间和机会，使他得以比较顺利地爬上皇帝的宝座。待金人觉察到这一点，再次发动大规模南侵的时候，虽然以宋高宗为首的投降派节节南逃，步步妥协，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但是依靠广大军民的坚决抵抗，最后还是站稳了脚跟，建立起以临安（浙江杭州）为都城的南宋政权，为中国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南宋是北宋的继续，故其建立之初，虽说尚属草创阶段，但政治制度并无大的变化，基本国策更是一脉相承，甚至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也几乎与以前没有两样。在新形势下，统治集团内部，环绕着抗战还是妥协投降，继续进行着尖锐复杂的斗争。
第一节 南宋的建立
一、伪楚政权的垮台
张邦昌称帝后，深知自己这个傀儡皇帝当不长久，所以处处都表现出权宜之计。首先，在除授主要大臣时，皆加一“权”字，如以王时雍为权知枢密院事领尚书省、吴幵权同知枢密院事、莫俦权签书枢密院事、吕好问权领门下省事、徐哲秉权领中书省事。其次，张邦昌不御正殿，不接受群臣朝贺，不立年号，也不用天子礼仪，见百官称“予”而不称“朕”。金人来时则换上帝服相见，以相敷衍。第三，宫中诸门，都上了锁，题以“臣张邦昌谨封”。第四，金人决定北返时，张邦昌并没有要求借金人之力以保护自己。三月十二日，他还下了一道命令说：“予以寡陋，向逼大国之威，俾救斯民于兵火。而诸公横见推逼，不容自裁，忍死以理国事，岂其心哉？”种种事实表明，他确实不希望长期称帝。
但是，王时雍、吴、莫俦、徐秉哲等人却利令智昏，居然以开国元勋自居，幻想在今后的“大楚”政权中长期盘踞高位。靖康二年（1127）三月二十二日，金人应张邦昌的请求，同意在开封府罢括金银。四月初一日，金兵退尽，吕好问提出：“大楚”政权应该结束，张邦昌应该退位，“迎元佑皇后，请康王早正大位，庶获保全”。但遭到王时雍、徐秉哲等人的反对，他们说：“夫骑虎者势不得下，所宜熟虑，他日噬脐，悔无及已。”这些人觉得张邦昌和自己一伙已经处于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但是，张邦昌还是接受吕好问的建议，于初四日尊元佑皇后孟氏为宋太后，同时遣人赴济州（山东巨野）寻找赵构。
初九日，张邦昌复孟氏元佑皇后号，请她垂帘听政，自己退位，出任权尚书左仆射（左相）。历时三十二天的“大楚”傀儡政权，至此宣告收场。十三日，张邦昌遣吏部尚书谢克家将“大宋受命之宝”送往济州，赵构“恸哭跪受，命克家还京师，趣办仪物”，开始做登基准备。
在“靖康之变”中，所有后妃皆被俘掳北迁，惟有哲宗废后孟氏因为第二次遭到废黜，不再入后妃籍中，后来出居其侄卫尉少卿孟忠厚家，遂得以幸免独存。真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时，孟氏虽被迎入皇宫摄政，但要由她来收拾金人撤退以后的残局，也无这种能力，故孟后立即遣尚书左右丞冯澥、李回及侄儿孟忠厚持书前往济州奉迎赵构，请他重建宋政权，并将这一决定手书告中外。
二、赵构建立南宋政权
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初一日，赵构在相州（河南安阳）开大元帅府时已有兵万余人，尽管此时的钦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多次命人带蜡书给他，要他尽发河北兵勤王救援，但他根本不想南下与金人战斗，反于十四日离开相州东向大名府（河北大名）。在大名，宗泽率士兵二千人先至，知信德府梁扬祖以兵万人、马千匹继至，张俊、苗傅、杨沂中、田师中等将领皆在麾下，于是兵威益振。这时，开封已经沦陷，宗泽向赵构建议，率兵直趋澶渊（在河南濮阳附近），以次第收复京城等失地，赵构及汪伯彦都不同意，他们要宗泽进屯澶渊，造成赵构正在军中的声势，以吸引金兵注意力，而自己一伙则由大名进入山东，向东远离开封后撤。
靖康二年正月，赵构抵达东平（今属山东），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副总管杨惟忠亦率军数千来会。在汪伯彦的提议下，都统制张俊护卫赵构于二月退至济州。宣抚司统制官韩世忠、鄜延路副总管刘光世等将领在此时也带兵来会。尽管当时大元帅府已拥兵八万余，但赵构仍拒绝向开封进兵，暂时也不远遁，只是等待时机以坐收渔翁之利。四月初，金兵退尽，原来与帝位无缘的赵构，此时作为宋徽宗诸子中惟一的漏网之鱼，果然成了赵宋统治集团中最有资格做皇帝的人选，除张邦昌和孟后先后派出的使臣以外，朱胜非等北宋遗臣也纷纷前往济州劝进。
这时，金兵已经退出河南地区，但赵构还是不敢去汴京，而是从济州再次后退到应天府（河南商丘）。五月初一日，赵构在应天府即皇帝位，重建宋政权，是为宋高宗。当年改元为建炎元年，寓以火克金和“建隆再造”之意。
以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尊元佑皇后孟氏为元佑皇太后。同日，元佑皇太后在开封撤帘还政，后来也来到应天府，被高宗封为隆佑太后。为不得罪金人，高宗虽罢去了张邦昌的左相，却封他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还下诏赞扬他：“知几达变，勋在社稷，如文彦博例，月两赴都堂。”对以前伪楚政权中的官员，一切不问。
李纲作为抗战派的着名大臣，在朝野颇孚众望，高宗为了借重他的声望，以稳定自己的统治，五月初五日，起用他为尚书右仆射（右相），命他急速赴行在视事，同时命宗泽至行在奏事。历史上，李纲与宗泽以坚决抗金齐名，但宗泽不仅是一个坚定的抗战派，更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务实主义者，虽然出身进士，却擅长军事，在这之前，他已不顾高宗和投降派的阻挠，多次对金人发动进攻，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宗泽反对黄潜善、汪伯彦等人提出的割让河北、河东、陕西之地与金人的主张，要求高宗不要与金人议和，并认为择相不能有亲疏之分。高宗为了防止宗泽打乱他对金人妥协投降的部署，除其为东京（开封）留守，将他排挤出中枢之外，而以黄潜善、汪伯彦兼任御营使和副使，以真定府路副总管王渊为都统制，以刘光世提举一行事务。可见高宗真正信得过的并非李纲和宗泽，而是黄、汪等人。
初八日，为总齐军中政令，在枢密院外，别置御营司，下辖五军：以李纲与黄潜善并兼使，以真定府路马步军副总管王渊为使司都统制，韩世忠、张俊、苗傅等并为统制官，又命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光世提举使司一行事务。黄潜善、汪伯彦两人别置亲兵各千人，对他们的廪赐则特别优厚，“议者非之”。从一开始起，就显示出了黄、汪两人的腐朽性。
赵构所建立的南宋政权，无论从帝位世系、基本国策、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和社会矛盾来看，与北宋并无多少变化，甚至“积贫积弱”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也被完全继承了下来，只是国土大为缩小，都城由北方的开封后来迁到了南方的杭州而已。因此，南宋与北宋之间的关系和过去东汉与西汉之间的关系两者可以说截然不同，东汉与西汉实际上是两个政权，而南宋却是北宋政权的直接延续，故政策、制度也大同小异。
北宋末年的党争，亦同样延续到了南宋。赵构为了表明自己在政治上与徽宗、蔡京集团推行假变法的区别，以笼络人心，即位后再将北宋末年的党争局面翻了过去，立即下诏“住散青苗钱”，“诏史官辨宣仁圣烈皇后诬谤”，对蔡京、王黼等子孙“更不收叙”，进而“以诬谤宣仁圣烈皇后，追贬蔡确、蔡卞、邢恕、蔡懋官”。数年后，高宗在总结北宋灭亡的所谓历史教训时说：“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由此表明，以赵构的上台为契机，南宋的政治形势已出现了重大变化：保守派在朝廷中重新占了优势，他们肆意诋毁王安石及其领导的变法运动，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今后有可能出现的任何革新活动。
高宗依靠文武百官对赵宋政权的忠心和广大军民反抗金侵略者的巨大力量，得以重建南宋政权，但他绝非中兴明主，而是一个畏金如虎、善于玩弄权术的统治者。他从上台起，为了维持偏安局面，就采取了妥协与投降的方针，不仅弃北方广大人民群众“如粪壤草芥，略不顾惜”（宗泽语），就是对已经成了金人奴隶的父兄，也弃之不顾。作为一个开国之君，竟然如此卑怯自私，其个人的政治品质就可想而知。既然革新政治在南宋已被视为非法，加之前期有金人的虎视眈眈，后期又有蒙元的严重威胁，在这种环境之下，也不利于他的继承者在日后对国家制度作大规模的更张。于是，因循守旧成了整个南宋社会的基本格局。不过，高宗利用其纵横捭阖的政治手腕，使得当时极端混乱复杂的政治局面得以安定下来，为南宋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南方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继续发展，从这点来说，还有值得肯定之处。客观地说，由于南宋政治结构稳定，文化繁荣，人才辈出，以及士大夫对国家认同感的强烈，使得国祚相当绵长，对中国日后的影响非常巨大，因而南宋在历史上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
三、李纲罢相
建炎元年六月初一日，李纲应召到应天府，次日入见高宗，呈上国是、巡幸、赦令、僭逆、伪命、战、守、本政、责成、修德十议。其中关于议国是，李纲针对朝廷上下妥协议和之风的盛行，总结了“靖康之变”的深刻教训，论述了和、战、守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与金人议和必须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这就是“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然后其和可保”，如果不讲究战守之计，一味相信议和，“则国势益卑，制命于敌，无以自立矣”。他提议，“为今之计，莫若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待数年休养生息以后，“然后可议大举，振天声以讨之，以报不共戴天之仇，以雪振古所无之耻”。从这里可以看出，李纲不但是一个抗战派，亦是一个头脑清醒、态度积极的主守派。关于议巡幸，他提出“除四京外，宜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的多都策略。李纲认为这样做有三利：“一则藉巡幸之名，使国势不失于太弱；二则不置定都，使夷狄无所窥伺；三则四方望幸，使奸雄无所觊觎。”并认为汴京乃宗庙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力劝高宗要“择日巡幸”。关于议僭逆，他提出必须处死张邦昌，“以为乱臣贼子之戒”，并警告高宗说，如果到秋高马肥、敌骑纵横之时，张邦昌再挟借其势而复辟，“陛下不得而制之矣”。
不久，高宗除李纲为右相兼御营使，具体负责对金防御事宜。为贯彻“专务自守之策”，李纲向高宗建议，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以招募、统领河北、河东民兵。监察御史张所，在靖康围城中，以蜡书募河北民兵，应募者多达十七万人，在河北百姓中有很高威望，后因劾奏黄潜善奸邪不可用，被贬官江州（江西九江）安置；小军官傅亮，当汴京被围时，率勤王之兵三万救援，屡立战功。此时，两人分别被李纲推荐为河北西路招抚使和河东经制副使。李纲对宗泽在开封府的防御，也给予积极的支持。在具体的作战准备上，李纲认为，步兵不足以胜骑兵，骑兵不足以胜战车，建议制造战车来遏制敌人的骑兵。他根据南方人习水而善操舟的特长，奏乞建立水军，并派人前往江浙路督造战船，其他各路则命提刑司措置。
高宗在表面上似乎十分重用李纲，实际上对他并不信任，尤其在抗战与妥协、迁都到哪里和怎样看待河北民兵这三个问题上，与李纲有着尖锐的分歧。是年八月，李纲升任左相，黄潜善升任右相，汪伯彦在两个月前已除为知枢密院事，以黄、汪为首的妥协派依然掌握着军政大权。他们对李纲所采取的一切抗战措施，千方百计地加以掣肘和破坏。此时，力主和议的右谏议大夫范宗尹说李纲“名浮于实，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有人甚至说李纲“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为李纲所荐用的宗泽、张所和傅亮等人的抗金活动，也处处受到妥协派的恶意中伤和破坏。
不过高宗对李纲所提十事中关于僭逆一项，却很听得进。虽然他知道张邦昌的称帝并非出于自己本意，但从维护帝王的一姓尊严出发，心底里仍然十分忌恨，收拾张邦昌不过是一个时机问题，所以李纲的奏议，恰恰成了他“秋后算账”的一个借口。过了一个多月，得悉粘罕已还屯云中，且斡离不也于不久前病死，金人的威胁已暂时解除，高宗遂以“僭逆”罪将张邦昌贬官到潭州（湖南长沙）安置，王时雍、吴幵、莫俦、徐秉哲等接受伪命的主要官员，也分别被贬逐到地方安置。九月，张邦昌在潭州被“赐死”，王时雍等人也同时被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