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居民对本地区农村主要公共品需求情况最紧迫的是农村道路、水利设施和农村电网，较紧迫的是乡村医疗、技能培训、农业信息、技术服务和减灾救灾，认为紧迫性一般的是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环境治理和资源保护，他们认为最不紧迫的是文化娱乐、村镇规划和其他。
西部地区居民对本地区农村主要公共品需求情况最紧迫的是农村道路、水利设施和农村电网，较紧迫的是乡村医疗、技能培训、技术服务和减灾救灾，认为紧迫性一般的是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和农业信息，他们认为最不紧迫的是文化娱乐、环境治理、资源保护、村镇规划和其他。
通过对紧迫程度a、b、c、d这4个层次给予权重赋值，令紧迫程度a、b、c、d的权重值分别为0.4、0.3、0.2、0.1，这样就可以求出各个地区、各种不同的公共品的紧迫指数（EＩ）。如东部地区乡村道路的EＩ＝32.9×0.4＋33.6×0.3＋33.3×0.2＋0.2×0.1＝29.92，依此类推，可以求东、中、西部各地区的各种公共品的EＩ值。
农村道路、水利设施、农村电网、乡村医疗、义务教育、技能培训、技术服务和减灾救灾这几类农村公共品的EＩ值无论是东部，还是中部和西部都比较高。这说明，农村道路、水利设施、农村电网、乡村医疗、义务教育、技能培训、技术服务和减灾救灾这几类农村公共品是农村居民当前最需要国家农村公共财政提供的。相应地，文化娱乐和村镇规划这两类农村公共品和上述的农村道路、水利设施、农村电网、乡村医疗、等这几类农村公共品比起来，农民就觉得并不是那么紧迫和渴望了。
7.4.5.实际的农村公共财政的支出顺序
钱克明（2003）曾用生产函数的方法，以2003年为例，对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特征与效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定量分析了公共财政的各项支持措施对农业GDP增长、农民生产成本降低的作用。
农户自身的物质投入、财政对农村科技支出、财政对农村教育支出、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支出的边际回报率分别为1.27、11.87、8.43、6.75，即政府公共财政对农业科技每增加1元投入，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高达11.87元，回报率最高；其次分别为农村教育投资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而农牧户自身每增加1元物质费用投入，农牧业产值仅增加1.27元。
农业科技投放、农村教育投入、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等公共支出对农户支出的边际替代率则为9.35、6.64、5.31，即政府公共财政每增加1元农业科技投入，可减少农牧户9.35元投入；政府公共财政每增加1元公共投入于农村教育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可分别减少农牧户物质费用6.64元和5.31元。由此可见，政府公共财政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公共投入，尤其是增加农业科技和教育的投资，对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及降低农产品成本和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钱克明（2003）认为按效率排序，中国农村公共财政政策的优先序应为：农业科技支出＞农村教育支出＞农村基础设施支出。
但由表717可以看出，无论是所占比例，还是增长趋势，实际上中国农村公共财政分配政策的优先序正好与理想的优先序颠倒，即实际的分配序为：农村基础设施支出＞农村教育支出＞农业科技支出，且排序处于第1位的基础设施与排序处于第2位的农村教育之间落差较大。
之所以出现上述优先序的倒置，主要可能是由于农业科技与教育投资收益的外部性和政府公共财政的激励机制所致：
1.农业科技和教育投资收益在时间上存在明显的“外溢”现象：科研与教育的周期和产生效果的滞后期太长，应届政府的投资，到下几届政府当政时方能显现出刺激增长的绩效。对本届政府来说，存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现象。
2.农业科技和教育投资收益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外溢”现象：某地对农业科研投资产生的技术，往往能被许多其他地区推广使用，从而使大量收益外溢；受教育程度愈高的农牧民，外出打工的倾向性越明显，教育收益的外溢也愈显着。对本届政府来说，存在“本人栽树，他人乘凉”的现象。
3.由于农业科技和农村教育收益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外部性，使得应届和当地政府无法充分显示其投资政绩或享受其投资成果，从而抑制政府投资的积极性，进而使得对农业科技和教育的长期投资比例和增长速度多偏低。
4.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存在明显的外部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周期一般仅为1年或稍长，完工后对当地和当期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外溢效果不明显，收益较集中，政绩也很显着，故各地政府都热衷于大兴土木，长期投资比例和增长速度都较高。调查中发现，不少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基层政府大力修建公共设施、楼堂馆所、歌舞剧院等“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这些公共产品的提供明显超越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根本没有能力去消费，利用率极其低下，资源浪费严重。
7.5.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7.5.1.主要结论
今后国家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支出将主要用于农村，但是，相对于农村对公共品的需求而言，国家的财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仍然十分有限。因此，在众多的农村公共品选项中必然存在优先序，这也是保证公共品供给公平与效率的重要议题。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不同区域和不同对象群体在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选项中的优先项目。结果表明，在农村公路、农田水利、农村电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科技推广、医疗保健、社会保障、文化娱乐、信息服务、村庄规划等选项中，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调查对象群体存在不同的选择特征。由于不同的公共品之间存在协同、匹配关系，因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理应有不同的优先序，即应因地制宜地调整支出结构。
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调查对象对公共品需求的先后顺序不一样，从不同区域的县乡镇主要负责人来看，中部地区县乡镇主要负责人对农村道路、义务教育、水利设施、农村电网、乡村医疗等较为重视；东部地区县乡镇主要负责人较看重的顺序依次为义务教育、乡村医疗、技能培训、农业信息、技术服务、农村电网、水利设施等；西部地区县乡镇主要负责人较看重的顺序依次为农村道路、水利设施、义务教育、农村电网、乡村医疗等。
从不同区域的农户看来，东部地区农户较看重的顺序依次为义务教育、水利设施、农村电网、农村道路等；西部地区农户较看重的顺序依次为农村道路、水利设施、农村电网等；中部地区农户较看重的顺序依次为农村道路、水利设施、农村电网等。
从不同区域的农业科技人员看来，东部地区科技人员较看重的顺序依次为义务教育、乡村医疗、技能培训等；西部地区科技人员较看重的顺序依次为农村道路、义务教育、水利设施、乡村医疗、农村电网；中部地区科技人员较为关注的顺序依次为义务教育、农村道路、水利设施等。
从居民对本地区农村主要公共品现状满意程度和需求紧迫程度来看，东部地区居民对本地区实际情况的满意度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除了文化娱乐、环境治理和资源保护，中部地区居民对本地区农村主要公共品实际情况的满意度高于西部地区居民。西部地区居民对本地区环境治理和资源保护的实际情况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更满意。与此同时，农村道路、水利设施、农村电网、乡村医疗、义务教育、技能培训、技术服务和减灾救灾这几类农村公共品的紧迫指数值无论是东部，还是中部和西部都比较高，这说明这几类农村公共品是农村居民当前最需要国家农村公共财政提供的。相应地，文化娱乐和村镇规划这两类农村公共品和上述的农村道路、水利设施、农村电网、乡村医疗等这几类农村公共品比起来，农民就觉得并不是那么紧迫和渴望了。东部地区居民对本地区农村主要公共品中的环境治理和资源保护的现状满意度不高，而紧迫度也不高。访谈中可知东部地区居民对本地区环境治理和资源保护已有所认识，但他们认为短期内不需要太多的关注。
基础设施投入和农村教育比例偏高的原因。科教事业对于国家发展、民族兴旺的重要性已深入人心。但是，科教事业作为纯公共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存在“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或“本人种树，他人乘凉”的效应。且教育投资周期长，见效慢，因此，在现行的干部任期制、考评制，以及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财政体制下，尽管人们都认为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相当重要，应当予以优先考虑，但在实际的决策及实施过程中却往往置于次要的位置。
与教育事业类似的农业科技推广、职业教育、医疗保健等外部性较强的农村公共品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即应届和当地政府因无法充分显示其投资政绩或享受其投资成果，从而抑制了政府优先提供这类公共品的积极性，进而使得农村科教等事业长期处于投资比例和增长速度偏低的状态。而农村基础设施的支出则因建设周期短，建后对当地和当期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刺激、带动作用，且外溢性也不明显，收益较集中，政绩容易显现，农民的感受也比较直接。所以，农村公路、农田水利、电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长期以来投资比例和增长速度都比较高（廖清成，2004）。
7.5.2.政策建议
增加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为农村的发展提供均等化的财政服务是建立健全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应有之义务，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的物质保障。由于相对于农村对公共品的需求而言，国家财力总是有限的（廖清成，2004），国家财力的有限性决定了在增加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时必须分阶段、分类别地排出优先序，统筹考虑其公平与效率问题。就目前来讲，满足农民对农村公共品的需求是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的最大效率，这就要求我们所设计的农村公共财政体系在既定的支出规模下，要统筹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提高支出效率和群众需求的满意度。
当前农村公共财政支出中用于农村基础设施的支出比例一直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而对科教等方面的支出则明显偏低，这就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之间以及供给与需求之间处于不协调、不匹配的状态，其协同效应较差，边际收益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从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和有效性出发，有必要适当增加对农村教育、乡村医疗、技能培训、技术服务、社会保障、农村电网和减灾救灾等项的支出，对于诸如农村环境治理、资源保护、文化娱乐、村镇规划之类的公共品的供给尽管从农民的紧迫程度调查来看，其紧迫指数较低，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当前的公共财政供给也必须提上议事日程。有鉴于此，应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来实现，一方面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不断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另一方面，要注意公共品之间的协同性、匹配关系，遵循效率原则，优化供给结构，以效率标准确定各个阶段的农村公共品供给优先序，提高有限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廖清成，2004）；同时要注意农村公共品供给短期与长期的发展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