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在野党与民间人士的对华认识(5)

二日本社会各界的中国观

1．日本国民及媒体的中国认识

关于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伊藤一彦伊藤一彦：日本宇都宫大学教授，著有《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与21世纪的展望》等。在《战后日本对中国印象的变迁》中指出，明治维新以前或可称为“敬仰期”，此后至二战则为“轻侮期”。但是即便在“敬仰期”内，也产生了极力否定中国文化影响的国粹主义观念。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理解在日本对华态度的表象性变化背后，一以贯之的正是逐渐强化也愈发僵化的日本中心的“华夷”观。

但是，不管怎样鄙视当前的中国，日本终究无法根绝其与中国古典文化的血缘关联。在连天皇的帝号都要来自中国典籍的背景下，“神国”意识形态的建构也必须对古代中国文明保持尊崇和敬畏，然而却又对近代以后的中国加以轻蔑排斥，这个古怪的“华夷”体系便必然发生不可遏止的分裂。这是近代日本对华观的一个基本特征。

当然，在日本人当中，头脑清醒者也仍旧存在。战后曾任进步党干事长的鹤见佑辅坦率地说：“……对自己触动最大的，还是古代日本民族对支那的强烈敬慕之情，以及近代以来全体日本人对支那无法掩饰的轻蔑态度。我们必须正视对古代支那的敬慕与对近代支那的轻蔑两种态度之间的强烈反差，因为这是两国国民重新相互理解的第一步。”他得出的反省结论是：“我曾以观察日本的眼睛来看支那，并嘲笑过支那。如今当我以观察世界的眼光来看，则觉得相当震惊。对此，自己也深感诧异。支那并非日本，那是一个由截然不同的环境与人生观构成的国度。支那对日本来说，还是一个未知的国家。很久以来，我错误地以为了解支那，其实并不懂得它。”鹤见佑辅（1885—1973）：20世纪日本知名的作家和评论家。所著游记、随笔和小说，作为大众读物，拥有广大的读者。著有《思想·山水·人物》、《拜伦传》、《俾斯麦传》、《拿破仑传》等。《思想·山水·人物》由鲁迅译为中文出版（选译）。

在战后初期的20年间，日本社会中所表现的“反省的和原罪的中国观念”相当强烈。这主要表现为这个民族中以知识分子主流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对于战争罪恶的反省和追究。那么，日本知识界主流为什么会形成原罪的和反省的中国观呢？主要原因不外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日本侵略战争的结果是以自己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战争既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极其惨重的后果，同时也对日本自身造成了严重灾难，以至面临着崩溃和灭亡的边缘。正是在遭到这种严重摧残的情况之下，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一部分日本人深切认识到战争的危害，开始意识到历史的罪恶而自省。

第二，日本是亚洲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日本传播。后来虽然遭到日本法西斯主义专政的残酷镇压，但战争结束后，流亡国外的与国内曾遭囚禁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快汇合在一起，成为推动反省思潮的指导力量。

第三，从1947年起，激进的民主人士开始在日本社会上重新介绍许多社会革命的著作，造成社会革新的舆论。1952年日本出版的《国民文库》，总共有114种著作，其中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就翻译了66种，恩格斯的著作翻译了8种，马恩合著的著作翻译了5种，列宁的著作翻译了22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马克思主义系统的著作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作为《国民文库》被社会激进派所推进，对日本的国民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了这些理论著作以外，当时社会上开始流行起中国的“人民文艺”。按照日本学界的一般认识，所谓“中国的人民文艺”即指的是抗日战争中，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人民文学。到1956年为止，日本翻译出版的中国的人民文艺，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冯雪峰的《回忆鲁迅》、老舍的《四世同堂》、叶圣陶的《芳儿的礼物》、柳青的《铜墙铁壁》、孔厥和袁静的《抗日自卫队》、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等。还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求恩大夫》、《八路军》、《东洋鬼军败亡记》（此即马烽的《吕梁英雄传》）、《新中国短篇小说选》、《中国解放区诗集》等等。这些社会科学著作和人民文艺使一部分日本国民获得了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促进了他们观念的变化。

第四，中国政府对战后日本采取的重大战略决策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效应。决策之一，便是中国政府决定对日本重要战犯本着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其中大部分有悔改之意的人坚持以教育为主的原则，只对少数战争罪犯量刑，把大多数日本战犯予以特赦并遣返回国。这一措施对促进日本社会的反省意识和原罪意识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这些旧军人回国以后，其中有不少人开始忏悔自己的战争罪行。决策之二是，中国政府从中日两国的长远战略意义考虑，正式表示放弃政府间的战争赔款。这一问题后来虽有诸多异议，但当时中国政府从整个东亚地区考虑，宣布放弃战争赔款，有其深远的战略意义，这样做对保持日本这个国家的生存条件和保持其民族的完整性，对稳定东亚的长久和平是有积极意义的。

正由于上述原因，促成了日本在战后20年原罪和反省的中国观念。这种原罪和反省的中国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原罪意识，他们承认自己是有罪恶的；二是谢恩意识，他们感谢中国保存了他们的民族；三是追求的意识，即以新中国为日本未来的榜样。这三种意识是互相融合在一起的。

反省中的日本知识分子，表现出可贵的觉醒，实藤惠秀在1960年访问中国时，把当年从中国强行取走的文献书籍归还了中国。他写道：“日本侵略军以查禁‘危险文书’为借口，从中国沦陷区各大学抢走大批图书杂志，运回日本。我以整理为名，接受了一些资料。今日细想起来，真是无法无天的罪行啊！”实藤以实际行动表示自己的真诚的忏悔反省之心。这一举动，显示了一个抱有正义感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真诚忏悔之心。

195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1954年秋，日本各代表团齐聚北京、出席新中国成立5周年国庆观礼。其中包括多达40余人的具有超党派色彩的国会议员访华团，还有日本学术文化代表团、日本妇女代表团、日本工人代表团等。

日本各界代表团访华产生了积极效果。通过在各地的参观并与中国各界人士交流，日本代表团目睹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和社会进步，亲身感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发展中日关系、促进两国人民友好与理解所怀有的巨大热情，使之备受感动与鼓舞。在离京或途经广州回国前夕，纷纷发表《告别书》，表述访华观感。由七党组成的国会议员访华团在《告别书》中说：通过历时一个月的参观并与“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各界人士亲切地促膝谈心”，实际体验到中国的和平建设与建立中日友好关系的热望，表示愿为和平、“促进中日两国友好，尽速调整两国国交”而努力；学术文化代表团在《告别书》中说：在参观访问了北京、西安、上海等地后，对“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齐一步伐，向着工业建设的大道明朗而健康地行进中的雄姿，唯有表示敬佩和羡慕”，对中国各界的亲切接待感到“实在是幸福”，强调这次访华结下的友谊“能成为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开始”；妇女代表团在《告别书》中说：“深深地感谢妇女联合会给予我们这种访问的机会以及长期的款待和照顾”，决心回国后正确传达“对全日本妇女所表示的友情和关心，并努力使得以和平共处为基础的两国的邦交能够早日恢复”；工人代表团在《声明》中确信“中日两国的亲善和友好将飞跃地前进”。

《新华月报》，1954年第12期，第41—42页。

回国后，各代表团纷纷举行报告会，增进了日本各界对新中国的理解，扩大了新中国的积极影响。10月26日，议员访华代表团的各政党代表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中国人民正在建设新国家，并为了世界和平，热烈地希望与我国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的愿望是，要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恢复邦交，解决两国间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日本舆论认为该声明作为平素立场、意见不同的各党共同看法，“所具有的意义是很大的”。1954年11月1日，共同社东京电讯。

这些情况表明，在战后初期，日本国民正在与中国人民一起努力推进中日友好，这在当时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中，是难能可贵的。所以虽然当时政府之间没有正常的关系，但民间友好的渠道还是越来越宽广的。日本的进步人士、有识之士和广大普通国民对中国革命的顺利进展及新中国的建立，抱有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和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多舛，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明显拉大，在重新评价日本经济奇迹的同时，中国社会无序论以及中国能否实现近代化论的观点随之出现。这种对中国认识的变化也反映在一些舆论调查中。1992年9月13日一次舆论调查的结果，与战后初期日本的中国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次由读卖新闻社主办的舆论调查内容，是关于日本人的中国观。在调查中有一项内容是对中国最担心的是什么，对这一问题，有37%的人回答是“人口的增加和难民的流出”，对于中国的魅力之所在，其中有43.9%的人认为是“自然和风景”，30.8%的人认为是“遗址、出土文物等文化遗产”，28.1%的人认为是“绘画、书法和陶瓷等艺术品”，26.4%的人认为是“中华料理”，认为是“中国人的人格”的则只有12.1%，而且，在20多岁的年龄层中，则只有6%。

1997年，中国和日本迎来了邦交正常化25周年。在这一年的2月，日本总理府进行了一次舆论调查。这次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日本国民中“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占51%，这一现象在战后日本是从未出现过的。

通过上述舆情变化可以看出，战后日本的中国认识始终是与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相关联的，这也是战后日本的中国认识不断发生变化的原因，此外，由历史的原因所造成的中日关系的独特性以及“虽近实远”的中日间文化上的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般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日本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的震动是很大的，日本媒体的反应虽不强烈，但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尤其对中国事态的走向给予很大的关住。

《读卖新闻》对新中国成立的观点是，从世界的发展潮流来看，新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其分裂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在1949年10月4日的社论中，《读卖新闻》称：“由于中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人们大都认为‘铁托化’的可能性将会日益增强”。而且《读卖新闻》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力图杜绝这种事态的发生，但由于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中苏的决裂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西方社会的一般舆论。《读卖新闻》认为，“世界各国政府承认或不承认中共目前已成了一个大问题”。

《时事新报》认为，苏联已承认了新中国，“世界正注视着美国与英国将取怎样的态度”；《时事新报》在10月4日的社论又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只是名义上的联合政府，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独揽政权”。而且“新共和国的基本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反对分子被称为人民以外的国民，对人民给予民主，对国民则施以专政，对国民只给予生存权，要求其从事强制性劳动等国家规定的苦役，以对其进行改造”。

《每日新闻》在10月3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的新政权将与苏联联盟。10月5日又发表评论，指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国民政府，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并且预测说，假若中共和苏联排斥国民党在国际上的地位，联合国内就有“暴风雨般的一幕”，哪一个政党成为对日和约的合法代表这个问题，“将会更加妨碍日本和平问题的解决”。

《朝日新闻》10月3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的社论，扼要介绍了新中国的性质。但介绍的内容大都是依据中国方面的解释，诸如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政府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这种专政是工人和农民的联合专政等。社论强调，这种专政尤其有利于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并说，“中国革命的胜利被称为各民主阶级统一联合战线的胜利”。社论认为，这种“由不同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隐含着不可避免的弱点”，但在新中国不可能马上出现阶级间的对立和抗争，因为中国新的人民政府并没有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型的计划，而是希望在较长时期内继续维持这种阶级的统一战线。

总之，从这篇社论来看，《朝日新闻》在新中国成立这一问题上，态度是较为积极的，这也反映了该报立场比较中立的总体观点。在美国占领和控制这一政治形势下，《朝日新闻》的社论还是比较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