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打破垄断，今年5月，浙大取消了学生宿舍管理处，在此基础上注册成立了新宇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专门负责学生公寓的新建、维修和管理，承担设备维护、日常开支以及学生指标内水电费用等。公司通过收费对学生公寓实施管理，员工人事档案挂靠学校人才交流中心，实际工资、福利等由公司解决。通过银行贷款，今年新宇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开发建设学生公寓70000平方米，保证了浙大和其他高校扩大招生、改善办学条件的需要。最近，该公司又与湖州现代教育园区签订了后勤生活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协议书，一期工程投资4000万元，预计明年新生入学前可建设学生公寓90000平方米，后勤其他生活设施15000平方米。
与更多的高等学校加强合作，共同走向社会是高校后勤企业自立生存、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为此，浙江大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支持后勤集团公司与部分兄弟院校后勤企业签订全面合作的协议书；二是加速后勤集团公司的清产核资、产权界定工作；三是鼓励和推动后勤集团公司以股份制形式吸引兄弟院校参股入股，将浙江大学后勤集团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实现地域性高校后勤社会化的目标。在鼓励和推动后勤集团公司改制过程中，浙大拟定了有关政策，明确后勤集团公司改制后的体制从属关系、人事管理办法、市场准入优惠过渡政策以及冠名权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承诺，为深化改革，加强与兄弟院校的合作，加速社会化进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理顺管理体制，优化运行机制，练好内功，改善服务，提高效益，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争取市场，赢得更多的合作对象的基础。浙大后勤集团公司所属的各行业公司均建立健全了符合行业特点和运行规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筑安装公司实行了项目经理负责制，饮食服务公司推行集中采购、单位核算的供货机制；在集团公司内部全面推行以加强质量管理为中心的三级监控机制，即后勤管理处对集团公司服务质量的监控、集团公司对行业公司的检查督促、行业公司的自我质量监控。
强化竞争意识，不断引进竞争机制是保持公司活力，激励职工向上，推动企业发展的灵魂。学校以适量引进为导向，建立后勤服务竞争的外部环境。
新宇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录像片为后勤集团公司也加强了内部竞争机制的建立，在经营范围上允许行业公司业务上互相交叉；在岗位聘用上改委作任制为聘任制，实行竞争上岗；在业务选择上实行招标制；在分配方面加大岗位工资和效益工资的比例，对有突出贡献者实行重奖等。
如今，浙大后勤集团公司不仅为本校及部分兄弟高校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而且也为社会提供服务，一年来已先后与浙江省消防总局、南京部队117医院等单位签订了后勤托管协议。主管此项工作的浙大副校长卜凡孝说，我们也讲经济效益，但始终不忘育人，不忘学校的稳定与发展，浙大后勤社会化的探索不仅可行而且是成功的。
（本报记者 朱振岳）
2001年4月18日第9版
熊猫基因身份证在浙大制成
生活在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78只野生大熊猫的基因身份证，22日在浙江大学制作完成。国宝大熊猫的户籍管理从此将进入更为科学的基因时代。
在“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遗传与繁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里，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方盛国教授向记者展示了他历时十余年，与研究小组成员一起研制出的世界首张野生大熊猫基因身份证。
身份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约定俗成的数字码，由国家代码、省（自治区）代码、地区代码、县代码、保护区代码、家庭代码、个体代码共同构成。另一个是由代表每只大熊猫的性别和个体特征的基因条形码构成。这种码具有唯一性，误差率在大熊猫中仅为1／16亿。
“而其中全基因组DNA的获得，在野生动物研究中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身为浙江大学动物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方盛国说，对于濒危的野生动物，由于不可能采取损伤性取样，因此除了它们留下的粪便、毛发之外，其他的研究材料很难取到。
方教授与其他科学家共同研制的“大熊猫DNA 指纹针及其全基因组织DNA提取方法”，却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它可以可靠地提取大熊猫及其他食草动物的DNA 进行基因确认，并能有效地解决其个体家庭结构的确认问题。而目前国外却只能从动物的粪便中提取部分的基因碎片。作为国际上唯一掌握此项技术的实验室，这项技术获得了1999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并已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
1998年，浙江大学、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成都大熊猫研究基地以及佛坪、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单位组成了联合研究组，地毯式收集了两保护区约900平方公里内的熊猫粪便和毛发样品。之后，采用这项技术，方盛国在实验室提取了每份样品中的大熊猫全基因组DNA，并利用基因探针的检测，得到了每份样品的基因指纹图。
在制作基因身份证的基础上，方盛国还通过自行设计的基因指纹图个体与家庭计算机自动识别软件和性别鉴定基因检测试剂盒，对大熊猫作了进一步的性别鉴定，并由此确定了野生大熊猫的数量及其亲缘关系。测试分析显示：四川唐家河保护区已发现大熊猫37只，其中16只雄性、21只雌性，共6个家庭，5家祖孙三代，另一家是二代。陕西佛坪保护区共发现41只大熊猫，17只为雄性，24只为雌性，由8个家庭组成。
2001年7月23日第4版
浙江大学——推出“蒲公英工程”
浙江大学2001届硕士生李正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美国着名大学密西根大学提供给他的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和几位同学到浙大科技园创办自己的小公司。浙大创业的氛围和学校推出的“蒲公英工程”，是他做出如此选择的积极促成因素。
浙大推出的“蒲公英工程”计划，专门设立了“蒲公英”基金，用以鼓励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在读期间或毕业以后，应用自己的创新成果或导师的研究成果创办公司，进行自主创业。浙江大学副校长程家安说，浙大应像斯坦福大学那样大力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浙大的学生要以创业为荣。我们希望通过“蒲公英工程”计划的实施，使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像蒲公英的种子那样从学校飘落到社会的大地上，在学校的周边地区创办一个又一个的公司、企业，提高学校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力度。
实施“蒲公英工程”后，浙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意识都有可喜的进步。已经有学生毕业后不要国家分配，不占用社会的就业岗位，进行自主创业，为社会提供新的就业岗位；也有不少学生在学习的同时进行着创业的尝试，有5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向研究生院申请在大学科技园停学创业。
浙大制定出台的“关于浙江大学教职工和学生在大学科技园创办科技孵化企业的若干规定”等政策，也极大地鼓励了教师和科技人员及学生到大学科技园创新创业。
目前学校已有许多教师、科技人员和学生到科技园创业，新创办孵化企业共61家，其中教师、科技人员创办的高技术企业57家，学生创办的高技术企业4家，在这些企业中，有近200名教授，硕士以上学历的占三分之一强。浙大科技园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号召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创新创业人才聚集到这里来。
2001年10月16日第9版
喜看浙大办“网大”——浙江大学远程教育学院办学记
单泠
高定位高起点
2001级是浙江大学远程教育学院招收的第四届学生。浙江大学远程教育学院从1997年开始筹备，1998年6月开通了浙江省杭州、宁波、台州3地的远程学历教育，至今，浙江大学远程教育学院已在全国15个省市设立了70余个教学站，招收高中起点本科、大专起点本科、研究生进修班等多种形式的电子商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公共事业管理、英语、法学、护理等7个专业的学生，成为一所由网络连接而成的万人大学。
早在1997年3月，浙江大学副校长冯培恩受校长潘云鹤的委托赴日本出席“国际高等教育网络构建会议”。在会议上，他强烈地感受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正迅速推进着先进国家网上高等教育的发展，敏锐地意识到远程教育的发展在办学理念上可能会对我国高等教育现行体制产生的冲击和推动。回校后，他在提交给学校的书面报告中建议浙江大学以主动应对挑战的姿态发展远程教育。
校长潘云鹤收到报告后立即召开校务会议进行专题讨论，他认为，浙江大学立即启动基于网络技术的现代远程教育，不仅顺应了我国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需要，而且也是提高浙江大学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在他的提议下，会议决定学校自行设法多方筹措经费，采用先进的网络设备，建设远程教育。
中国高等远程教育的发展受到李岚清副总理的关注。1999年，冯培恩教授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就我国发展远程教育中的问题和浙江大学的远教办学思路向参加会议的李岚清副总理作了专题汇报。事隔不久，李岚清副总理在遇见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和校长潘云鹤时，多次专门询问了远程教育的进展情况，鼓励浙江大学加快发展步伐。
1999年3月，国家教育部的批复正式下发，同意浙江大学开办远程高等学历教育，批准浙江大学在1998年开始招收远程教育本科生，并确定浙江大学为我国首批开展远程教育试点的4所院校之一。
在实践中找办法
在得到教育部的批复之后，怎么办远程教育的问题摆在了浙江大学远程教育学院负责人面前。考虑到采用现代远程教育方法和网络传播技术上都需一个适应的过程，学院一开始就注意控制招生规模，在适应中扩大。第一年招收学生300名，第二年扩大到1500名，第三年，高升本的招生纳入浙江省统一招生轨道，第四年的招生最低分数线已高于北京本科线20分以上。
远程教育开办之初，传统教学方法与远程教学的矛盾日益突出。任课教师上惯了面对面的课，教材照搬，方法依旧，加上远距离教学少了板书，多了多媒体课件；少了干扰和交流，多了时间；一堂课的内容比本科在校生的还多，学生来不及消化，有的课期末考试不及格率高达40%，学生的不满情绪通过阵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和一封封措辞激烈的E-mail涌向教务部。教务部负责人周丽萍对此记忆犹新。她说，我们能理解学生的心情，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们和教师、和学生都需要换一种思维方式才能适应。因此，教务部不是简单地把学生的来信转交给教师，而是一次又一次与教师和学生沟通，探讨远距离教学的特点，使教师和学生的观念逐步得到转变。
大学普通物理的任课教师潘正权提出了组建课程小组的建议。他说，这有两个意义：一是在面对面的课堂上，如果我的课没上好，学生对潘正权有意见，但如果我在网络上没有把课上好，学生就会对浙江大学有意见，对远程教育有意见，组建课程小组可以把因为教师个人因素造成的失误降低到最小，同时还可以进行学科间的教学讨论，这样的讨论不仅对形成新的远程教学方法有益，也会对传统的教学有促进作用。二是网络教学中，教师面对的是几百个、上千个学生，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保证教学质量的，光是答疑这一项，当坐在电脑前，面对上百封需要回复的E-mail，教师要始终保持冷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潘正权目前正指导他的研究生完成一个与远程大学物理教材配套的多媒体课件，这个课件的先进性体现在它不仅传授专业知识，适合学生自学自测，同时还将近代物理学的发展和相关人物、事件作为背景资料收录在后，使学生能在场景中学习，加深理解。他在这件事上投入了相当的精力，他认为这很有价值，对本科课堂教学同样会有用。
目前，浙江大学远程教育学院根据几年来的实践，已拥有了相对完善的教学质量保证和监控体系，通过对课程设置的不断调整，使课程知识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更有利于远程教育条件下的人才培养。
网络的无所不能和有所不能
浙江大学远程教育学院现已构建了卫星网、广电网和互联网3个网络系统，在此环境下开发和应用的视频会议系统、课件学习系统成为教学传输的主要渠道；而基于网络的课程BBS、任课教师与学生间的Email和网上答疑三大块，则构成了师生间不见面的主要交流手段。
有许多担任远程教学任务的教师对此都深有体会，信息的传递不仅仅是依赖语言就可以实现的，教师在上课时与学生眼神的交流，在板书的过程中语气的强化，甚至是斥责，也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如何去弥补远距离造成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