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命之火加油——记浙医一院骨髓移植中心主任黄河
本报记者冯颖平
今天凌晨3时，浙医一院骨髓移植中心9号无菌层流室，来自台湾同胞的1200毫升骨髓液全部缓缓流入了福建白血病患者小袁的体内。看着小袁多了些许生气的脸面，主治医生黄河博士一直忐忑不安的心才放下。
眼前的一切黄河都非常熟悉。从1998年11月27日与老教授林茂芳一起顺利完成浙江省第一例非亲缘异基因骨髓移植至今，这样的手术他已经做了30例，而祖国大陆一共也不过70余例。1999年5月，黄河获省级青年最高荣誉——“浙江青年五四奖章”。
有一个人在黄河的行医生涯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那是90年代初，一位老三届知青得白血病住进了黄河负责的病房。这位病人的病很重，药物与常规治疗都无能为力，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骨髓移植，可当时医院不具备条件，四十几岁的生命火焰就这样慢慢地熄灭了。也就在那时，黄河发誓，一定要开展骨髓移植，让白血病患者多一些生的希望。
为此，黄河发奋努力。1993年在原浙江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1997年赴德国基尔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进行血液临床基础及骨髓研究工作。当他即将回国时，导师一再挽留。犹豫中，那位病人绝望的眼神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黄河回来了，回到浙医一院，并立即开展了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关于骨髓单个核细胞及免疫功能的研究”。
2000年9月，浙医一院成立了省内第一个骨髓移植中心，黄河任主任。
对每位白血病患者，黄河总是关爱备至。病人在手术前总有恐惧心理，黄河就会循循善诱。大剂量的化疗将病人自身的造血功能完全摧毁后，医生就是唯一的依靠。黄河说：“骨髓移植手术是对一名医师毅力及能力的考验。”山东患者庄妍，骨髓移植后排斥反应严重，第7天高烧到42度。那些日子，黄河天天守候在病房，随时观察病情，调整治疗方案，直到庄妍反应消失才松了口气。
2001年5月17日第2版
要摘桃 先栽桃——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访谈录
本报记者宦建新 通讯员徐有智
“‘项目饥荒’现象不仅存在，而且目前相当严重”。5月1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在接受我们采访时，结合学校的科技改革和与企业进行多年科技合作的实践谈了对这一问题的见解。他说，从企业对科技需求发展的过程来说，企业上山摘“桃”，更要下山栽“桃”，这是解决“项目饥荒”现象的重要出路。
“项目饥荒”现象的根子在哪？我认为根子有几个：
一是从学校角度讲，应加大对经济对产业有用项目的研究力度，要加大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开发研究项目转化的力度。学校要从过去局限于专业研究的方式中解放出来，瞄准新产品开发进行多学科、多专业的研究开发，把专业研究与产品研究结合，交叉起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二是对企业来说，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我们的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只迈出了第一步。过去企业对项目不热心，现在热心了，但热心的只是能立即产生效益的“短平快”项目。这说明，企业只走出第一步，就是从过去的模仿走向现在的摘“桃子”。事实上，企业不仅是摘“桃子”，更重要的是要栽“桃子”。我认为，一个产品的创新需要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研究所的基础研究成果。二是市场信息，企业要提出开发产品的信息。三是生产设备信息。教授实际上只掌握第一种信息，基余两种信息在企业和市场手里。所以，新的项目如何才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就在于企业要种“桃子”，大企业自己“种”，不仅要建立自主的研发体系，还要依靠学校的科技和智力优势。小企业和教授一起种“桃子”，企业和学校两者脱离，谁也种不出“桃子”。
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但现在，企业只有在市场上寻找新产品的积极性，没有创造新产品的积极性。要将寻找新产品的积极性转变为创造新产品的积极性。不光是寻找，而且要提出项目，提出问题。企业要迅速从寻找产品转向寻找技术，和学校联合开发新产品，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个企业成熟的标志。我们的企业从产品十年一贯制，到根据市场寻找项目，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现在到了要提出新产品研究项目，联合开发的时候了。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是产品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的核心是技术含量密集、知识密集型的新产品开发。国外高水平企业一个重要指标，是用于研究开发的费用一般占销售收入的10%-15%。之所以有源源不断的新产品，是背后有一批人在搞科研。如我们的企业还停留在找项目，用少量的钱去买一个成果，而不是一步步去搞研究，推出新产品，怎么活下去？
企业为什么积极性不高，主要是急功近利。我们的企业从“十年一贯制”
到模仿，到找项目，已进步了，但关键是要创新。因此，我们国家和企业要加大研发经费的投入，还要有检查。我们要从科研的立项，科技人员科研的方向和企业的科技进步，都应树立勇于创新的精神。
现在，浙江省有不少市县与浙江大学有科技合作协议。对此，我既有动力，又有压力。企业到浙大采“桃子”，这也是好事。但要变“采”为“栽”。现在，浙江一些企业已经这样做了。如宁波、杭州等地都与我们有关学科开展了联合研究。压力，是担心许多企业的短期行为，想把我们的教授挖出去，为他们一家企业服务。如一个教授为一家企业或一种产品服务，回来后就会跟不上学科的发展，也不利于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教授要科研教育与科技服务双肩挑。如要搞服务，又要当教授，就要找出合适的办法出来。既能让教授专心致志搞科研，又能将科研成果用到企业上去，反过来促进学科的发展，这是最好的办法，是双赢的办法，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种模式，就是教授在成果转化中，可以到企业当董事、董事长，有股份，但不要当总经理自己运作这个企业。
当经理与当教授是两回事。
解决“项目饥荒”现象，我认为一是政府要引导企业拿出更多的钱投入到R＆D中去。二是企业要与大学合作成立各种研究中心，新产品开发中心。
现在企业迫切需要产品创新。但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应该有自己的战略目标、市场需求，然后与学校联合开展科研。否则，企业总会感到“桃子”太少。
2001年7月5日A17版
随着经济起飞和知识经济时代来临，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利用浙江大学四校合并的时机，重新构造优化浙江大学的学科生态环境和系统优势。学校准备在几年中不但有若干个学科冲上去，冲到世界比较前列的位置，使浙大成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迎知识经济挑战 建世界一流大学——访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
本报记者田志伟
采访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院士，我是从现在已很难见到而十年前是伟大发明的电脑软盘开始的。那时他是浙大计算机系主任，我是新华社记者。今天，我打开写有“潘云鹤材料”的BASF牌电脑软盘，品味潘云鹤当年的一系列诗作，也就有了用多年多次采访素材勾勒出的潘云鹤成长的叠影。
颇具传奇色彩的奋斗之路
1946年11月，潘云鹤出生于杭州，父母给他取名为云鹤，是希望他有凌云之志，如云中之鹤翱翔千里。文明古都之一的杭州有那么好的人文氛围，又有西泠印社和美术学院，这促成了他对中国书画艺术的偏爱，他特别羡慕背着书夹写生的美术学院学生，他希望自己也能成为有成就的书画家。
60年代初，他考进了位于西子湖畔的一所艺术学院。在他向着书画家方向努力的时候，艺术学院却突然停办了。后来他报考了既要有一定美术功底又要有良好数理化基础的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
1970年7月，24岁的潘云鹤从同济大学毕业了，他理应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但是他却被分配到当时所称的“小三线”——位于湖北省襄樊市的一个钢铁厂任技术员。他认认真真地在工厂车间里劳动，踏踏实实地与工人师傅一起进行技术革新。不久，他的学识才干、工作态度和处事方法受到普遍的赞赏。1972年他调任襄樊市自动化研究所所长，而后又成为该市科委副主任。
但是，潘云鹤已敏锐地感到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未来社会对人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他毅然决定去高等学校继续深造。那年他已32岁。
1978年春，我国高校恢复招收研究生。浙江大学何志均教授决定招收首批计算机人工智能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远在湖北的潘云鹤意识到这一新学科的无限前景，而且这一学科也极合乎自己的志趣，便毅然报考。何志均教授一眼便注意到这位虽非计算机专业毕业但综合素质颇高的考生，于是潘云鹤便成为我国最早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学者之一。
在何志均教授的指导下，潘云鹤的综合能力很快显露出来。潘云鹤的毕业设计选择了“计算机工艺美术专家系统”。1982年，他研制成功了“智能模拟彩色平面美术图案创作系统”。1985年，这套系统在日本筑波科技展览会上展出，它代表了中国当时的最高水准。当讲解员驱动程序后，彩色显示屏上即出现一片线描的几何排列图案，随后在这些图案的上面又添上了几朵彩色的小花，这里几朵，那里几朵，仿佛漫不经心，其实布局奇峻，新颖动人。随后，在显示屏上画出了兰花、奔马、丛林、飞鸟以及各种抽象图案……观众们被这位计算机画家的杰作所吸引。当代美国着名科学家、诺贝尔奖和图灵奖获得者H·A西蒙参观这个系统后写道：“从计算机美术诞生后，我一直注意研究它，这是我见过的最激动人心的美术程序，我衷心祝贺你们的成功。”
进入九十年代，潘云鹤的研究向着更高的学术层面，即人类社会共同关注的认知领域推进。这就是国家高科技计划——863计划中“关于形象思维的基础研究”。1994年，他作为“在国家高技术研究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先进个人，”受到国家科委的表彰，并受邀请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组织的重点项目——“面向智能计算机的思维与记忆模型”研究课题的负责人。1997年他又着手研究应用计算机技术保护敦煌艺术，其虚拟的环境，让人如身临其境一般。
1997年12月，新华社在播发新增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消息中，特别提到新增的最年轻的院士是51岁的计算机专家潘云鹤。同年4月，潘云鹤作为在任的校长，主持了享有“东方剑桥”之誉的浙江大学的百年庆典。1998年9月，潘云鹤又成了为世人所瞩目的新浙江大学的首任校长。
四校合并开高校改革风气之先
在潘云鹤校长的办公桌，紧紧的握手后他没有回坐到自己的办公室，而是牵我的手屈膝相对坐在木沙发上。亲切的气氛里，我还是坦率地把最多人关心、也最尖锐的“四校合并究竟成不成功”问题首先提了出来。
潘云鹤首先谈到，随着经济起飞和知识经济时代来临，江泽民主席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四校的这次合并，实际上是一次对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回归”。教育部和浙江省赋予新浙大的目标，就是要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不少人看到了浙大“大”的优势，潘校长认为最大的优势在于“优”。为了有一个形象说明，潘校长先举了《数字化生存》这本书中的一个例子：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几百个人开会大家一起鼓掌，开始乱七八糟，三分钟以后鼓掌就非常整齐，节奏就出来了。在这样一种没有指挥的情况下，大家为什么会有节奏，最后趋于一个乐律，实际上这说明一个社会即一个高智能体的群体的自动调节，通过互相之间的通信进行协调，这是一种自我调节至适应的过程，这样一个模型是可以用于管理一个系统，社会上的许多单位就是这两种极端模型的组合。他认为学校也是这两个模型的一种组合，但是学校和机关、和工厂、和军队相比，应该更多的发挥多智能的优势。他希望能够创造一种新的管理模式。
潘校长接着谈到，如果浙江大学二十个学院每个学院的院长都很有办学的活力，浙江大学将会更强大。因此学校实行更好的政策和各种奖励，激发各个学院的运行活力，把财权、人事权、教育权、科研权都放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