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强度低于非农行业。国际上通常采用投资强度
（指科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科技的投入水平。根据这个方法测算，浙江省“八五”期间农业科研投入（指研究与开发经费）强度仅为0.1％，尽管“九五”期间上升到0.22％，但这样的政府投资强度还不到目前世界平均数的一半，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4％）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强度，甚至也未达到30个最低收入国家的简单平均数（0.65％）。这表明，自90年代中期以来，浙江省农业科技投资强度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观，对农业科技投资强度依然偏低，从而印证了农业科技的投资强度明显低于其他行业，全社会对农业科技关注程度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3.农业科技投资结构不尽合理。具体表现为：
——对农业科技投资政策有平均化倾向，政府对科研部门投资重点仍放在种植业，而对畜牧业、水产业等部门投入增幅仍小于前者；尤其是水产科研部门，虽然其总产值由1995年占农业总产值的24.86％提高到2000年的30.18％，提高了5.32个百分点，但政府对该部门研究单位的投资比重并未得到相应的提高。
——农业科技投资政策仍未摆脱“扶弱济贫”倾向，表现在政府对多数农业科研部门仍按传统的“人头数”拨款，即在投入不足的条件下，政府也未能将有限的经费投入到研究力量较强的科研单位，这种“扶弱济贫”政策与科技投入应该推行的“优胜劣汰”政策正好相反。
——农业科技投入政策的短期性明显，对重大的、关键性的、有创新的科研项目，投入过少，使全省农业科技涉及的技术发明、专利偏少，整体突破能力不足，缺乏发展后劲。
和浙江省相比，江西省农村公共财政对农业科研投入情况要低得多。
江西全省农业科技人员仅有4.5万人，占该省科技人员总数的5.7％，与农业发展速度和农业经济规模极不相称；农业科研投入占农业产值的0.1％，不仅远低于国外2％的比例，也低于全国平均0.2％的水平。此外，农村公众科技素养普遍偏低，农村人口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1.03％，为城镇样本的25％；而农林牧渔水利人员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只有0.13％，为各类人员最低。
贵州作为地处西部地区的经济欠发达省份，但近年来，贵州省财政对科技研发的经费投入逐年加大，科技成果显着：“十五”时期累计专利授权量达到3643件，是“九五”时期的1.7倍；科技研发平台建设得到加强，建成了一批省部共建和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随着公共财政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加大，贵州省的农业科技公共财政支出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尽管从绝对值看，和东部的浙江省还有较大差距，但其支出增长速度已超过了东部的浙江省和中部的江西省。
5.5.3.农村基层机构运转方面
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国县乡财政逐步陷入困境。近几年农村税费改革开始后，随着乡统筹、村提留和农业税及其附加的取消，村级公益事业管理的资金来源减少，县乡财政困难益发突出。为了确保农村组织正常运转，各级财政按照以前农业税及附加实际征收数为基数，给予村镇农业税减免补助，但补助资金数额有限。另外，农村财务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村级财务管理混乱问题比较突出，村镇历史债务负担沉重。
1999年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①，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年内对1998年底以前乡村两级自身的各种债务、债权和担保形成的各种债务进行一次彻底清查。湖南省乡镇负债总额为85.4亿元，浙江省乡镇政府负债36.4亿元，安徽省乡镇债务总额为52.3亿元，江西省乡、村两级共负债80.9亿元。据贵州省政策研究室2004年底对全省1540个乡镇中的1480个乡镇负债情况进行的调查表明，无外债乡镇仅58个，占3.92％；乡镇债务在50万以下的385个，占26％；50万～100万的319个，占21.6％；100万～200万的381个，占25.7％；200万～500万的263个，占17.8％；500万元以上的74个，占5％。
据农业部郭书田推算：中国乡镇近5万个，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余万元，计2200亿元左右。如果将村级组织的债务一并考虑，债务总额肯定要翻番，两项合计大约是4000亿～5000亿元。如果以4000亿乡村债务计算，债务总额是2000年农村各项税收收入的8.6倍，约占当年农业增加值的28％。
为了解决乡村财政支付危机，深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中央财政预算和各省级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的力度。2001年中央财政对试点地区的转移支付总额为100亿元，2002年为200亿元，这一系列转移支付资金对于缓解乡镇财政危机、推动农村税费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面对庞大的财政硬缺口，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也是杯水车薪，而且目前的转移支付是临时性的，资金的使用目的也只是为了弥补乡村财政收支缺口。改革后，乡村的财政缺口可能是长期性、结构性的，而最为关键的是乡村要履行自己的职能并且维持正常运转还需要更多的公共财政资金的投入。
尽管1998年底，浙江省乡镇政府负债36.4亿元，但受财政问题困扰的乡镇却较少。由于整个经济较发达，绝大多数乡镇财政实力较强，乡村经济和集体经济发达，加之省级公共财政的转移支出力度较大，因而农业基层政府运转所受影响不大。
就江西省而言，1998年底全省乡、村两级共负债80.9亿元（其中担保债务16.7亿元），乡、村两级债权为40亿元，乡、村两级债权的构成主体80％来自于应交而欠交的统筹提留款和集体预支的部分生产支出。由于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偿还欠款的能力非常有限。全省赤字县达74个，赤字面为92.5％。全省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每个行政村平均大约4.5万元，低于先进省市村级机构平均8万～15万元的水平。同时，为了缓解税改后农村基层机构运转的压力，有效保障了农村基层机构的正常运转，从2005年起，江西财政按每行政村增加1万元、每乡镇增加10万元的标准，分别拨付2.1亿元和1.8亿元，使每个行政村每年平均财政补助额达4.5万元，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地处西部的贵州省情况要严重得多，特别是贫困乡镇，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商品率低，应对市场冲击能力差，而其公共财政收入构成又以农业税为主，免征农业税后，乡镇政府的运转则完全靠中央和省一级的转移支付资金等各种补助，而且这一系列资金也只能保证乡村等基层部门的基本运转。
5.5.4.农村环境保护方面
中国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城市环境的改善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通过截污，城区水质改善了，农村水质却恶化了；通过转二产、促三产，城区空气质量改善了，近郊污染却加重了；通过简单填埋生活垃圾，城区面貌改善了，城乡接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却加重了。农村在为城市装满“米袋子”、“菜篮子”的同时，出现了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和农业面源污染①。无论是地处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浙江，还是地处中部的江西以及地处西部山区的贵州，农业和农村污染情况均相当严重，农村生态环境形势严峻。
近年来，浙江省高度重视农业面源污染整治，严格依据环境承载能力，优化畜禽养殖业布局，加大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力度，2005年底前基本完成“禁养区”内现有养殖场的关、停、转、迁。严格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环境影响评价，实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示范工程；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要配套建设沼气工程等污染治理设施，实现畜禽粪便资源化、无害化；同时浙江省也加大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加强村镇规划、建设和管理，深入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和“万里清水河道”等工程，积极推进生态乡镇建设，不断改善村镇人居环境；积极推进农村畜禽养殖区、工业生产区与生活居住区分区建设；实行环卫进村，建立村庄保洁制度，加快农村改水改厕进程，推行村庄垃圾集中收集处理；村镇垃圾集中收集处理应纳入城乡规划，逐步实现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积极发展沼气，推广生物处理污水技术，促进农村污水净化；积极推进河道和小流域综合整治，减少水土流失，削减水体内源污染；继续开展“青山白化”专项治理，全面推行生态葬法；加强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作。
从近年来浙江省公共财政支农支出来看，在农业支出方面，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支出和土地管理支出这两个方面是一大亮点，与2003年相比，2004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77.74％和56.20％。在林业支出方面，森林救灾支出和退耕还林支出是公共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两个重要方面，与2003年相比，2004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51.72％和42.01％。这说明，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公共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已开始重视对农业的资源和农村的环境保护等方面了，尽管从目前来看，这些方面投入的规模及所占的比重还偏低，但投入上如此快的增长速度，已明显高于其他项目，这将大大缓解农业的资源和农村的环境保护所面临的矛盾和冲突。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农民群众希望有优美整洁的生活环境。江西虽然加强了农村环境及其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但仍有60％以上的农村人口没有饮用自来水；有80％以上的农户没有使用无害化厕所；有数百万农村人口还生活在血吸虫病区。在村容村貌方面，农村建房缺乏规划，分布无序、杂乱无章现象普遍存在；村道狭窄，房屋前后咬紧，采光不畅，气流阻塞，更没有植树余地，无法合理绿化；厕所简陋，室内无抽水马桶，粪桶露天；生活用水自然排放，绝大多数农村根本没有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少数地方环境脏、乱、差、散，农民人居环境还不尽如人意。
2005年江西省财政整合专项资金6.21亿元，在全省选择6210个自然村，每个村补助10万元开展村庄整治试点工作，但覆盖率还相当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农村环境污染问题。
贵州省以退耕还林为重点的生态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生态环境局部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植树造林、建立自然保护区等生态保护工作全面展开，森林覆盖率由2000年的30.8％提高到2005年的34.9％。2005年全省自然保护区达到130个，比2000年增加58个，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比重为5.5％。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农业生产技术得到大力推广，5年累计建成沼气池64万口。“十五”时期环保投入累计达到141.10亿元，比“九五”时期增长3.9倍。然而，这其中绝大多数是用于城市和工业的污染治理投入，但对农村环境保护投入的力度还非常小，这种重城市、轻农村的环境保护投入仅对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起到了极大的改善作用。如2005年，贵州省的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和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21.5％和25.7％，这一数据比2000年分别提高18.4和23.7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