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这次和议对北宋而言是有弊、有利。弊者每年需要将大批银绢输给辽朝，使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后来苏轼对此有过批评，他说：今天下一家，二虏（按指辽与西夏）且未动也，而吾君吾相终日皇皇焉应接之不暇，亦窃为执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议不为长久之计，而用最下之策，是以岁出金缯数十百万以资强虏，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类似的批评，宋人还有不少。
有利的方面，则基本上结束了辽对北宋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侵扰，使宋、辽之间进入到一个相对和平时期，使广大人民的生命免遭涂炭，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北宋在雄州（河北雄县）、霸州（河北霸县）、安肃军（河北徐水）三处开放榷场，两国百姓可以在这里交换农产品、畜产品和瓷器、典籍等物，以互通有无，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北宋从榷场贸易中获得的利润，有时还超过了每年给辽的岁币。和议以后，“河朔之民，农桑失业，多闲田，且戍兵增倍”的现象不见了，那里的百姓终于过上了和平安定的生活，流离失所的人们重新回到了土地上，大批荒地得到开垦，以前经常遭受契丹骑兵蹂躏的地区，又开始恢复了生机。不数年，昔日茂草丛生、一片荒凉的顺安军（河北高阳）西至定州（河北定县）一带，出现了“旷土尽垦辟，苗稼丰茂，民无差扰，物价甚贱”的局面。
总之，从“澶渊之盟”的内容看，除了在经济上使北宋有所损失以外，其他方面双方都尚称平等。对此，南宋初年的抗战派首领李纲也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臣窃观自秦汉以来，制御戎狄未有得上策者，惟本朝与契丹为澶渊之盟，守之以信，结之以恩，百有余年，边境晏安，兵革不用，和好之笃古所未有。”
咸平、景德之世，内有良相辅佐，朝廷兴作不多；外则宋、辽议和，西夏也一时停止侵扰，边境息兵，使军费开支大为减省。这样，就促进了北宋社会经济的短期繁荣，于是国库又开始有些盈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积贫积弱”的局面。
第二节 真宗朝后期的政治
一、寇准罢相与“神道设教”
宋辽“澶渊之盟”以后，寇准因为力赞亲征，立了大功，颇自矜其功，真宗对他亦恩宠有加。景德二年（1005）十月，宰相毕士安病卒，真宗让寇准独相。尚书左丞、知枢密院事王钦若，是北宋着名的佞臣，他素与寇准有隙，对寇准的得宠更是十分嫉妒，加上此前辽兵压境时，寇准让他去守卫天雄军，使他饱受惊吓之苦，故心中一直愤愤不平。据宋朝国史记载，景德三年二月的一日，早朝毕，寇准先退，真宗目送准，王钦若趁机对真宗说：“陛下敬畏寇准，为其有社稷功耶？”在真宗作了肯定的回答后，王钦若说：“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真宗不禁愕然，问何故？王钦若说：“城下之盟，虽春秋时小国犹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澶渊之举，是盟于城下也，其何耻如之。”又说：“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王钦若挑拨离间的一席话，说得真宗一时语塞，由是“顾准稍衰”。当月，真宗拜王旦为宰相，他告诉王旦：“寇准以国家爵赏，过求虚誉，无大臣体，罢其重柄，庶保终吉也。”于是寇准被罢为刑部尚书，出知陕州。次日，以王钦若为尚书左丞、知枢密院事，真宗信任的天平完全倒向了王钦若。
景德四年十一月某日，真宗要王钦若拿出一个提高自己威望的办法。
王钦若早已料到真宗害怕与辽打仗，所以故意说：“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刷耻也。”果然真宗要他考虑其他办法。王钦若说：“陛下苟不用兵，则当为大功业，庶可以镇服四方，夸示戎狄也。”真宗问他何谓“大功业”？王钦若说：“封禅而已。然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为。”真宗感到畏难。王钦若告诉他：陛下以为“河图洛书”真有其事吗？那不过是圣人“神道设教”而已。原来儒家学者说到《周易》来源时，故意编造了一个神话故事，以使人相信灵验：说在伏羲氏时，一天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了“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了“洛书”。伏羲氏根据“河图”与“洛书”，画出了“八卦”，这就产生了后来的《周易》。换言之，那些所谓的祥瑞，不过是人们为了某种目的而有意制造出来的。真宗尚有疑惑，再去问龙图阁直学士杜镐：“卿博达坟典，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杜镐老儒，不了解真宗所问目的，便随口回答道：“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耳。”真宗一听果然如此，遂下决心制造天书下凡的骗局。
不久，王钦若授意殿中侍御史赵湘上言真宗请封禅，真宗故意“拱揖不答”，以观察王旦的态度。王旦以为：“封禅之礼，旷废已久，若非圣朝承平，岂能振举？”委婉地表示反对。王钦若又代表真宗，“乘间为旦言之”，王旦无法，只得“黾勉而从”。但真宗仍担心王旦不肯积极支持，遂于一日召其至宫内宴饮，归时又赐酒一瓶，并对他说：“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王旦回家打开酒瓶一看，原来里面都是珠子。“旦自是不复持异，天书、封禅等事始作”。
二、降天书、封禅、西祀等闹剧
真宗依靠王钦若等人的策划，经过一番精心准备以后，首先制造了“天书”下凡的闹剧。景德五年（1008）正月初七日，皇城司报告说，在承天门南端屋顶上挂着两丈多长的黄帛，其上有一物如书卷，封处隐隐有字，真宗说这就是早先在梦中神人所言之天书《大中祥符》。帛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遂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四月，又有“天书”降于大内之功德阁。六月，又有“天书”降于泰山一个亭子上。与此同时，在王钦若的率先示范下，全国各地州郡长官纷纷上奏有芝草、嘉禾、瑞木出现。“天书”和大量“祥瑞”，为举行封禅大礼找到了理由。
百官、蕃夷、僧道、父老，或上表，或赴阙，或献“祥瑞”，请求封禅。真宗在即位之初，曾诏诸路“勿以祥瑞来献”，至此已完全抛之脑后。各地官员，为讨好逢迎，纷纷献上地方财赋，以助真宗封禅。河北转运使李士衡挪用边防之需，献上金帛、刍粟四十九万以助祀事，此举竟然受到真宗的嘉奖，数年后，不顾群臣反对，即将他升任为河北都转运使。在朝廷的鼓吹和操纵下，整个国家为封禅搞得如醉如狂。
真宗看到时机已经成熟，遂于当年十月初四日，率百官僧道三万余人，奉“天书”离京城，往泰山封禅。二十三日抵达泰山，行祭天、祀地仪式后，大赦天下、勒石记颂、封神、建庙宇道观，又赴曲阜参拜孔庙，历时四十七天，这场闹剧才告收场。赏赐、浪费无数，耗费钱财达八百三十余万缗。为供奉天书和提倡道教，真宗下诏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道观。其中尤以建于京城的玉清昭应宫规模最为宏大，不可名状。该宫凡二千六百十楹，自大中祥符元年四月开始建造，至七年十一月毕工。役工达三四万人，初料十五年修成，权三司使、修宫使丁谓令以夜继日，遂七年而成。“土木之工，极天下之巧，绘画无不用黄金。四方古名画皆取置壁龛庑下，以其余材建五岳观，世犹谓之‘木天’，则玉清之宏壮可知”。此外，还有兖州曲阜的景灵宫、太极观，京城的会灵观等道观，都建造得壮丽无比。
大中祥符三年（1010）六月，河中府（山西永济）父老、僧道等一千二百人列状请真宗祀后土。七月，又有文武官、将校、父老、道释三万余人诣阙请祀汾阴。至此，真宗遂假惺惺地表示接受请求，下诏决定于次年春西祀后土于汾阴（在山西万荣西南宝鼎）。为此，李士衡又献钱帛三十万，“以佐用度，诏褒之”。枢密院调动陕西、河东兵五千人赴汾阴给役，置急脚递铺，出厩马，增置驿传、递铺士卒达八千四百五十人。四年正月五日，命太常丞李阶致书辽朝，告以西祀之意。二十四日，真宗奉“天书”离京城。二月十三日，到达汾阴。十七日，祀后土地只，悉如封禅之礼。于是大赦天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在返京途中，又参拜各地庙宇、道观，谒巩县皇陵，“赐扈驾诸军缗钱”，“文武官并迁秩”，“赐父老酒食衣币”，并多次大宴群臣于行宫，历时七十余天才返回京城，竭尽挥霍扰民之能事。
真宗感到东封、西祀还不足以耸人听闻，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又声称梦见道教最高天神元始天尊下凡，告诉他自己乃赵氏始祖，总治天下，轩辕皇帝就是其化身，要真宗“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即离坐乘云而去”。于是诏以天尊降临，分命大臣告天地、宗庙、社稷，又遣官告诸陵、岳渎、祠宇，真宗亲自封香付之。下诏尊元始天尊为“圣祖”，名玄朗，“不得斥犯”。在全国范围内再次掀起修建道观、供养道士的热潮，开封的景灵宫，不久也开始动工建造。
大中祥符六年七月，王钦若等人故伎重演，策动亳州（今属安徽）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至京城，请真宗“谒太清宫”。八月，下诏：“来春亲谒亳州太清宫。”以参知政事丁谓为奉祀经度制置使，判亳州。不久，当地即传来“太清宫枯桧再生，真源县菽麦再实”的“祥瑞”，丁谓也献上“芝草三万七千本”，以为真宗赴亳州张目。修道路，建宫观，则一如祀汾阴之制。李士衡再献丝、绵、缣、帛各二十万供奉祀之用，三司借内藏库钱帛五十万以备赏给，真宗皆下诏褒奖。七年正月十五日，真宗奉“天书”离开京城，前往亳州，谒老子于太清宫。途次，丁谓再献“白鹿一，芝九万五千本”。二十二日，抵达太清宫朝谒。接着，又是大赦、赏赐、巡幸等一系列活动，历时二十天才返回京城。
三、闹剧产生的原因和“积贫积弱”局面的加深
正史记载真宗所以要制造“天书”、封禅、西祀、崇奉“圣祖”、谒亳州太清宫等各种闹剧，是因为受到王钦若挑拨，为了一雪所谓“城下之盟”的耻辱之故，但如果我们作些深入分析，其说法恐怕未必尽然。因为签订“澶渊之盟”对北宋的好处显而易见，当时大臣对它几乎都一致予以肯定，如宰相毕士安说：“不如此，则契丹所顾不重，和事恐不能久也。”仁宗朝大臣富弼也说，景德年间，“敌骑深入，直抵澶渊，河朔大骚，乘舆北幸，于是讲金帛啖之之术，以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由此可见，真宗亲征，辽朝退兵，实“功”大于“耻”，他大可不必为此兴师动众，装神弄鬼，将朝廷上下搞得乌烟瘴气。因而，究其原因，除了受虚荣心驱使，对道教的狂热信仰，以及王钦若、丁谓等一批佞臣的怂恿以外，恐怕还与为了对付辽朝的侵略有关。
元代史臣在修《宋史》和《辽史》时，在对比了当时两国的情况以后，对“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的怪现象出现原因，作了一番推测，其谓：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然不思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亦末矣。意为真宗以所谓的“神道设教”，制造天书下凡等闹剧，实在是向辽朝统治者模仿的结果，他所以要这样做，是想通过渲染“东封、西祀”的气势和天神之助的假象，达到王钦若所提出的从精神上威慑“四夷”之目的。此种分析有其一定道理。不过，真宗此举不单是对外的，也有对内的意图，他企图借此表明自己乃受命之君，得天神之助，故其统治一定长久而不可动摇。元代史臣还认为，宋真宗不是从根本上去加强国防，克敌制胜，而是一味效法他国伎俩，实在是一种最为拙劣的手法。这个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甚有见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