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于当时清朝的不足和病根，他也看得很清楚。首先在海防的对策上，“盖其国之濒海，不修船舰火器，实为防御之大阙典”。这已经在《海防臆测》中论及。而最关键的还是导致清朝海防不足的思想意识上的问题，他听说当时在日本的一位中国人夸口说清朝海防之严百倍于长崎，外敌之入寇不足介意，就此指出：“清之海防不知是否有过于我者，而彼之凶矜乃尔。盖妄自夸扬己邦，实支那之病根也。”同上书，第430页。鸦片战争之后，他进而感叹：“满清地大于欧罗巴全洲，富强莫与为比。但其侈然自大，不务外攘，迩者囙鸦片之禁，与英夷构怨，大为所摧破。纳金乞和才自免。此覆车之灼灼可鉴者也。”古贺侗庵：《舆地图志序》（1845年2月），见箕作省吾《坤舆图识》，美作：梦霞楼藏版，1845年。此序为幕末日本学者如何应对国际形势之名篇，录其前后文于此。曰：“吾何求乎他邦？则有求乎我，仰我治教之懿、羡我土宜之夥够，卑辞重币，乞申好通互市。允其请，则求索无已，将逞溪壑之欲。拂戾其意，则怀愤挟怨，或起衅隙之端。故方万国星罗之始，制敌御寇之方不可不素讲。非可待患萌，然后始为备也。盖必有电征外夷之执，然后可退保一国。有威慑敌人之略，然后可申固盟约。若乃守险据要，图苟自保全，乌足以制强胡耶。莫卧儿丰饶甲于万邦，恃其盛大，晏然自佚而忘武。渐为泰西所削弱，竟歼乎麻剌甸。满清地大于欧罗巴全洲，富强莫与为比。但其侈然自大，不务外攘，迩者囙鸦片之禁，与英夷构怨，大为所摧破，纳金乞和才自免，此覆车之灼灼可鉴者也。……夫今日要务，莫急于御海寇。而以此语人，则漠如充耳，亦惟不谙外国地理故耳，试就此编指点，则今日之眇如黑子著面者。昔至大之邦也，歼为墟厉者，古雄强无敌之国也。而五大洲之浩浩大都为泰西所吞噬，览阅之际，不觉发磔而胆张。洵为不言之教，使天下之士慨然兴敌忾之气、折冲之志者，必从此仅仅三卷之舆地图识始矣。”对中国“侈然自大”的批判，也是沿袭其《殷鉴论》和《海防臆测》的观点而在此求得了实证。而他也将“腐儒的通病在夜郎自大而不通外国事情”（《读书矩》）作为对其门人的告诫。他认为“人之凶德，莫大且甚于骄”，而“支那人惟其夸诩自大，故见闻日狭。见闻日狭，故夸诩自大甚滋，理势之必至也”。这样“不能采万国之所长而施之政，其治必不能跻于郅隆”（《侗庵新论》）。转引自真壁仁《徳川後期の学問と政治》，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第224、253—254页。
此外，侗庵还在《穷理说》（1843年）一文中试图从理论上寻找中国乃至东方传统思维中的偏失。关于“穷理”问题上的东西差异，如佐藤一斋说：“吾儒穷理，唯理于义而已。义在于我，穷理亦在于我。若以徇外逐物为穷理，恐致使欧罗巴人贤于吾儒。可乎？”佐藤一斋《言志录》（1813—1823年）第170条，《佐藤一斋大盐中斋》日本思想大系46，岩波书店，1980年，第230页。佐藤认为这当然不可以，因为“今洋说之近理，甚于佛氏。且其所出奇技淫巧，导人奢侈，使人不绝骎骎然入于其中。学者当亦以淫声美色待之”佐藤一斋《言志录》（1813—1823年）第169条，《佐藤一斋大盐中斋》，日本思想大系46，第230页。。正是通过对西方“穷理”的方向性批判，来达到说明西方人唯利是图和不讲信义。侗庵也有这种倾向，他在《穷理论》中说：“太西人之穷理，亦复外身心家国而务苦索事物之理，臻于突其奥，是以其人大都顽犷猾黠，牟利忌义，君子之所不韪也。”“夫太西人焦神役智，制奇器珍玩，以悦人之心目，洵可鄙。”转引自真壁仁《徳川後期の学問と政治》，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第294页。到1851年，佐藤的思想有了些变化，他说：“西洋穷理，形而下之数理。《周易》穷理，形而上之道理。道理，譬则根株也；数理，譬则枝叶也。枝叶自根株生，能得其根株，则枝叶从之。穷理者宜自易理而入也。”佐藤一斋：《言志耄录》（1851年）第234条，《佐藤一斋大盐中斋》，日本思想大系46，第284页。这里将西洋穷理提高到了“形而下之数理”的高度，而“吾儒穷理”即“《周易》穷理，形而上之道理”，仍然处于优位。虽然有高下优劣之分，但他认为二者是一体相连的，只不过“道理”与“数理”的关系是主从、派生的关系。侗庵则对“穷理”作了明确的分别，他说：“穷理者，学问至要之务也。而其中自析为二道，有仁义道德之穷理，有名物器数之穷理，二者划然不同。”二者分别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都可以发挥“济世大用”，不可偏废。“古昔圣王之穷理，重仁义道德亦未始外名物器数。”“君相机务之殷，固无暇穷究事理器数，故圣王已不过洞其大旨，必选才力克堪者任之。是以其事修举，济世大用，唐虞三代皞皞之俗，而百度整饬自无渗漏，职此故也。魏晋以降，夫人之识见日弛虚远，不屑究名物之末。宋代理学大明，而后其风滋炽，尚理道而鄙事务，主形而上而斥形而下，其君子倡率斯说，下民靡然风从，其意固在恪遵先王之遗意，而不自觉流于一偏，滋弊不尠。于是乎以至于目本邦为专张主理之邦，而历数名物甘逊太西，可慨也已。”转引自真壁仁《徳川後期の学問と政治》，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第294—295页。中国“不修船舰火器”就是甘愿输在“名物器数之穷理”上了。
要从学理、学科上将“道理”和“数理”真正区分开来，实现儒学向近代哲学的转变，在日本还要等上三十年。1874年西周刊行的《百一新论》才科学地将“当然之理”与“自然之理”，或者叫“心里”与“物理”进行了辩证地分析。
二洋学者的视线：渡边华山与高野长英
到幕末，即便是洋学者，其“皇国”意识也根深蒂固。高野长英因为“蛮社之狱”下狱后，1839年在狱中撰文这样为自己辩解：“夫皇国，自开辟以来至今，凡两千三四百年，而儒佛之学已行千六七百年。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无不尊奉此二学。传习之久，儒学为一些支那人，僧则几乎是印度人。但人只奉其学而不慕其国，未以其国而臣服于支那、印度（只有足利义满公然受明之封，为我国开辟以来之耻辱），亦未闻有一人背叛皇国而投降外国者。因而皇统连绵，至今百二十有一世，上怀至仁，下重忠节，孤立于东方沧溟之中，可永仰为帝国，实为难得之神国也。然兰学之行，未至二百年。其为学者，仅千万人中不过一二，卑蔑之者多而尊信者少。我党强为此学，以其所言有实理、为业处有利也。岂能弃此可贵之神国、慕严寒不毛之西洋而从西夷乎？”高野长英：《わすれがたみ》（1839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182页。
1839年的“蛮社之狱”既是幕府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斗争而造成的一桩政治疑案，也是当时思想界保守派与开明派之间的斗争的结果。“蛮社之狱”中所殃及的“尚齿会”的中心人物渡边华山，被保守派抓住而投狱的重要把柄就是在其住处搜出的《慎机论》手稿。其中对世界形势有一种紧迫的危机感，他对西洋、中国与日本的处境的论述，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虽然东西方对“道”的认识和见解有所不同，但是从“道”的普遍性而言，他认为“西洋诸国所为之道、我所为之道，在道理上可以说是有一而无二”。因而强调对西洋之道要有全面的认识，否则“就会如同盲人摸象，以偏概全”。对西洋，渡边华山有如下的整体认识：夫西洋各国，制度之污隆、风俗之美劣、人物之贤否，虽不能一概而论，大体其性质沉着而有忍耐力，以此治一国之法，在上者为君主、神职人员。君主传位于其子、神职人员传位给贤者，因此教学与政治分为二途。在下者所学技术也有两种。按照其天赋气质而选择道（政治道德）与艺（科学技术）中的一种来学习，因此其志向没有贵贱之别，而只是根据实际的个性而尽到社会责任。因此其技术专博，可以巩固教学、政治，似有唐山（即中国，以下同）所不及之处。以此了解天地四方之详情，布教利国，亦非唐山之所及。渡边华山：《慎机论》（1838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69页。他看到了西洋各国政教分离的特点，而且认为道与艺，作为学问，二者没有贵贱之分。重要的是学习者能够发挥自己的个性而尽到社会责任。他后来进一步指出：“西洋有果断之处，皆来自穷理。故时常有诸国政之改正，近来英国商法俄尔大为改善。所谓穷理，既要明白物理（以自然为对象），穷究事理（人类之道理）尤宜精详。如此，以学术实践而审天地四方、培育人才、扩展国郡之际，如今地球中无一地不为欧罗巴诸国所有。五大洲之内，除亚洲之外，都成为洋人之领地。”渡边华山：《再稿西洋事情书》（1839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49页。在这些方面，中国有不及西洋之处。即便如此，西洋还是被称为“夷狄”，或称为“西洋腥膻之徒”、“世代扰乱之骄徒”渡边华山：《慎机论》（1838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71—72页。等。高野长英也是如此，对西洋虽然也有时称其为“西夷”或“西戎”高野长英：《わすれがたみ》（1839年）中有诗曰：“西戎航海久窥东，众国靡然陷术中。大息忠言全不用，一朝有事策当穷。”见《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183页。，但是另一方面也不无表露出赞美之意。比如对英国，他说：其“国人敏捷，学习诸事而不怠倦，好在文学、工艺、武术上下功夫研究磨练，以富民、强国之事为先务。”而且“专注于与各方交易，航海诸国，开垦不毛之地，进行殖民活动，教导夷人，使其服从，至此，在外国所领人数为七千四百二十四万人，达到本国的四倍”。高野长英：《戊戌梦物语》（1838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162—163页。而且他对锁国政策提出批评，认为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来自西方的船只都视为海盗而进行打击，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做法。再这样做就会“失去礼义国之名声”而被西洋视为“不辨是非的强暴之国、不义之国”，如果由此而被其察知日本国内衰弱的状况，后果将不堪设想。同上书，第168页。渡边华山也说：“今天下五大洲中，美洲、非洲、澳洲已为欧洲所有。亚洲独立国家也只有我国、唐山、波斯三国。此三国中不能与西人通信者，唯有我邦。虽唯恐多事，实杞忧不堪。可论者，西人视我邦犹如路上之遗肉。饿虎渴狼岂能不顾？”同上书，第69页。
第二，在这种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与西洋观下，他是怎么看中国的呢？首先，渡边华山肯定现在中国已经被夷狄所征服而“终至亡国”，不存在有独立的中国了。他说：“五大洲之内，除亚洲之外，都成为洋人之领地。而亚洲之内，亦只有唐山、我邦、波斯三国不受洋人之秽，而唐山已为北狄（指满州族）所征服，唯我邦、波斯二国，古来独立。”渡边华山：《再稿西洋事情书》（1839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49页。而且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政教隆盛之地，皆无不为北狄所兼并。”渡边华山：《慎机论》（1838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71页。什么原因呢？他也觉得很奇怪，仅仅是由于“天下之理势，乘除相成，物极则反、盛极则衰”吗？他分析说：“地球之内，如唐土之以一国为天下，如印度之地球之外有三千世界，毕竟皆空疏无稽之识，唯炫耀上古圣人之德，不知古今变化，奇怪的是古圣降生、文物隆盛之地，无一国不成为夷狄之地。”渡边华山：《再稿西洋事情书》（1839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51页。他指出：“以三代绥服之制、秦汉御戎之论而论今者，亦如胶柱鼓琴”，当然是无济于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