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福泽谕吉强调“私德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而逐渐丧失其权威的”同上书，第111页。福泽谕吉也注意到孟子思想中有“要把私德扩大到公德的意思”和“把私智扩大为公智的意思”：“孟子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人心之四端。扩之则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这就是要把私德扩大到公德的意思。又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这就是要观察时势的缓急，把私智扩大为公智的意思。”见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第73页。对于私德，他一方面认为：“私德的条目是传之万世而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纯粹最完美的东西，当然不是后世所能改变的。”“私德之于人心，犹如耳目口鼻之于人身，根本不存在有用或无用的问题。只要是个人，就不能没有耳目口鼻。”在福泽谕吉看来，“不论是神儒佛或耶稣教，都是在上古民智未开的时代所倡导的学说，在那个时代，当然是必要的。”具体而言，他举例分析说：“儒者之道是教人以诚为贵，神佛之教是劝人真心虔诚，这对无知的人民，是最紧要的事情。例如，对于智力尚未发达的儿童，或对不学无术的愚民，如果一律地告诉他们说，道德并不是什么可贵的东西，就会使他们发生误解，而理解成道德是下贱的，只有智慧才可贵。甚至还会误解智慧，以致发生抛弃美德而追求奸智的弊端。这样一来，可能引起毁灭社会上人与人的正常关系的危险，所以对这种人必须反复强调道德问题。但是，如果把追求虔诚的私德作为人类的本分，以私德支配社会上的一切事物，其流弊也非常可怕。因此，必须分清地点和时间的条件，以期达到崇高的境域。”因此，他强调随着社会的发展，“只修私德并不能尽到做人之道”，主张“在提倡私德的同时，必须强调更重要的智德的作用”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第76、77页。进而他指出：文明的根本并不在于私德一方面。但是，那些道学家们的议论一开始就趋于极端，思想偏狭不留余地，不知文明的宏大，不知文明的复杂，不知其动向，不知其进步，不知人心的变化多端，不知智德有公私之别，不知公私相互制约和相互均衡的关系，更不知把一切事物综合起来全面地判断得失的方法，只是一心一意想减少社会的坏人，结果陷入错误的见解：要使现代人回复到上古时代的人，使都市变成乡村，大人变成儿童，众生变成石猿。本来，神儒佛和耶稣教的本旨，并不是如此褊狭，只是，在世上一般传教和信教当中，人心的反应上，终于不免有这种弊端。这个情况，恰如对一个严重胃酸过多的患者，不论给予任何饮食，都被酸化而不能获得营养效果。这并不是饮食之罪，而是疾病所造成的。学者必须认清这个道理。同上书，第90页。福泽谕吉认识到道德对人的控制是有限的。他说：“就在畅论《论语》的人中，就有巧言令色贪财好货的；在信奉耶稣正教的西洋人中，就有欺骗无知、恫吓弱小而企图名利兼收的。这类小人可以说是利用无形的道德没有测验的准绳，而出入道德之门，乘机贩卖私货的。这种情况，归根结底证明了道德的效能是不能控制人的。”同上书，第83页。强调在现代社会，“用德化当作御民的妙法”已经行不通了，“所谓仁政，如果不在野蛮不开化的时代，是不会起作用的；所谓仁君，若不面对着野蛮不开化的人民，是不能显其尊贵的。私德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而逐渐丧失其权威的。”同上书，第111页。
第四，批评儒术助长专制、儒学泥古不化，是“精神奴隶”。福泽谕吉说：政府的专制是怎样来的呢？即使在政府的本质里本来就存在着专制的因素，但促进这个因素的发展，并加以粉饰的，难道不是儒者的学术吗？自古以来，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干的人物，就是最巧于玩弄权柄和最为政府所重用的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汉儒是老师，而政府是门人，真是可悲，今天的日本人民，有谁不是人类的子孙呢？在今天的社会上，一方面实行专制，一方面受到专制的压迫，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现代人，而是从由于多少代祖先传留下来的遗毒。助长这种遗毒传播的，又是谁呢？汉儒先生们的确起了很大作用（学术不但无权，反而助长了专制）。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第147页。又说：人类的学问是日新月异的，昨日之得，可能变成今日之失，往年之是，将变成今年之非。必须对每件事物都抱怀疑态度，然后努力探讨钻研，从事发明改革，子弟胜过父兄，后进赶过先进，如此积年累月地一代一代发展下去，才能达到进步和昌盛。只有当我们回顾百年前的许多事物，感到幼稚而又粗野，可笑而又可怜，才能证明今天的文明进步和学术的发展。《论语》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孟子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又说：“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我欺哉。”从这几句话就可以看到汉学的精神。所谓“后生可畏”的意思，就是说，后进者如果能努力学习，也能赶上今人，所以不可懈怠。因此，如果后人尽最大的努力，充其量也不过达到今人的水平，而且今人又都是些不及古人的末世之民，那么，纵然赶上，也不值得庆幸。如果后进学者发愤自强，立志前进，只是要成为数千年前的虞舜，或者引证周公的话来效仿文王的话，这就好像没有出息的孩子，从老师那里领来字帖，拼命照样摹仿一样。因为从一开始就认为不如老师，写得再好，也不过是摹仿老师的笔法而已，绝不会超过老师。汉儒的系统是从尧舜传到禹、汤、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孔子以后，圣人就断了种，不论在中国，或在日本，再没有出现过圣人。孟子以后，宋代的儒者和日本的硕学大儒，对后世可以自诩，但是对孔子以上的古圣人则一句话也不敢说，而只有叹息自己学圣人而不及圣人而已。所以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了禽兽世界，这是和用算盘计算数字一样准确。幸而人类智慧进步的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决不像儒者所想象那样，不断涌现胜于古人的人物，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推翻了儒者的设想。这是我们人民的大幸。他们如此迷信古代崇拜古代，而自己丝毫不动脑筋，真是所谓精神奴隶（Mental slave）。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神为古代的道理服务。生在今天的世界而甘受古人的支配，并且还迭相传衍，使今天的社会也受到这种支配，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罪过。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第148—149页。
3对现实中国的认识
福泽谕吉对现实中国的认识，这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中国改革的同情和改革顺序的批评。如他欣喜地看到“连守旧的中国人，近来也派遣了西洋留学生，其忧国之情由此可见”同上书，第9页。对西方文明的积极态度表示同情的同时，他认为学习西方文明要讲先后次序。他说：“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谋求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对此他对中国当时的洋务运动主张引进和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做法持批判态度，他认为“中国也骤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舰，购买大炮，这些不顾国内情况而滥用财力的做法，是我一向反对的。这些东西用人力可以制造，用金钱可以购买，是有形事物中的最显著者，也是容易中的最容易者，汲取这种文明，怎么可以不考虑其先后缓急呢？”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第12页。强调应该“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到达目的”同上书，第14页。
第二，批评将中国称为“礼仪之邦”的说法。他说：中国自古以来称为礼义之邦，这句话好像是中国人的自夸，但如无其实，也不会有其名。古代中国，确有礼义君子，而且有不少事情是值得称赞的，就是在今日，仍然有不少这种人物。不过从全国的情况看来，杀人盗窃案件层出不穷，刑法虽极严厉，但犯罪人数并未减少。其人情风俗的卑鄙低贱，可以说彻底暴露了亚洲国家的原形。所以，中国不能叫作礼义之邦，而只能说是礼义人士所居住的国家。同上书，第43页。第三，中国“华夏的国体”已经丧失。所谓“国体”，他认为：“就是指同一种族的人民在一起同安乐共患难，而与外国人形成彼此的区别；本国人的互相照顾，比对待外国人要笃厚；本国人互相帮助比对外国人尽力；在一个政府之下，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不受外国政府的干涉，祸福都由自己承担而能独立自主。西洋人所谓‘Nationality’就是这个意思。世界上的一切国家，各有其国体。中国有中国的国体，印度有印度的国体，西洋各国也都各有一定的国体，并且对于这个国体没有不尽力加以保护的。”同上书，第19页。日本自诩为“金瓯无缺，冠绝万邦”，福泽谕吉认为就是指“从开国以来，能保全国体，政权从未落入外人之手这一点而已”。同上书，第23页。而中国的状况如何呢？他说：中国宋朝末年，宋的天下被元夺去，这是国体的丧失，也是华夏的初次灭亡。后来明又推翻元朝，光复了故国，完成了大明的统一。这可以说是恢复了华夏的本来面目。可是到了明末，政权被满清夺取，以致华夏的国体再度丧失，而变成了满清的天下。直至今日，汉族人民虽依旧保存着共同的语言风俗，并且其中也有人身为清廷的高官，从外表上看，清和明好像是合而为一，实际上华夏已被北方的满族所侵占，南方的汉族已经丧失了国体。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第20页。第四，中国“将要变成西洋人的田园”。他说：至于中国，因为幅员广大，西洋人尚不能深入内地，现在仅出入于沿海一带，但观察今后趋势，这个帝国也将要变成西洋人的田园。西洋人所到之处，仿佛要使土地丧失了生机，草木也不能生长，甚至连人种也有被消灭掉。看到了这些事实，并想想我们日本也是东洋的一个国家，尽管到今天为止在对外关系上还没有遭受到严重危害，但对日后的祸患，却不可不令人忧虑！同上书，第186页。正是出于这种忧患意识和危机感，福泽谕吉强调：“日本人当前的唯一任务就是保卫国体。保卫国体就是不丧失国家的政权。为此，必须提高人民的智力。”强调：“唯有汲取西洋文明才能巩固我国国体，为我皇统增光，这又何必踌躇呢？应该坚决汲取西洋文明。”同上书，第24页。由于“德教的熏陶”，在“私德的厚薄”上与西洋比较，福泽谕吉认为，日本“即便不是伯，也必是仲”。日本的差距不在道德，而在学术、工商等方面。他指出：“在我国，道德纵然不足，但显然不是燃眉之急。然而智慧方面则完全不同，以日本人的智慧与西洋人两相比较，从文学、技术、商业、工业等最大的事物到最小的事物，从一数到百或数到千，没有一样能高于西洋，没有一样能和西洋相比拟的，并且也没有人敢和西洋较量一番的。除了天下至愚的人以外，没有人会认为我国的学术、工商业可以与西洋列强并驾齐驱的。”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第96页。
四福泽谕吉的中国认识（下）：走向《脱亚论》
上面论及“征台”之后福泽谕吉的反应，而《文明论之概略》系统地论述了西洋、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指出中国在通向“文明”的大道上已经落后于日本。日本要追赶的对象是西洋，中国及其儒家文化已经过时了。出兵台湾之后，日本重新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朝鲜半岛，1875年日本用兵朝鲜而制造“江华岛事件”，并于1876年2月与朝鲜订立《日朝修好条规》，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朝鲜。1882年7月朝鲜“壬午兵变”之后，中日双方驻军汉城，形成直接军事对峙。即8月30日，日本与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其中第五条规定：“日本公使馆置兵员若干备警。设置修缮兵营，朝鲜国任之。若朝鲜国兵民守律，一年之后日本公使视做不要警备，不妨撤兵。”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945》（上），原书房，1965年，第90页（日文）。《岩仓公实记》下卷，岩仓公旧迹保存会，1927年，第878页（汉文）。1884年12月，驻朝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与朝鲜亲日派发动“甲申政变”，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拥兵赴汉城，1885年1月，日朝签订《汉城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