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直接原因看，出兵台湾是征韩论势力暂时失败之后政府为了弥缝国内矛盾的“不得已”之举，但是此举与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就立下的“开拓万里波涛，向四方宣扬国威”的海外雄飞的对外战略是一致的。1868年3月14日与《五条誓文》一同发布的《国威宣扬之宸翰》，见《对外观》，日本思想大系12，第4—5页。在处理征台事件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及军方就万一谈判破裂，便发动对清战争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不仅制定了各种进攻北京、天津的作战计划，甚至准备好了“支那征讨敕命”。参见安冈昭男《明治前期中日关系史研究》（胡连成译，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五章。这些举动表现了日本政界与军界的对华态度，那么舆论界或思想界的状况如何呢？中国可否轻侮，已经成为日本国民的一个显在的话题。
——舆论界“可侮”与“不可侮”的讨论
征台事件和解之后半个月，福泽谕吉在东京木挽町精养轩与“明六社”的思想家们参见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二章第二节“明六社及其思想活动”。聚会，再次讨论用日语进行讲演的问题，还是有许多人认为日语不适合进行讲演。福泽谕吉便当场让在场的十人分别列于桌子的两边，而自己站在一端滔滔不绝地开始演说，大家对此不得不信服，从此演说之风开始在日本盛行。《福泽全集绪言》，见《福泽谕吉全集》第一卷，岩波书店，1958年，第59页。这次演说的内容，就是刊登在《明六杂志》第21号的《征台和议之演说》（1874年11月16日）。山室信一、中野目徹校注：《明六杂志（中）》，岩波文库，2008年，第209—216页。
征台议和之事，福泽谕吉为日本的胜利而欢欣鼓舞、洋洋自得。他说：这次与支那议和，是由于我政府之勉励，终于使支那支付五十万两赔偿金，为了国家，是值得庆贺的。自征台出师之日到今日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获得了充分的胜利而支那完全失败了。将我们今日的状况与支那的状况进行比较，没有谁不得意洋洋，我辈亦其洋洋中人也。他将这一事件中中国与日本的表现加以比较，指出：“支那持十八省之富而据四百余州之广大，非和亦非战，迟疑因循，事不能决。费巨万之财而整顿无用之武备，终于向常年以来视为奴隶的日本国支付五十万赔偿金而暗谢其罪。名利皆失尽，而且失而无所得，可谓失策之极。”而日本呢，他认为：“日本与支那相比，为其二十分之一之小国，然国之强弱不可以地之广狭而论。一旦决战则不变其议，不伤一兵而保全了独立国之体面，以荣辱而与邻国相比，固不可同年而语。”但是从这次事件的利害得失而论，他认为西洋诸国所获得的实际利益最多。他说：“我国征台出师之后，日本和支那都互相整顿武备，双方所购入船舰武器的货款都很巨大。而其船舰武器都是从西洋诸国的商人购买，西洋人为物品的卖主，而日本与支那为其买主。”日本方面虽然得到了赔偿，但是“从会计上而论，可以说的确得不偿失。而始终得而无失者是西洋诸国的商人”。因此他“推测西人之内心，他们今后也会常常祈愿亚洲诸国发生不和争斗吧。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尽管如此，他还是以发展的眼光充分肯定这次台湾出兵的意义。他说：本来，战争关系到国家的荣辱，导致国权之盛衰，不可一概仅以钱之得失而论。或许因为这次战胜支那我国民之风气为之一变，由此而明白内外之别、巩固nationality（国体）之基础，以此国权之余力而影响到与西洋诸国之交际上，比如到近日条约改正之期、裁判之权、税则之权皆由我掌握，居留地之规则、保护税之构成均由我日本政府一手掌握这些大论断上，也与西洋诸国屹立而毫不宽恕于彼，与一因而取一，失之于右而夺之于左，如果能够像对支那政府一样实现公明正大的谈判的话，在我国而言已经没有遗憾了。如果真有达成此盛大之势的希望，我们就要将不惜一切代价，岂是这些小小的金钱得失之论所及。全体日本人民应该拍手称快。福泽谕吉在比较中国、日本与西洋诸国的时候，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当今我们的劲敌已经暗然是西洋诸国了。然其敌非兵马之敌而是商业之敌，非武力之敌而是智力之敌。此智战的胜败唯在于我们人民之如何努力。”言外之意，已经对中国不屑一顾了。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诸国不屑一顾，认为与亚洲诸国之和战根本上与日本的荣辱无关的观点，福泽谕吉在1875年10月7日《邮便报知新闻》的社论栏中发表的《与亚细亚诸国之和战无关我荣辱之说》《福泽谕吉全集》第20卷，岩波书店，1963年，第145—151页。中进行了充分的说明。他这样明确地表示：我国的独立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寻找其根源，是因为我日本受亚洲诸国之轻蔑吗？是因为我学问不及他们吗？是我商贾劣于他们吗？是我兵力比他们弱、我富强不若他们吗？这些方面我们都毫不逊色于他们。我想我们日本要对亚细亚诸国寸步不让。那么，担心我国独立的，就不能不从别处寻找原因。即其原因不在亚细亚，而在欧罗巴！为什么呢？在他看来，与西洋诸国相比，“日本还不能称为真正开化的独立国”。具体而言，无论是学问之优劣，还是商贾之盛否；无论是国家之贫富，还是兵力之强弱，当时的日本都比不上欧美诸国。正如他在《文明论概略》中所指出的：“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初版，1992年第4次印刷，第9页。松泽弘阳校注：《文明论之概略》，岩波文库，1995年，第25页。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他既然认为欧洲文明已经达到了现在人类智慧所能及的最高境界，那么处于后进的半开化或野蛮状态国家要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第11页。松泽弘阳校注：《文明论之概略》，第29页。虽然他认为日本还是半开化国家，但是他认为日本已经不亚于亚洲很多国家了。比如，他认为朝鲜“是亚洲中一个小野蛮国，其文明远不及日本。与之贸易而无利，与之通信而无益，其学问不足取，其兵力不足惧，即便其来朝而成为我之属国，尚且不足悦”。因此，他说：“与朝鲜交际，即便如我所愿，在独立的权势方面亦不足以增加丝毫力量。”《福泽谕吉全集》第20卷，第148页。可以说对朝鲜表现出极度的轻蔑。那么对中国的态度如何呢？他说：“支那帝国现在是欧美诸国人的田园。”“即便日本人如愿以偿战胜朝鲜，假定只是朝鲜的话，外国人还是旁观的话，如果到支那，看见日本人蹂躏四百余州，会袖手旁观吗？这也是永远之事，今后必须考虑。”同上书，第149、150页。就是说，如果对朝鲜根本不放在眼里的话，那么对中国要想有所举动，必须考虑欧美诸国的既得利益。如何才能够“蹂躏”中国的“四百余州”，在福泽谕吉看来，这已经成为日本今后必须考虑的长远目标。
与福泽谕吉的思想相对应，明六社的成员中村敬宇在1875年4月的《明六杂志》第35号上发表《支那不可侮论》收入大久保利谦编《明治启蒙思想集》明治文学全集3（原文不分段），筑摩书房，1967年，第302—303页。对轻侮中国的言论进行了批评。其全文如下：支那出现很多人物，此可征见于古今。圣贤君子英雄豪杰接踵而出，不胜枚举。其不可侮一也。
支那之书籍浩繁为东方之冠，且有文辞趣味，善通人之意想；于翻译外国之书亦甚有规则而便利，我国日用之文字，其紧要处亦不能不杂以汉语。从造出此文字可见其人民有一种思想之才。自国之语有多少滋味，故容易迁于蟹文羡慕洋习。因本来为文字发达之国，支那留学之书生，不出数年而进于高等之学识者可陆续出现，其不可侮之二也。
今为鞑靼之朝，支那有志之士自然亦气力不振，其人民宛如醉于麻药而手足不能动弹。然去鞑靼及麻药之毒，其一旦醉醒，自泗水亭长可起汉高，自皇觉寺之僧可起明之太祖，而风云际会，自刀笔吏可出萧何，自屠狗可出樊哙；攀龙附凤之文臣中如刘诚意者、武臣中如徐达常遇春者，为从农氓乞丐市井驵侩之中突然显露出来者。今日上海之视为乞丐者，安知其中无明祖汉高乎？今日于天津做贾儿者安知非他日之萧曹刘徐？支那本土之人中，或李或刘之名门右族如有大豪杰出现而灭掉满清，焕发大号而用欧美之学术，则二京十八省虽大虽广，可辨火车汽船电信炮台军舰所宜立之处，加之设立民选议院，以报会稽之耻，如此，于我乃极为紧要。其不可侮之三也。
支那天然物产丰富，大国自当如此。而制造之品百余年来输入我邦者仅书籍纸笔墨类亦多，卷菱湖曰：日本之书家之不及支那，不必假其他证据，由日本制笔工人之拙可知也。至于医药种树等法，二十年前我邦以支那之书为指南车。此外，自国所发明有用之器具多不及本邦。吾友英人之言曰：支那人民善而政府恶。若果如此言，使支那之政府改而为善，而人民固为善种，其必然上进。此其不可侮之四也。
吾闻教俄罗斯之小儿课业之书曰：某小儿口吐诬蔑支那之言时，其父戒之曰，支那为吾师匠之国，可畏而不可侮。无论如何，支那之学术器艺之开化早于我邦，我祖先得益于支那者不少。今日之支那虽然沉睡，一旦觉醒为可畏之勍敌，决不可侮。甚矣！俄罗斯人有深谋远虑也。自童子之时，见劣于己之情状动辄生侮辱之心，此为一知半解之根源也。一知半解，小则败家，大则亡国。且只见邻国之恶处而不知其好处，妄加讥讽，此乃使我怠惰而使彼恼怒之缘由。其不智莫大焉。如俄罗斯胜于支那万万而有训戒，鲁卫之政兄弟也，我邦岂可蔑视彼乎。其不可侮之五也。
前日有日支之事，时李鸿章亦为过人，今若交战英法必迫于休兵之事，为他国所迫而休兵，其耻更甚，因以大国而屈于小国，以偿金而了事，足知其度量弘大裁决之善。且我国有数名洋人参与帷幕，不仅非自国之人，彼虽只有英国公使威妥玛之助，能将视日本为夷狄之旧套脱然而去，而以礼貌相待，此等事中自有不可测者在焉。其不可侮之六也。
今我邦之开化，为外人使之开化而非以自国之力而进步，有非用外人而为外人所用之态，以不相应之工资雇用外人，诸省中由此而轻于自责。支那如学欧美，或其见识有过之，不可不知要不以外人为奇货。今我若以得欧美之一分之心情而卑视支那，即恰如借人之美服而鄙视穿着破烂者。不为有识之士所讥笑乎？其不可侮之七也。
谚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从今以后，着眼于自国之事，而知自己之不足，汲汲自治而无暇外顾，更何况敢轻侮他国乎？中村敬宇虽然从汉学家的立场出发，将清朝视为“鞑靼之朝”，以“去鞑靼”和“灭掉满清”作为中国觉醒和发展的前提，他对中国人民、中国文化传统和自然资源是心怀敬意的，他相信如果“使支那之政府改而为善，而人民固为善种，其必然上进”。即便实行“去鞑靼”、“灭满清”，也是希望能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变革，通过“支那有志之士”来实现社会进步，而反对日本人去蹂躏中国四百余州。中村敬宇的中国认识是他所信奉的儒家“周孔之道”、亲仁善邻思想在国际关系上的体现，是一种诚实的、善意的亲善论。关于中村敬宇的中国认识，参见本书第一章“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日本中国观的几种主要类型”中的“亲善论”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