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灭亡以后，在我国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历时五十三年，史称“五代”。除后唐建都洛阳以外，其余皆建都开封。在南方和河东地区，则先后或同时并存着十个割据政权，分别是吴、南唐、荆南、楚、闽、前蜀、后蜀、南汉、吴越和北汉，史称“十国”。此外，在燕云十六州及以北的广大地区，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在西北方的夏（在陕西靖边县北）、银（在陕西米脂西北）等州，有着党项人的割据势力。在今天的云南地区，则存在着以白族为主体的大理政权。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国形势，实际上是唐朝末年各地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也是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同时并存局面的再现。
五代十国前期，北方战乱频繁，特别是契丹贵族的不断南下侵掠，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南方各国则相对比较平静，社会经济发展较快。但后周建立后，由于周太祖、周世宗在政治与经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国力逐渐强盛，社会趋向安定，为日后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显德六年（959）六月，雄才大略的周世宗病故，七岁的儿子宗训继位，因为皇帝年幼，所以由太后符氏听政。宗训是周世宗前一个符皇后所生，她死后由其妹妹入宫继承后位，所以这位符太后的年龄当时不过二十几岁。世宗深知孤儿寡妇难以实现对全国的统治，故临终前以左相范质、右相王溥、亚相魏仁浦三人共同辅政，以图维护后周政权。
第一节 北宋的建立和统一战争
一、陈桥兵变，北宋的建立
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日，太后与恭帝正在接受群臣朝贺，突然从北方前线镇（河北正定）、定（河北定县）二州传来消息，说契丹与北汉联兵南下。宰相范质等人的个人品质虽然不错，行政能力也很强，但致命的弱点是都不懂得军事，对武人的政变阴谋缺乏警惕性。所以当他们获知这个紧急军情后，没有细作考虑，就命禁军最高将领——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率军北上抵御。
赵匡胤的军队于初三日出发，不到几个时辰就进驻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此地濒临黄河，是汴京至河北大名府的第一个驿站。当天深夜，大批士兵在将校们的带领下，群集到驿门外，他们大声喧哗，叫嚷道：“我辈出万死，冒白刃，为国家破敌，天子幼，不如先策点检为天子，然后北伐。”对于此等严重犯上的举动，作为统帅的赵匡胤，不仅不严加制止，反而对他们“以饮饯宣劝”，自己也直饮得“醉卧阁中不之省”，任凭事态的继续发展。赵匡胤之弟内殿只候供奉官都知赵匡义、都押牙李处耘、殿前都虞候李汉超以及赵匡胤的心腹归德军节度掌书记赵普等人，知道政变时机已经成熟，一面安抚诸将，要他们听令而行，一面迅速派人将情况告知素归心太祖（赵匡胤）、负责守卫汴京的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候王审琦，以便里应外合，夺取后周政权。次日拂晓，赵普和赵匡义带领诸将校擐甲执兵，直接闯入赵匡胤寝所，大家把他扶到大厅，将早已准备好的黄袍披到了他的身上，“且罗拜庭下，称万岁”，从而演出了一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
契丹和北汉的军队当然并没有真的南下，赵匡胤立即于当日回师汴京，石守信与王审琦打开城门迎接赵匡胤的人马进入城内。这时，宰相范质等文武官员早朝尚未退，闻变大惊失色，一时束手无策。范质下殿抓住王溥的手说：“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由于过度紧张，几乎将王溥的手抓出血来。
在兵变军队的武力威胁下，范质等人只得向赵匡胤俯首称臣。由于赵匡胤事先对将士们发出“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孥戮汝”的命令，所以开封城里秩序尚称安定，没有出现以往政变时纵兵大掠的情况，这在五代时期确实比较罕见。
赵匡胤在夺取后周政权的过程中，开封城内没有一兵一卒起来反抗。
包括禁军的高级将领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韩令坤、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忠武军节度使张永德等人都表示效忠赵匡胤。惟一不肯臣服的只有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在京巡检韩通，他在逃往家中的路上，被追赶上来的散员都指挥使王彦升杀死于门外，他的妻妾及子女也无一幸免。在外地起来反抗的也只有两个人：一是镇守潞州（山西长治）的昭义军节度使兼中书令李筠，此人自恃资历深，非常跋扈，对赵匡胤升任殿前都点检一直不服气。
另一人是镇守扬州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此人为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周恭帝的表叔，周世宗曾命赵匡胤与他分掌内外兵权。李筠、李重进虽先后一北一南起兵反抗，但到当年九月，皆以失败告终，两人都投火自焚而死。
赵匡胤顺利地夺取了后周政权，登上帝位，他就是历史上的宋太祖（艺祖）。因为赵匡胤曾担任过归德军节度使的治所在宋州（河南商丘），所以改国号为宋，又改年号为建隆（960-962），都城还是开封。至此，赵宋王朝宣告建立。后人为与一百六十八年后赵构以杭州为都城所建立的宋朝相区别，故称前者为北宋，后者为南宋。于是，周恭帝被降封为郑王，符太后改称周太后，两人迁居西京（河南洛阳）。作为对参与和支持政变有功者的报酬，赵匡胤升任慕容延钊为殿前都点检，韩令坤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为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高怀德为殿前副都点检，王审琦为殿前都指挥使，张令铎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李处耘为客省使兼枢密承旨，赵普为枢密直学士，赵匡义为殿前都虞候，领睦州防御使，次年再兼开封尹、同平章事。
惟有王彦升，太祖“以其专杀韩通，终身不授节钺”。
陈桥兵变所以进行得很顺利，原因有三：其一，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置君如弈棋”。在当时武人的心目中，并无永远忠于当今皇帝的信念，认为“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不仅武臣，就是文臣也少有气节者，如后周初年宰相、自号“常乐老”的冯道，在后唐、后晋时先后出任过宰相，在契丹入主中原时做过太傅，到后汉时又被任命为太师，连续做了五个朝代的宰辅。再如在赵匡胤夺取帝位的当天，群臣皆毕集于殿陛之下，“独未有周帝禅位制书”，时任后周翰林学士的陶谷不待吩咐，便将早已准备好的制书“出诸袖中”。至于百姓对改朝换代之事也习以为常。所以当赵匡胤的军队一开动，“策点检为天子”的谣传就在京城传播，开封城内“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庭晏然不知”。其二，在政变前，赵匡胤利用其所处地位，拉党结派，积极培植亲信，在军队中已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史称赵匡胤有十兄弟：即石守信、王审琦、李继勋（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刘廷让（铁骑右厢）、韩重赟（音云，控鹤军都指挥使）、张永德、杨光义、刘守忠、刘庆义和王政忠。与另外几员大将如慕容延钊、韩令坤等人的关系也不错。这些人都握有很大的兵权，当陈桥兵变时，他们要么积极响应，要么表示臣服。反之，对于像李筠、李重进和韩通这类与自己有矛盾的将领，或早已被赵匡胤排挤出汴京，或已受到严密监视，使反对政变的力量大为削弱。其三，当时后周统治集团内部的形势有利于赵匡胤夺取政权。由于周世宗去世不久，太后年轻，恭帝年幼，正处在所谓“主幼国疑”的时候，而身为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已掌握了禁军中最精锐的部分——殿前军，因此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可谓易如反掌。
那么，赵匡胤是怎样一步步爬到殿前都点检这一禁军最高统帅宝座的呢？考察历史，可以发现：一是凭借他的战功，二是依靠他的权术，三是机遇。
赵匡胤（927-976），河北涿州（河北涿县）人，后唐天成二年（927）生于河南洛阳夹马营。父名弘殷，也是后周的一员骁将，晚年升任右厢都指挥。
显德三年（956），赵弘殷随周世宗征淮南，病死军中。赵匡胤青少年时以勇力闻，后浪迹江湖，至后汉时应募从军，周太祖末年升任开封府马直军使。
显德元年（954），在后周与北汉的高平之战中因作战勇敢，对挽救危局起了重大作用，被周世宗擢为殿前都虞候，开始跻身禁军高级将领的行列。显德三年，他跟随周世宗征淮南，在历时两年多的战争中，再以卓着的战功升任殿前都指挥使。这些都是依靠他的战功。
赵匡胤为人沉默寡言，极富心机，他知道周世宗御下极严，官员们只要稍犯军纪或发现有贪浊行为，必被严加惩处，所以在领兵、处事中非常谨慎。
出征淮南时，一次南唐遣使送来白银三千两，他立即上交国库。每攻下一个城池，别的将领争抢女子玉帛，他惟取图书而已。一日守滁州城，其父“率兵夜半至城下，传呼开门”，赵匡胤加以拒绝，他回答道：“父子虽至亲，城门王事也，须明乃敢奉命。”一直待到天明，才让其父入城。这一切都给周世宗留下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好印象。这可说是他的权术。
所谓机遇，那是在显德六年（959）三月，北伐辽朝时发生的事情。周世宗在行军途中，阅四方文书，见得一皮袋子，内有一支三尺长的木条，上写“点检作天子”五字，这使周世宗产生了对其妹夫、当时担任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的疑虑。是年五月，世宗因患病回师，在临终前对禁军高级将领作了紧急调动，解除了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一职，让其出任澶州节度使，而代之以一贯来被他认为谨慎、听话且资历较浅的赵匡胤。至于木条上写的字，据说是李重进捣的鬼，主要是他与张永德有矛盾，想借此进行挑拨，不料却让赵匡胤得了利，使他掌握了后周禁军的最高军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机遇。
二、统一全国的方针及统一经过
赵宋政权建立以后，摆在太祖君臣面前有两大任务：一是统一全国；二是巩固中央集权，使北宋不再成为继后周以后又一个短命的朝代。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并基本上取得了成功。
怎样统一全国？当时有两个方针可供北宋统治者选择：一是采取先北后南的方针，即首先进行北伐，消灭北汉，并乘胜从辽朝手中收复燕云十六州，以解除辽对北宋的威胁，最后南征，消灭南方割据势力，统一全国；二是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即先平定南方诸国，然后进行北伐，消灭北汉并收复燕云。
以前，有史学家认为，周世宗执行的是先北后南的方针，由于宋太祖改变了这一方针，从而失去了打败契丹和收复燕云的机会，造成后来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不过，如果我们认真回顾一下周世宗显德年间的军事行动，可以发现这一指摘并不正确。
众所周知，自唐末、五代以来，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中央政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而民族矛盾也时时尖锐，有时甚至上升为主要矛盾。
显德元年（954），周世宗即位不久，契丹联合北汉军队，大举向后周进攻。周世宗拒绝宰相冯道向辽朝纳贡称臣的建议，亲自率兵北伐，在高平（今属山西）大败北汉兵，并迫使辽军后退。战后，周世宗整饬军纪，杀死了逃跑的大将樊爱能、何徽等七十余人，选出精兵，组成殿前诸班（保卫皇帝的亲军），并提拔赵匡胤为殿前都虞候。为了集思广益，确定统一方针，显德二年四月，周世宗命近臣二十余人撰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两文。据《宋史·陶谷传》载，当时大多数官员所呈之文都是空话连篇，说一番“修文德，来远人”之类的话予以搪塞，只有窦仪、杨昭俭、王朴三人提出了先取江南，再行北伐的具体建议。周世宗“及览其策，忻然听纳，由是平南之意益坚矣”。
关于王朴的文章，《旧五代史》卷一二八、《资治通鉴》卷二九二皆有载，其中谓：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与吾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扰之当以无备之处为始。备东则扰西，备西则扰东，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间，可以知其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未须大举，且以轻兵扰之，南人懦怯，闻小有警，必悉师以救之。师数动则民弊而财竭；不悉师则我可以乘虚取之。如此，江北诸州将悉为我有。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东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当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必未能为边患，宜且以为后图，俟天下既平，然后伺间，一举可擒也。
王朴时任比部郎中，两年后即擢为枢密使，是周世宗的主要辅臣之一，史称其“性刚而敏锐，智略过人”，深得世宗信任，包括赵匡胤在内的后周将领，莫不对他敬畏有加，可惜他死得比世宗还早三个月。世宗采纳了王朴等人的建议，于显德二年五月，对后蜀用兵，当年十一月结束，先后夺取了秦（甘肃天水）、成（甘肃成县）、阶（甘肃武都）、凤（陕西凤县）四州之地，从而封锁了后蜀北进的通道，以防止南征时后蜀对中原地区的侵扰。显德三年春到显德五年三月，周世宗三次亲征南唐，一直打到长江北岸，直逼唐都金陵（江苏南京），夺取了南唐江北、淮南十四州六十县之地，民户二十二万余户，迫使南唐取消帝号，自称江南国主，奉后周为正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