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想知道，为什么我会参与新浙大筹建工作。”张浚生解释说，现在中国把科教兴国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来抓，而他原来就在高校工作，而且就在浙大学习、工作，时间长达二十九年。
张浚生勾勒了他的成长之路：一九五四年，考入浙大机械系；一九五八年毕业留校工作，担任过助教、讲师、副教授；一九七八年，开始担任学校领导工作；一九八三年国家党政机构改革，从中共浙大党委副书记任上调到中共杭州市委工作；一九八五年调新华社香港分社，参与了香港过渡期的工作。
“中央决定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大，提出要把浙大办成一个高层次的大学，在若干年内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我作为浙大原来的学生、工作人员，对母校有这样的历史机遇，感到非常高兴。”张浚生说。
迄今已有一百零二年历史的浙大，四十年代，曾被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赞为“东方的‘剑桥’”。合并前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是老浙大的一部分。一九五二年后，这四所学校才各自独立，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后，都进入全国高校百强之列。
张浚生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二十世纪取得了辉煌成就，一段时期，学科分化是主流，研究也越深越细。但是带来的问题是，研究领域越来越窄，研究者往往见树不见林，对日益复杂的研究对象无能为力。
他说，展望未来，科学的发展不仅继续向微观深入，而且向宏观、交叉，复杂的综合集成或整体化趋势发展。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与趋势主要是综合。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及艺术之间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正趋向互相渗透以至交融。
教育部认为，组建新的浙大是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布局调整的重大举措，对于中国面向二十一世纪，组建若干所规模大、层次高、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合并后的浙大博士点达一百零六个，居全国高校第二位；博士后流动站增加了十七个，达二十九个，居全国第一位；据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六年间的统计，青年科学基金被批准项目达一百七十七项，也是全国最多。今年浙大招收近三千个研究生，报名近九千人，是全国报名数最多的高校。
“浙大的目标是要办成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的大学，我们希望通过十五年至二十年的努力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张浚生对浙大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1999年5月7日第1版
外籍教授在浙大
近年来，浙江大学对外交流越来越频繁，外籍教师也越来越多，据统计，光是今年浙大任教的外籍教师就达30名之多。
他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到浙大？他们如今的工作、生活又怎样呢？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在浙大任教的4位外籍教师——加拿大的罗·萨莉教授，美国的霍夫曼夫妇以及日本的中村惠吉教授。
诚挚友好的罗·萨莉
罗·萨莉来自枫叶之国——加拿大东部的一个海滨城市。大学毕业后，她曾在法国、加拿大的大学里教过15年书。
罗·萨莉来中国之前，许多国家的大学都向她发出了邀请，但她对中国情有独钟，最终还是选择了浙江大学。她说，这是与她父亲的一番话分不开的。
她父亲今年94岁，年轻时曾和白求恩大夫一起工作过。60年前，当白求恩大夫到中国来时，他还为他送过行，所以他们一家对中国都有着特殊的好感。临来杭州前，父亲对她说：“如果让我选择到中国或者其他国家，我肯定选择中国！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遗憾没有去过中国，你能去，也算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
罗·萨莉住在浙大的外籍专家楼里，一室一厅的房间布置得整洁雅致，飘散着一股淡淡的茉莉花香。
罗·萨莉的英文名字是“SallyRose”，“Rose”在中文里是玫瑰的意思。罗·萨莉说，她很喜欢中国的茉莉花，所以就把名字改成了萨莉，说完，她轻轻地哼了一句“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大家都笑了。
她是作为浙大外语系的一名项目专家来中国的，年近半百的罗·萨莉，诚挚、热情，工作认真，她的主要任务是编辑、校对浙大外语系新编的一套大学教材，并为他们的教学模式出谋划策。
罗·萨莉还负责给浙大混合班的一群尖子生上外语课。
这批尖子生的聪明才智和好学精神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感叹道：“这是我所教过的最好的一个班，每个学生都非常爱学习，上课的时候很活跃，一个个都争着发言。”
浙大学生的热情也让罗·萨莉难以忘怀，每次上课，学生们都会在讲台上放一杯热腾腾的茉莉花茶。每隔一段时间，学生们还会给她寄许多信件和Email（电子邮件），罗·萨莉为之感动不已。她知道，就连中国老师也不是人人能享受到这么好的待遇！
如今，在浙大外语系，罗·萨莉的名字几乎无人不晓，对此，罗·萨莉很高兴，但也非常谦虚。她说，“中国太神奇了，这次能到浙大工作实在是我的幸运。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品质，如勤劳、质朴、热情、善良、耐心……”
她觉得，中国人的优秀品质太多了，但都很难学，尤其是耐心最难学！她举了个例子：有一次她和同事去买衣服，同事看见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后，就和摊主讨价还价，结果，足足过了半个小时才成交。她觉得这位同事真是了不起，能够把200元的衣服讨到80元钱，确实佩服。所以，她现在出去买东西也学会了讨价还价，并觉得非常过瘾。
罗·萨莉到杭州已经整整8个月了，在这8个月里，她着实吃了不少苦：
语言不通，饮食不服（没吃过一顿西餐），特别想念94岁的老父亲和89岁的母亲……不过，她现在已经配了一台电脑，每天都可以给父母发Email了。
她还希望，在浙大任教期满后，父母能和妹妹全家一起到中国来，到时，她要带他们去爬长城、游三峡，把中国所有值得去的地方都走个遍。
憨厚质朴的中村惠吉
在浙大求是村的一幢教师宿舍内，每到星期六清晨，都可以看到一对日本夫妇在打扫楼梯。他们一个洒水，一个扫地，每次都把一楼到五楼的楼梯打扫得干干净净，这对日本夫妇就是中村吉惠和他的妻子。
中村确实很憨厚，以至于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怎么一点都不像日本人！
中村来自举世闻名的日本硅谷——“筑波科学城”，今年62岁，他已经到浙大工作两年了。
中村原来的工作单位是日本国立金属材料研究所，算是世界最先进的研究所了。中村就是该所有名的科学家。
他到浙大来是经过了一番考虑的。
按照日本政府规定，退休的高级研究员有三条出路。一是到日本私立大学当教授；二是到大公司当顾问；三是由日本振兴公司委派到亚洲各地帮助教育。
前两条工作轻松、待遇丰厚，对家人也有好处，第三条就不行了，不但薪水低、工作苦，而且到了受助国后，一切费用都要自己承担。
中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选择了第三条路——到中国来。中村刚来浙大的几个月里，住在浙大的招待所，中村太太那时还在日本，他只得常以方便面果腹。对此，中村毫无怨言，他说：“我从小就经历过战后的苦日子，能熬得下来！”
在浙江大学数十位外籍教师中，绝大多数都是教语言的，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人是搞科研的，中村就是其中一个。目前，他除了带一个博士生外（已经带出了一个硕士），主要精力就放在物理系的低温超导教研室里，为了这个教研室，中村可谓费尽了心血。
在日本金属材料研究所工作时，经费充裕，30多名研究人员有10多亿日元的运作经费（折合人民币1亿多元），所以做实验用的器材绝对是保证的。
到了浙大，中村才切实地感受到，中国高校的科研经费确实很少，连器材都不能保证，实验也没法做。于是，中村便把自己带的器材全部捐赠出来，又自己掏钱买零件做器材（在日本时，研究所的器材就是由中村管理的），陆陆续续掏出了1万多元人民币。
在浙大低温超导教研室里，中村还是最勤奋的一个人。每天他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周末时常在这里加班。在浙大两年时间里，中村带出了一个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还写出了不少高水平的论文。对此，他的解释是，浙大工作环境好，有很多时间可以思考，不像“筑波”，钱太多了，成天只顾得买仪器、买设备，根本没有心思考虑问题！
在中村的带动下，浙大与日本国立金属材料研究所的交流日渐增多，浙大已派出3人到这个研究所学习，并与俄罗斯有关机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1998年，中村因为成绩显着，被评为杭州市优秀外籍教师，并被授予西湖友谊杯奖。
幽默豁达的霍夫曼夫妇
1999年4月，当身高2米的霍夫曼先生与妻子两次走进浙大时，门卫情不自禁向两人打起了招呼：“哈罗！”
这已经是两人第六次到浙大来任教了。
说起来，霍夫曼夫妇最初到浙大的原因非常简单。1990年5月，夫妇两人准备到中国为美国依阿华中央大学找一所友好大学，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他们，杭州非常美丽，浙江大学非常有名。于是两人就到杭州来了，没想到一来就舍不得走了。
霍夫曼是依阿华中央大学的生物教授，主要研究蘑菇和香菇，霍夫曼夫人则是依阿华中央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到了浙大后，霍夫曼先是教生物，尔后改行，与夫人一样教起了英语。两人非常懂得学生的心理，教书的方法也很生动，每次上课，课堂里总是一片笑声。
每年在浙大教满半年书后，两人便再回到依阿华中央大学去教半年书。
这种候鸟式的生活，引起了许多美国朋友的好奇，科技界、商界多次邀请霍夫曼去谈论关于中国蘑菇、香菇生产情况，一些普通的美国人则纷纷向他们打听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治安等情况。
霍夫曼一一作了解答，并向他们详细介绍巴金、老舍等一些中国着名作家的作品。在霍夫曼夫妇的影响下，他们收养的一对韩国儿女也渐渐喜欢上了中国，孩子们对父母到中国来教书深表支持，并在美国的家中，放置了许多中国瓷器和介绍中国的书籍。
霍夫曼很喜欢读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他说：“邓小平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我很喜欢。记得1990年我刚到中国来时，好的面包店很难找到，现在到处都是。那时从市中心‘打的’到浙大去很难，很多司机都不愿去，而现在就完全不同了，随时可以打到。我还记得当时的中国朋友家里，很少有电话、洗衣机和空调，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而且还有VCD机，这在美国也不多见。这10年来中国变化确实太大了，城市在成长，高楼大厦越来越高，公共汽车越来越漂亮。人也变了，长得比我高的人，我也看见了好多！”
不过霍夫曼夫妇唯一觉得有点遗憾的是，他们最初来浙大教书时，那时的学生全都很认真，确实是全身心地投入学习，而现在只有一部分学生在认真读书，这又和美国差不多了。
如今，霍夫曼夫妇已经习惯了中国的生活方式，连饮食也不例外，两人都很喜欢吃中国菜。
霍夫曼太太非常喜欢中国小孩，当孩子们热情地叫她“奶奶”时，总是乐不可支！
下半年，霍夫曼夫妇又要回到美国去了，这一次回家，霍夫曼太太就要做奶奶了。她说，等有机会了，她还要带着孙子一起来杭州！
1999年5月26日第1版
“中国人要有自己的科技！”——访中科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侯虞钧
本报记者杨丽 通讯员单冷 陈丽
【院士档案】
侯虞钧，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化学工程专家和化工热力学界资深专家。马丁侯方程的发明者之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双硕士，美国密歇根大学化学工程博士。1956年回国，任化工部上海化工科学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副总工程师，1962年调任浙江大学教授。
这是浙江大学最早建造的宿舍楼之一。一位43年前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冲破重重阻碍归国的爱国科学家——侯虞钧就住在这里。
侯虞钧的家中，客厅兼书房里除了四壁书香，只有一张陈旧的沙发，仅有的一台电视机还是黑白的。70多岁的老人，说起当年的选择，一脸平静。
40年代，侯虞钧怀着发展民族工业的愿望，从浙江大学化工系毕业后去美国深造，在密歇根大学修完了博士学位。他与他人合作的科研项目成果“马丁侯状态方程（气态）”闻名国际化工界。就在他一心想着赶快回国施展抱负的当口，美国当局通过法律，阻挠学理、工、医的中国留学生回祖国效力。他只得留校任教，默默等待机会。1955年，经过政府间谈判，美国不得不同意在尊重留学生意愿基础上放人。侯虞钧不顾系主任的盛情挽留，辞掉了工作，于次年回到了祖国，投入到刚刚掀起的“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去。他将马丁侯方程从气态延伸应用到液相和固相上，使得这一世界着名的方程应用更为完美。目前，在美国，马丁侯方程还被用来在物理研究中对复杂问题作预测，这更显示了这个方程的普遍意义。为了工作，他一直到70岁才正式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