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问起成功的原因，蔡忠堂首先提到了学校里营造的一个很好的数学建模的氛围。正是这种热烈的氛围使优秀的同学聚在了一起，尤其是竺可桢学院的混合班、工高班的同学。同时，成功与学校的重视也是分不开的。包括图书馆假期的专门开放、借书无数量限制等。甚至除夕夜，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为他们坚守岗位。此外，始终保持一份平和的心态也是至关重要的。并不把目标锁定“outs tan ding”，而是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一种能力的锻炼、一种个人价值和潜能的激发。得到锻炼的不仅仅是数学、计算机、英语等专业知识，还包括人际关系的调节、小团体的管理。“事情本身并不难，关键在于你是否有勇气去尝试、去经历。”蔡忠堂最后深有感触地说。这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一句话。
2002年5月4日第1版
锻造优化学科的生态环境——访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
驻浙记者蒋萍 万润龙
三年前，浙江大学与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组建了新的浙江大学，成为我国第一所“强强联合”的重点高校，也因此受到海内外同行的关注。如今，三年过去了，组建后的新浙大态势如何，其优势又在哪里？带着问题，《文汇报》记者走访了浙江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
潘云鹤十分明确地告诉记者，把学科做大做强，是新浙大组建后的重中之重，而目前浙江大学的优势，也在学科的综合性，其学科之全之强，堪称全国一流。潘校长补充介绍说，浙大现有138个博士点，从数量看为全国第二，但这些博士点分布在11个大的学科门类，如此均匀地分布，在全国高校中独一无二。
潘校长表示，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研究，他发现学科有个生态环境，学科与学科间有关联，彼此间形成一根“链”，链与链又接成环，环与环交叉便形成网络。一个学科的繁荣，需要多学科的支撑，同样，一个学科做强做大了，其他相关联的学科也跟着沾光。潘校长认为，学科不过是科学的一种划分，科学是人类研究自然和社会的一种划分，学科间实际上是无缝连接，因为自然和社会本身就是个整体，人类将其进行分类研究只是因为对其认识有限和研究起来方便。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已有条件而且有必要将其作为整体来研究。这时，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就体现出来。
潘校长认为，学科门类全，每个学科都强，体现出来的就是好的学科环境，浙大最大的任务，便是锻造一个学科优化的生态环境。潘校长举例说，一位中央领导提出问题说，现有的便携式心电图有一本书那么大，携带不便，可不可以将它变小变轻呢？浙大便将科学仪器、生物医疗仪器、电子工程系、集成电路、软件、工业设计造型等专业的教授联合在一起，最终设计出以内存条代替磁带的便携式心电仪，只有BP机大小，随后又在浙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临床试验，效果非常好。此外，这种学科优化的生态环境对学生成长很有好处。过去培养学生把专业当作生产线，把课程当机床，学生就是产品——一个个零部件。或者把学生领进一条条胡同，让他们研究那胡同墙上的某一块砖。这样的模式过去曾经有用，而现在不行了，今天这个学科还有用，过几年就过时了。因此，培养人才的核心是综合素质培养，即培养手中握有一大把钥匙的多样化人才。以此为目标，浙大从今年暑假开始将实行完全的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专业，自由选择学习时间。如一个学生刚进校时选的是机械系，后来根据自己的特长转入了计算机系，还可再转入管理系学习。在这样的学科大花园中，学生的发展空间很大，可以自由地发展成优秀人才。
“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有条件进行学科造峰”，潘校长解释说，海内外一出现新的学科，浙大都能找到一大批相应的专家，两者一结合，就能产生新的学科。
比如电子商务，就是计算机、经济管理和商务的三结合，该课程的全国高校统编教材是由浙大牵头编的。又如纳米技术、干细胞等浙大都走在学科发展的前列，前者是材料和微型机械的结合，后者是医、农、生物等学科的结合。合并使浙大很多学科形成高原，在高原上造峰，比起在平原上造峰，其优势不言而喻。浙江大学如今正是在高原上造峰，不断创立新的优秀学科，已建立起国家级、校级、学院级三级重点学科。这些新的学科，都是前沿学科，代表了科学发展的方向。
潘校长表示，学科需要不断地调整。他说，学科是个活的生命体，有生长、发展、繁荣和死亡的过程，有低潮也有高潮，有的学科老了，有的还生机勃勃。如图书馆专业、档案管理专业就一定会被信息资源专业所取代。我国的学科结构，长期以来存在着与科学技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脱节的问题。两年前，全国历史学专业毕业的博士生比计算机专业的还多，这与中国的学科设置体制有关。中国的学科大小，过去是因老师的多寡而定的。老的学科博导多，博士生就招得多，而像计算机这样的新兴学科，不可能在短期内有那么多的博导，于是，博士生就招得少。而社会需求则经常相反，越是新兴学科的人才，需求量就越大。有个省级研究所的所长向我抱怨，他们已经五六年要不到一个浙大软件专业的毕业生。浙大软件专业的一个毕业生往往有20多家单位要，一上岗月薪就达到6000元至8000元。中国人的脑子那么好，但软件业却不如印度，关键就是缺人才。“平均发展”制约了新兴学科的发展。我们为什么不大力地、超常规地发展急需专业呢？为什么不想方设法一年培养出十几万名人才来呢？浙大就是想要超越常规，每年培养大量计算机学士、硕士、博士，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而且是世界的需要。
2002年8月12日第1版
霍金在杭州接受采访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说我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驻浙记者万润龙 特约记者徐有智报道
本报杭州8月11日电 今天下午，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杭州香格里拉饭店与媒体记者见面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用简洁的英语说：我热爱生活，享受生活，我从音乐和我的家庭得到巨大的快乐。
根据霍金的特殊情况，浙江大学要求媒体记者提前将自己所提的问题告知霍金。本报记者一周前已经将今天要提的问题传真给浙江大学。本报记者的问题是：霍金先生，您所经历的磨难是常人难以承受的，而您对人类做出的贡献也是超越常人的，除了享受科学研究成功的快乐之外，您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霍金显然乐意回答本报记者的提问。因为在数十个预先的提问中，霍金只选取了10个问题，其中有两个由上海媒体记者提出的问题也被霍金临时决定不予回答。
以下是霍金今天下午回答的另7个问题：
新华社记者问：您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并且又在剑桥大学工作。中国大学目前正在努力向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据您了解，中国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还有多远？
霍金：我对中国的大学了解不多。但是据我所知，似乎他们中的一些已经达到世界水平，或者很快就会达到世界水平。因特网把我们大家都连在一起了。
中央电视台科技频道记者问：是什么促使您不远万里来中国杭州参加这次会议？未来在科学研究上您还有什么心愿？
霍金：全世界处处都有理论物理学家，所以我们要召开会议，中国已经加入到开最高级会议的名单里去了，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人民日报记者问：您的科普着作将最艰深的理论问题与大众最普遍的兴趣统一起来，您是否会鼓励一些优秀的年轻人将理论物理、天体物理研究作为他们奉献终身的职业？如果是，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忠告？
霍金：我发现物理学和宇宙学极其激动人心，它就像星球航行，勇敢地向未被征服的领域前进。我能够在头脑中探索黑洞，进入到宇宙最远的地方。
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想进入空间，就进入物理学。
浙江日报记者问：听说您正在写儿童及青少年版的《时间简史》。《时间简史》在世界上的发行量已经那么大了，为什么又要把它改写成青少年版？这本书什么时候和中国的小朋友见面？
霍金：《时间简史》是我写科普着作的第一次尝试，我觉得我把它写得比实际需求更复杂了，所以我现在在写一本对每个人而不仅只是对少年们的更容易的版本，大约一年多时间就能够脱手了。
钱江晚报记者问：每一天您的脑袋里是否充满了奇思异想，您认为人类历史的下一个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将是什么？
霍金笑着回答：如果我知道什么是下个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我就已经把它做出来了。它将是某种不可预料的东西，将非常奇异地到来，科学就是这样进展的，它是由想像力的跳跃组成。
浙江电视台记者问：您愿意让普通人更了解您的生平吗？
霍金说：我已经制作了一部影片和一些电视节目，它不可能像书那么详细，但是它可以有更多的观众，人们要理解宇宙。
中央电视台1套记者问：您总是被和爱因斯坦、牛顿相提并论，您对这两位物理学的巨人有何评论？
霍金幽默地说：在星球航行的一集中，我和牛顿、爱因斯坦打扑克，我赢了，但是这和我们的科学工作毫不相干。
主持本次会议的是霍金先生的好友、着名华裔科学家丘成桐教授。他见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又见许多记者急切想提问的神情，就站起身说：允许各位再提几个问题。
记者席上一下子举起了十多双手。一位上海青年报的女记者问霍金：如果您不残疾，是否科学成就会更大？
霍金敲打着键盘，声音合成器中发出清晰的回答：我认为我的残疾对我的科学研究没有多大影响。自从《时间简史》以后，我的科学观点得到发展，但是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另一位记者问：两次来中国，你觉得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
霍金再次显示出自己的幽默：在1985年，中国街上多的是自行车，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交通阻塞。
今天担任霍金翻译的依然是他的弟子、《时间简史》和《果壳中的宇宙》的译作者吴忠超教授，主席台的一侧还坐着霍金的妻子伊莱恩·梅森，以及霍金的两位知交。
2002年10月23日第1版
传承求是创新精神 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访党的十六大代表、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
本报记者周峰
“能当选为党的十六大代表，激动自豪之余，使我想起4年前，我重新回到我深爱的求是园，当时我最关注的是如何团结班子，把新浙大建设好，而仅仅4年，浙江大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现在我觉得肩上的担更重了，我和我的同事们，最关注的是浙大如何在教育创新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更好地适应入世后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以实现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10月15日，当记者采访党的十六大代表、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时，他动情地回忆起曾经在浙江、在浙大所走过的日子，谈起了与求是园的情缘。
张浚生于1956年入党，是个有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谈到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时，他说，这次党代会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回顾我们党的历史，虽然经历了艰难曲折，经历了考验，但由于始终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才使得我们的事业有了如此大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十六大将认真总结党的五年来的工作，总结实践中取得的基本经验，对新世纪新阶段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部署，所以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张浚生教授是当今高校中为数不多的有着丰富阅历的党委书记之一。他1954年至1958年在浙江大学机械系光学机械仪器专业学习，1958年至1983年一直在浙江大学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光仪系科研秘书、光仪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副书记。1983至1985年调任杭州市委副书记，1985至1998年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期间，是浙江大学的兼职教授和顾问教授，1998年9月至今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这48年来，他亲身参与了浙江大学的建设，也见证了浙江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