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这一点，我必须先介绍一下我们目前搞的集成光子芯片的研发。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信息都要通过光纤、光缆走，大家都抱怨互联网速度太慢，其实光纤的带宽足够，关键是如何利用现有带宽，一根光纤同时当做几百根用。过去一根光纤走一路信号，我们现在利用一根光纤走几百路信号，在信号到达目的地后，插入我们的集成芯片后就能让信号自动分开。这项研究成果对我们国家有重要意义。这种芯片国内是空白，完全依靠进口。像我们中心这样白手起家，需要这么多设备，光靠课题经费肯定是不够的，学校也不可能支持那么多，尤其像我还加入了外国籍，在申请科研经费时，又多了一些限制，也少了一些机会，所以更需要想办法。通过大量与社会接触，争取到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我的感觉是地方政府思想更开放些，只要我干得好，就大力支持。高科技产业化方面我们主要抓了集成芯片的研发，如果主要设备能陆续到位，差不多明年就会出样品。在高科技产业化方面，我们要做的项目还很多，光通信先走一步，生物医学方面可能滞后一些。
当发现有些政策不尽合理时，国家要调整起来牵涉面广，需要一定时间，而我的科研不能等，于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地方政府，找社会上那些政策比较灵活的部门、单位支持一下，先干起来。
作为中心的主任，要始终保持踏踏实实搞学术和埋头苦干、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这个优点应该说得益于本科期间浙大学风的熏陶，其次是在瑞典皇家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的教师以及周围同事的敬业精神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国外的华人科技人员大都很勤奋，事业心很强，有一种打拼的精神。不论什么条件下，都持续干着。如果几天不干出一点新东西，就觉得心里难受，像白活了一样。虚度光阴就觉得对不起时间，对不起自己，这种心理是多年形成的。拿我自己来说，我从学士到博士，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靠的就是勤奋和打拼，用爱迪生的话来说，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干出来的。10多年这样干下来，已经形成了像火车一样的惯性。
人际关系及其他
我回来以后，感觉在国外听到的一些比如关于国内人际关系比较复杂，难于处理的宣传，多少有些太过了。事实并没有那么严重。另外，我看人际关系复杂，主要还是针对大学以外的社会。我们主要在大学里，相对比较清静，各方面关系比较简单，大学还算是一片净土吧，和国外的大学差不多。
总的来说大环境比较好，我回来就从来没有送过礼。除非与社会打交道，特别是当你没有好的项目，就要四处奔波要钱，那就比较麻烦了。像国内的请客吃饭，因为我从不抽烟、喝酒，自然也就简单了许多。至于和企业打交道，因为我的项目对他们的企业有用，所以反过来倒是他们请我们吃饭。回来自己创办公司或企业的留学生，要选址、注册、寻找合作伙伴……和社会打交道比较多，当然就麻烦些。但是，事在人为。我们回国以后不可能关在一个真空里搞科研，这对我们也是一种能力的培养。
国内的杂事相对多一些，这是事实，我的经验是让秘书或者办公室主任分担一部分，他们回来汇报一下，两小时的会，一两分钟在我这里就处理完了。
在国外时，我的工作是一半用于与科研组成员讨论申请科研经费和为国际期刊审稿、编辑；另一半则用于看书、阅读期刊和整理文章。回国后，虽然中心有行政主任、两个全职秘书，以及两个主任助手，仍然是忙忙碌碌，很难静下心来看点自己想看的书。不知国内那些没有秘书、助手的教授是如何挤时间看书的。也许热闹是我们中华文化区别于欧洲的特色之一，但是若热闹得连片刻静心反省自己的时间都没有则有点可怕了。初到欧洲的华人常抱怨那里的生活太平静，其实太热闹才是最可怕的。所以，从现在开始我每晚在家闭门静心看书、写文章了。
目前国内的企业，尤其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像我刚才讲的，有的企业很有钱，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在和企业争夺人才，一方面，我们要把最好的人才留住，让他们读博士、做博士后；另一方面，企业有很大的诱惑力，薪金很高，在拉他们过去。要把人才留住，光靠思想工作已经远远不够了，要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好处，物质上要有保障，浙大的办法很好，自己办公司，让员工包括研究生可以在公司兼职做同样的课题，这样一来不但经济上有了保障，同时也可以利用企业的设备，对双方都有好处。企业的设备有的很好，甚至上千万的都有。
说到这里我还想说，我回来以后发现，一些企业很有钱，但是没有好的项目。所以我认为，在外留学人员，包括海外华人，手上有比较好的应用项目，回来成功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也能真正为国家创造财富。
几点建议
特聘教授这一新事物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人才的普遍重视，对提高和改善国内知识分子的待遇，对在某些领域赶上或者超过国外水平，以及填补国内空白方面，确实起了非常好和非常大的作用，可以说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10万元年薪本身。为了使之更加完善，我有三点建议：
首先，我认为要侧重从国外引进海外人才，这样国内大学的实力增强会更快，国际交流会更方便。外籍教授的引进，只会对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好处，而且这样做丝毫不会影响国内教授，因为目前国内即使不是特聘教授，在一些大城市的重点院校年薪至少也能达到六七万。我希望不拘形式地重点引进国外的，他们带进来的不仅是学术，而且带来了新的管理理念和新的生机活力。现在国外在管理方面发展得已经比较完善了，国内遇到的问题，大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有些类似问题肯定国外也发生过，就看人家是怎样解决的，借鉴过来就行，用不着再冥思苦想了。
第二，“长江计划”是使我们国家在某些领域尽快赶上世界水平的一个很好的尝试。我为了在国外方便科研工作和国际间的交流，加入了外国籍，现在仍被聘为特聘教授，足见国家政策已经比较开明，但是仍有些科研项目的经费因国籍问题不能申请，希望在政策上要更开放些。像我们这些人不需要照顾，但是需要公平竞争的机会。
第三，不要注重形式，要注重实效，关键要看工作做得好不好。像我这样回来两年多，全身心地扑在这里和我的同事们一起打拼，有了一摊子自己亲手创办的、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事业，已经很有感情了，因为我的所有精力都投入在这里了。像我这样打拼的，吸引回来得越多越好。只要国家政策对他们是公平的，吸引他们回来是没有问题的。
何赛灵准则
科研理念：严谨的科研态度；不断创新的精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做人信条：诚、信二字，即对人真诚讲信用，对下属以身作则。
最看重的是：精神上的充实和满足，能为祖国家乡尽一份力。
旁人眼中的何赛灵
秘书王秀平：刚开始和他一起工作时很不习惯，也不理解，觉得何教授事业心特别强，像个工作狂，每天工作14个小时，根本没有休息的概念，后来跟他时间长了，慢慢理解了他，主要因为这个领域发展太快。
何教授性格开朗直爽，批评人毫不留情，但是事情过后该怎样还怎样。
只要是工作上的事情，他都特别认真，无论是修改学生的论文还是财务报销。何教授工作效率也很高，不到两年的时间，800多平方的实验室、60多人的科研队伍，靠的就是他的高效率。为了给国家节约外汇，研究中心和他们家全是国产货（除非有些设备国产的不能胜任）。他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买国货节约外汇的意识。
研究生王谦：我是何教授的首批博士生，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批阅我们的论文时非常之细。原以为大牌教授只管把把方向就可以了，其实，就连标点错了，字打错了他都一一纠正。他没有架子，容易沟通交流。他在国外生活那么久，民族感特别强，进设备，能买国产的就尽量买国产的。
研究生肖三水：何教授每天早晨7点到办公室，晚上11点才离开，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没有一点特殊，每天吃饭的时候买个盒饭就对付了，我们眼看着他白头发都长了许多。他平时比较强调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2001年12月10日第1版
是荣誉更是一种责任——访中科院新当选院士徐世浙
记者冯颖平 张冬素 通讯员单泠
当我们从中科院公布的新当选院士名单中看到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徐世浙的名字时，不禁为浙江省所拥有的两院院士再次增加而感到高兴。
今年65岁的徐世浙是台州市椒江区人。上个世纪50年代初考上大学去了北方后，他到1999年调回浙大，真可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徐教授长期从事地球物理科研教学工作，在国际上最早将力学中的边界单元法应用于地球物理勘探领域，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的科研成果，为我国地球物理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徐教授所着的《地球物理中的边界单元法》是这一领域国际上的首部着作。此书在中国出版后，引起美国勘探地球物理协会的高度重视，要求由其出英文版。
昨天，徐教授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停，不时有同事、学生、朋友来祝贺。当记者向徐教授表示祝贺与敬意时，徐教授说：“院士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浙大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我是年过花甲才调到浙大工作的。现在浙江搞地球科学研究的人不太多。我当选院士后，想再引进一些人才和设备，把浙大的地球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发展起来。”
徐教授向记者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地球物理勘探就是用物理的方法探测地下的东西，在分析地下是否有矿藏时要通过计算将因地形引起的数据除掉。国际上原来用有限元法进行计算，这种计算方法需用大型计算机才能完成，并且计算起来很麻烦，而徐教授提出的边界单元法则比较简单，用普通的计算机就可以进行。
徐教授的研究与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且不说应用地球物理勘探找到的煤、油等矿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能源，就是造房子打地基时要了解地下的结构情况，找寻地下水以及在考古时想知道地下到底有些什么，也都可以用到徐教授的科研成果。徐教授说，他将与省内的矿产勘探部门合作，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将地球物理勘探向工程方向发展。
2001年12月26日第10版
敦煌离我们很远，但敦煌学却在浙江。自100多年前莫高窟藏经洞内数万卷古代文献被发现以来，浙江学者一直在追踪这一人类文明遗产，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引起世界的关注，还为敦煌学研究探索一条路径——浙江敦煌学之路
本报记者张学勤
今天，敦煌学已成为浙江大学本科生最热门的选修课之一。这学期，敦煌学选修课原来只安排1个班，但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很多，改成2个班，听课的学生达到361位，即使这样，本学期仍有184位希望选修这门课的学生未能选上。
学生们何以如此钟情敦煌学？浙大校务部教学科的刘理老师说：“这一方面是敦煌学本身有丰富内容，但更重要的，是学生对授课教师知识和授课艺术的肯定。”确实，浙江敦煌学有如此高的声望和影响，是浙江几代学者打下的坚实基础。
姜亮夫：海外觅宝不要博士帽
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于1900年，由于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外国的一些“探险家”便乘机窃走了藏经洞中大量珍贵文献资料。1924年，我国着名学者陈垣在整理被挑剩的敦煌文献资料时曾感慨：“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1934年，刚度过33岁生日的姜亮夫，辞去了中山大学教授的职务，攥着教书积攒下来的钱，自费赴法国巴黎大学，去攻取博士学位。
到了巴黎，参观了当地所有的博物馆、图书馆后，姜亮夫的心情难以平静——我国那么多的文物珍宝居然都在国外！当时，受教育等部门委派正在巴黎考察的两位年轻人王重民、向达已在计划将这里的敦煌卷子抄写、影印下来，带回祖国。姜亮夫经过反复思考，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放弃取得博士学位的机会，加入王重民他们的行列。
此后，姜亮夫每天一早就进了巴黎的国民图书馆写本部，抄录敦煌文献，对重要的卷子还拍了照片。当时拍一张照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照几张，他在巴黎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
听说伦敦、罗马、柏林等地也有敦煌卷子，姜亮夫也赶过去抄写、拍照。阅览了6000余份敦煌卷子，收集了许多敦煌文献后，1937年7月，姜亮夫回到祖国，开始整理、研究带回来的珍贵资料。但是，日本侵略者的炮声，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写好的《瀛涯敦煌韵辑》无法出版；规模宏大的《敦煌志》手稿，因战乱而遗失；从海外带回的珍贵资料，除300余张敦煌卷子的照片幸存外，其余均毁于侵略者的炮火。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姜亮夫的满腔爱国热情，才得以结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先后发表了《敦煌——伟大的宝藏》、《瀛涯敦煌韵辑》等敦煌学大着。同时，他还长期在浙江教书育人。
“十年动乱”时期，敦煌学的科研和教学基本处于停顿状态。“文革”结束后，便出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流言，于是国内10余位着名学者联名呼吁：必须注重敦煌学的研究。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