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和研究宋代史，正确界定其所处的时代十分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认识这个朝代的特点和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日本着名东洋史学者、京都大学教授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根据唐宋之际发生的各种巨大变革，首先提出了宋代近世说的观点。他在1910年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指出：在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唐与宋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断层，宋以后应该是近世。从而明确地提出了宋代近世说的观点。1918年到1920年，内藤在他所撰《中国近世史》一书中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他将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古代（先秦到东汉后期，即三国以前）-中世（三国、两晋至唐末）-近世（五代以后，即宋元为近世前期，明清为近世后期）-近代（鸦片战争以后）这样四个发展阶段。内藤氏认为，唐宋之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的区分时期。他对宋代近世说规定的基准是：一、贵族政治的崩溃和君主独裁的出现。他认为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这里所指的贵族，并非血缘贵族，而是指士族势力，如唐太宗即位后，他命人调查贵族的谱系，发现第一流的世家是博陵崔氏和范阳卢氏等，太宗本家的陇西李氏，不过位于三流。这种贵族政治在唐末至五代终于走向衰落，代替的是君主独裁政治，任何人要做高官，不能靠世家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二、官僚地位的变化。从他们进身入仕来说，以前靠察举，现在靠科举；从权力来说，以前还有相对的一些独立权力，如封驳之类，后来越来越成了皇帝的工具，即使宰相，也不再是辅佐天子，而与秘书官差不多。三、百姓的地位发生显着变化。这表现在农民开始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均田制）下得到自由解放（两税法），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从而使私有财产权得到确立。四、货币经济从宋代开始有了很大发展。五、庶民文化的勃兴。这里的文化包括经学的变化，文体的变化，民间文艺的兴起等等。换言之，唐宋之间，无论是政治、社会、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表明唐宋之间确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大分水岭。这就是内藤虎次郎的唐宋变革论和宋代近世说。其说后来为他的学生、京都大学教授、着名史学家宫崎市定及其弟子所继承和发展，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京都学派。
1945年以前，日本史学界对宋代近世说没有人提出过明确的反对意见。
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日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反省和唯物史观的传播，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1947年，自东京大学毕业的学者前田直典继承其老师加藤繁教授的观点并加以发挥，起来批判宋代近世说，他将中国古代史划分为：古代（唐以前）-中世（宋元）-近世（明清）这样三个发展阶段。
他的这一观点发表在1948年《古代东亚的终结》一文中，给当时的学术界以极大的冲击。前田氏认为，唐以前的社会政治、经济和阶级关系，与内藤、宫崎两氏所谓的古代（三国以前）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京都学派的中世与他们所谓的古代，十分难以区别”。因而应当仍属于古代时期，唐代的文化所以能为古代日本所接受，那是因为从本质上来说都具有古代性质的缘故。
进入宋代则是农奴制时代，亦即近世。由东京大学毕业的周藤吉之教授，于1948年发表了《宋代的佃户制》一文，从各个角度论证了宋代农民的地位，作出的结论是：“宋代的佃户一般地隶属于地主，不能自由地脱离地主而独立，生活也依靠地主，如奴隶般地被役使，社会上也把他们看作准奴隶。”这就为前田直典所谓的宋代中世说找到了阶级根据。前田和周藤两氏关于宋代中世说的观点，得到了东京许多着名史学家的支持，从而形成了与京都学派相对立的东京学派。
实际上，中国古代学者对唐宋之际所发生的社会变革也早已有所察觉，生活于四百多年前的明代史学家陈邦瞻（？-1623）即说：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
陈氏在这里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可分三个阶段的理论，他所谓的“鸿荒”，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原始社会，“唐虞”是出现了王与庶民等级的阶级社会，从原始社会经夏商周三代至于战国，也就是先秦时期，这是第一个阶段。自两汉到唐、五代，这是第二个阶段。宋代再次发生社会变革，从而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陈邦瞻认为，直到他所处的明代，无论是国家制度、民俗风情，还是思想观念，无一不与宋代相似，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陈氏之言，虽无日本唐宋变革论者那么系统化和理论化，却是朴素而真实的直觉，可与日本学者的认识互为表里，实在难能可贵。
日本学者关于宋代近世说和中世说的提出和争论是有意义的，两派对宋代社会的性质虽然看法不同，但都认为唐宋之际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他们的目光十分敏锐，见解各有独到之处，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不过笔者既不同意将两宋社会定性为近世，也不同意定性为中世，这是因为：其一，他们所说的中世，实际上就是领主社会，他们所说的近世，也就是地主社会，这种对唐、宋社会性质的界定，恐怕并不能为绝大多数的中国学者所接受，这中间的理由不言自明。其次，仅就中世说和近世说两者而言，所持论据各有偏颇，在史料论证上也不能说很周到。如言宋代是近世社会，则不能解释为什么那时佃农的实际地位还普遍地如此低下；反之，如言宋代是中世社会，也不能解释土地买卖为何如此盛行，社会各阶层地位升降变化为何如此剧烈，人们的观念形态（如门第观念的淡化，商人地位的提高，不同于汉学的宋学的出现等）又与以前大不相同。因而，若将两宋社会定性为中国封建社会由中期向后期过渡的时期，可能较为妥当。
宋代的封建社会与隋唐以前的封建社会相比，已出现了局部性的变化，即由古代封建社会向着近代社会转变，但远远没有完成，而这个变化的过渡时期就是唐末、五代时期。当然，笔者所说的封建社会，并非是“分封国”、“建诸侯”的社会，而是从皇权大小、选官途径、立法内容、人身依附这些政治层面上的规定性，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租佃关系这些经济层面上的规定性，加上地主、自耕农、佃农、奴仆等的比例构成所决定的社会制度及其发展阶段。长时期以来，在中国它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但国外学者却难以理解，时有责难。受此影响，为了避免使用“封建”两字，部分国内学者也往往使用“传统社会”、“帝制时代”乃至“古代社会”等称呼以代替“封建社会”，笔者认为实无此种必要。
对于唐宋社会产生巨大变革的认识，是否确有道理，我们还得通过对全部中国古代史的深入学习和研究，才能得出结论，而学习和研究两宋史尤其是它的政治史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两宋（960-1279）立国三百二十年，历十三世十八帝（这是将最后两个南宋流亡政权的小皇帝帝昰、帝昺也统计在内），无论从所处时代和所包含的历史内容来看，都是中国封建社会中非常重要和有特色的朝代，对后世影响之大，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朝代。中国近代着名思想家严复曾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无数史实证明，严复的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
宋代所以重要，仅就其立国时间之长，就可以一见其端倪。有人以为，中国自周秦以来，国祚最长的朝代当推两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诚然，两汉立国时间长达四百余年，但西汉与东汉之间存在着一个王莽建立的新朝（8-23），历时十六年，尽管后来的正统论者不承认它是一个名正言顺的朝代，但它已将汉代一分为二是不争的事实。这样一来，西汉和东汉两个朝代的国祚就大大短于宋代。其次，西汉与东汉，除了皇帝都姓刘以外，从统治核心到政策措施，很少具有继承性。汉光武帝刘秀自称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汉景帝刘启的七世孙，这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刘秀本人是南阳舂陵（湖北枣阳）的一个大豪强，父亲刘钦只是一个南顿县的县令，与当时在长安的西汉皇室可以说毫无瓜葛，只是因为姓刘，遂趁机依托为汉室的后代而已。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真是屡见不鲜，甚至匈奴人刘渊，也自认为与汉朝皇室有兄弟关系，故提出“兄亡弟绍，不亦可乎”，并于公元304年建立了国号为“汉”的政权。可是两宋情况却大不同于两汉：一是两宋之间，并无别的朝代相间隔；二是南宋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是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也是宋钦宗的弟弟，从血缘关系来说，可谓一脉相承；三是南宋初年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是北宋末年的官员，军队主力也是从北方南下的；四是南宋的统治政策和政治措施基本上都沿袭北宋，甚至社会基本矛盾也如出一辙。
如果说南北宋有所不同，主要是都城从开封迁到了杭州，国土面积减少了约五分之二而已，而这种不同并非实质性的，所以南宋与北宋实际上是一个朝代——宋代。接着，我们再与金、元两个同宋代有密切关系的朝代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军事力量的强大与立国时间的长短并不成正比。曾经灭亡北宋的金朝只存在了一百二十年，后来灭亡南宋的元朝立国也不足百年。这中间的原因何在，确实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宋代所以重要，还表现在它的许多政策、制度的独创性和对后世的深刻在政治制度上，赵宋王朝一改五代时期的武人政治，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重用文人士大夫，对他们不杀少辱，给予种种优待和一定的发言权，从而出现了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反之，对武人则处处加以压制，收夺大将兵权，集军权于中央，以防范武人势力的崛起。这种重文轻武的现象，后来形成为一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从而基本上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武臣拥兵自重、起兵反叛的历史。
在阶级关系上，地主固然仍是统治阶级，但佃农已不再像前代的“部曲”那样“随主属籍”，而是在身份上与主户一样，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非有上下之势”。他们在“收田毕日”，可以起移，有了相对自由。与此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坊市制度被彻底打破，市民阶层的队伍日益壮大，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这些阶级关系的变化，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土壤。
在土地制度上，由于不立田制，取消了国家对土地占有的干预，使土地买卖盛行，一方面是大地主的产生，另一方面是贫富分化激烈，加上科举制度所造成的社会流动，使社会上普遍出现了“富儿更替做”，“庄田置后频移主”的现象。
在赋役制度上，明代的攒造鱼鳞图册，随粮定区、按亩纳税，实际上就是南宋绍兴年间所开创的经界法的继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自宋代起，开始出现以钱代役并与户等、物力相联系的情况。此外，宋代身丁钱向田亩税的过渡，支移向脚钱的转化，都反映了由人头税向田产税过渡的历史趋势，开明代“一条鞭法”和清代“摊丁入亩”制度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