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康僧会译介的“戒度”，着重于对社会整体的劝导，没有太多的细节规定。事实上，作为“六度”之一的戒规，相比于部派所传佛陀亲制的戒律，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亦通称“大乘戒”或“菩萨戒”。
释迦在世，释迦所说的义理就是“法”，释迦对僧尼生活的规范就是“律”，“法”与“律”悉归于释迦一身所出。释迦逝世，“法”、“律”失去依持，于是“法”被人格化，有了“法身”之说，可容多种诠释和多头发挥；而“律”关系教徒的切身生活和日常活动，如果不能一致，就很难继续和睦共处、行为一致。早期佛教之所以结集以至于最后分裂再分裂，主要是由戒律问题引发的。南北朝时僧祐等传，律分五部，唐义净说律分四部，实际上仅译传于中国的律，就不少于五部。但这些都属于部派的律。
大乘的情况如何呢？中国两位知名度最高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和玄奘，都有关于结集大乘法藏的记载。罗什编译的《大智度论》卷一谓，有人传，佛灭后迦叶在耆阇崛聚众结集“三藏”的同时，“文殊师利、弥勒诸大菩萨亦将阿难集是摩诃衍”。此“三藏是声闻法，摩诃衍是大乘法”。三藏的数量虽多而有限，摩诃衍则无量无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卷九记，迦叶召集九百九十九人结集“上座部”三藏；阿难则召集“凡圣咸会”，有“数百千比丘”参加的“大众部”结集，形成“五藏”，除经、律、论外，还别有“杂集藏”、“禁咒藏”，这后二藏显然属于大乘。此外，像苻秦竺佛念译《菩萨处胎经》（略称《处胎经》）的最后一品《出经品》记，迦叶令阿难一字一句如实诵出佛在世时所说法，曰“菩萨藏者亦集著一处，声闻藏者集著一处，戒律藏者亦集著一处”，共集著八藏，所谓“胎化藏、中阴藏、摩诃衍方等藏、戒律藏、十住菩萨藏、杂藏、金刚藏、佛藏”，直接以“摩诃衍”、“菩萨藏”等称之，更属大乘无疑。
佛教研究者对于此类传说，大都视为大乘思潮兴起后，为了证明大乘非是“非佛说”，并为自己随意创造佛典的方便而制造的一种历史故事，所以在学术领域把它当真的不多，但在这里至少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大乘究竟有没有自己独立的戒律，或者就是与声闻等通用一类戒律？不论罗什还是玄奘，都没有注明结集中是否含有大乘戒律，《处胎经》则将戒律藏同大小乘藏并列为三大处，也不那么明确。因此，要从现有的资料记载中找到大乘公认的律藏，相当困难，何况大乘自身就有许多派别，成分十分复杂。
然而这不是说，大乘没有戒律，问题是它大都分散见于有关的经籍中，缺乏一个完整的戒律系统；也有若干独立单行的戒律典籍，但不一定得到普遍的公认。尤其是中国的某些律学家，或许对它们还有所反感，为适应中国佛教的需要，不得不自己制订一些。有的公开宣布是自己的独创，像东晋道安“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高僧传》卷五），唐怀海所制《禅门规式》和元代的《百丈清规》等，其约束僧众的行为与戒律的功能相同，而与部派佛教的戒律则明显不同；有的则假托翻译，因而多被视为“疑伪”，例如《梵网经》、《菩萨璎珞本业经》等，更与部派律典不相干，实际上却备受推崇，十分流行。中国佛教是以大乘自居的，小乘有三藏，显得典籍很完善，大乘也不能例外，所以自隋代开始，历代经录家都要在大乘经论之外搞出一个大乘律藏目录来，或名“大乘毗尼藏”，或称“大乘律”，至《开元释教录》（略称《开元录》）已收入二十六部五十四卷。但就其内容看，总不出从外来译经中摘出的若干戒文和伪造独制经戒这两个系统。
从外来译经中摘除戒文形成的典籍，主要是《菩萨戒本》（略称《戒本》）。它只有一卷，文字不多，是从《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中摘录出来的。首先有北凉昙无谶的翻译，唐玄奘又重译单行。另有南朝宋求那跋摩译《菩萨善戒经》（略称《戒经》）一卷，与《戒本》略有不同。早在玄奘《瑜伽师地论》全文译出之前，其中的《菩萨地》已被翻译单独流通，也有两译：一是昙无谶的《菩萨地持经》（略称《地持经》）八卷，一是求那跋摩的《菩萨善戒经》九卷。上述《戒本》和《戒经》都是分别从《瑜伽师地论》中抽出来的。由此可见，大乘本来没有独立的律藏。我们在鸠摩罗什译介的般若中观派的经论中，就没有发现律典的踪迹，只有到了瑜伽行派才有了自己的戒法，但也不是离开它的整体教义独自单行。中国佛教即以《地持经》作为大乘的戒经和戒本，固然与它的内容适合中国以“大乘”自命的潮流有关，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此外，尚有失译的《优婆塞五戒威仪经》二卷，亦有《菩萨戒本》的内容，与北凉译本大同。
按《地持经》等说，“一切菩萨戒”可分为在家和出家两种；依其内容则有三类，所谓“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地持经》卷五，下同），总名“三聚净戒”。“律仪戒”亦称“摄律仪戒”，“谓七众所受戒：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正学女），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在家出家，随其所应”。就是说，为此七众各自所制所授的种种戒法，菩萨戒一概给以承认，并兼容在菩萨戒中，因此，它们的戒条基本上没有超出小乘范围。
所谓“摄善法戒”，范围异常宽泛，而且只能为“菩萨所受”。它以“上修大菩提”为大愿，以“回向无上菩提”为总目标，并即以此“大愿”和“回向”调顺和规范自己的一切“身口意业”，指导自己的一切思想言行，因而不是用某些具体戒条可以穷尽说清，也是不受任何戒条去约束自己的菩萨行的。严格些说，它确立的是一种行为原则、一种指导思想，一切善恶是非，都要依这里所制订的思想原则进行判决。因此，从字面上看，“摄善法戒”就是思想要善，所有善事都要去做，是故又名“长养善法戒”，事实上它以“大乘”的善恶为善恶，以“大乘”的是非为是非，所以它特别说明这是“菩萨所受戒”，而非谨小慎微，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一些清规戒律的条文中。
大乘菩萨行的核心是利益众生，所谓“摄众生戒”就在于把利益众生这一宗旨用戒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加以强化。这一戒文列有十一条，着重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饶益众生、救济众生，尤其要求对贫困者和病痛者给以财物和医药上的具体帮助，对于因失意或丧亲而忧恼者，给以开解和安慰，如此等等；另一方面，是要求处理好与众生的关系，例如随顺众生，语言和软，见有人做好事，自己也去参与，对有实德者要称扬，对有过恶者要慈心呵责，或用天堂地狱、因果报应引导人们去恶向善，诸如此类。
此“摄众生戒”，有人把它释为“四摄法”；所谓“摄善法戒”，有人把它释为“六度”。总之都不像戒条，也不像法规，最多可以说是一种道德规范、一种指导思想或行为准则。但这不是说，什么具体的戒条也没有。《地持经》等称之为“菩萨律仪戒”的规定，就比较具体；它们反映在《菩萨戒本》规定的“四波罗夷”以及相应的“轻戒”中，尤以“波罗夷”最见精神。
“波罗夷”，意译“极恶”、“断头”、“弃”，新译“他胜”等，指罪大恶极、罪不容赦，死后会下地狱，必须摈出僧团的过恶，亦称“重罪”或“性罪”。小乘律，诸如《四分律》等规定，比丘有“四波罗夷”，比丘尼增加一倍，有“八波罗夷”。为比丘尼所增四波罗夷全属性别歧视，这里不论。最重要的是通行于僧尼的那四波罗夷，它们依次是“淫”、“杀”、“盗”、“妄语”。此四波罗夷中，以“淫”为首，严禁僧尼一切性行为和性意念，最充分地体现了早期佛教的禁欲主义倾向，以及将“生”作为病、老、死诸苦之因的基本教义。通行于在家居士的“五戒”，也包括这四波罗夷，尽管名字相似，含义大异，例如把戒“杀”提到第一位，表示爱护生命才是头等大事，而对“淫”的解释，则在禁止“非道”或非婚配上。于是原始佛教的戒学开始蜕变，到了《菩萨戒本》，可以说面目全非。
按昙无谶译《菩萨戒本》卷一，四波罗夷是：
（1） “为贪利故，自叹己德，毁訾他人”；
（2） “自有财物，性悭惜故”，不起悲心，布施于人，或吝于为他人说法；
（3） “瞋恚出粗恶言”，或手打杖击等“瞋恨增上”，或“犯者求悔，不受其忏，结恨不舍”；
（4） “谤菩萨藏，说相似法”，或自信解，或从他受。
这四波罗夷中，给人最深的印象有二：其一是取消了“淫”、“杀”、“盗”、“妄语”等见诸客观行为的戒条，而把“贪”、“吝”、“瞋”等主观品性提高到律的水平，就是说，重点不是去禁止菩萨的行为，而是去禁止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意识。从条文看，列入了思想情感罪，似乎比小乘律还要严厉；但也可能成为纵容和支持奸淫盗杀等犯罪活动的辩护词、保护伞。中国传统律学中有一派，侧重行为的动机而不甚看重行为的结果，所谓“无心作恶虽恶不罚，有心为善虽善不偿”，企望对表现为善恶的现象作更深层的分析，但若走向绝对，所制律条就都变成了空话。其二是，在思想动机中，主要看对“大乘法”的态度；唯一不提动机的，是“谤菩萨法，说相似法”，只要有这样的言论，就得波罗夷。
据此可以说，这四波罗夷的实质，在保护和促使大乘无限制的扩展：一切为了大乘，而且只能为了大乘；大乘利益高于一切，不容任何反对或质疑；在大乘的名义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都可以是“善”，所以具有极强烈的宗派性和排他性。这一点从昙无谶全译的《大般涅槃经》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些。此经的《如来性品》之三提出了大乘戒的一个基本原则：于此大乘，心不懈慢，是为本戒。只要忠于大乘，勤于大乘，就是从根本上守戒，其他所有行为都是枝末，无需挂齿。因此，它轻蔑一切戒律，甚至把“破戒”也容纳到遵守它的“本戒”内。《大般涅槃经·圣行品》有这样一段话：有菩萨未住不动地，有因缘可得破戒……若有菩萨知以破戒因缘则能令人受持爱乐大乘经典，又能令其读诵通利，书写经卷，广为他说，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如是故，可得破戒。照此行去，破戒的等于不受其他任何限制。这里略举《大般涅槃经》的其他一些说法。《金刚身品》言：若诸菩萨为化众生，常入聚落，不择时节；或至寡妇、淫女舍宅，与同住止，经历多年。就是说，为了向众生推行菩萨教，即使犯淫，犯最下流最不道德的“淫”，也不算犯戒。《如来性品》之三曰：如来观知所有弟子：有诸檀越供给所须，令无所乏，如是之人，佛则不听受畜奴婢、金银财宝、贩卖市易不净等物；若诸弟子无有檀越供给所须，时世饥馑，饮食难得，为欲建立护持正法，我听弟子受畜奴婢、金银、车乘、田宅、谷米，卖易所须。就是说，以建立和维护大乘“正法”的名义，可以用各种手段聚敛财富。《金刚身品》还规定：护持正法者，不受五戒，不修威仪；应持刀剑弓箭槊，守护持戒清净比丘尼。就是说，为了“护持正法”，可以“不受五戒”，做任何与僧尼言行（威仪）相乖的事情，甚至可以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尽管借口是保护比丘尼。
为守护比丘尼而武装起来，总算是一条理由，下边《圣行品》之二的规定，性质就不同了：心重大乘，闻婆罗门诽谤方等，闻已，即时断其命根……以是因缘，从是以来，不堕地狱。“方等”是大乘经的异名；“婆罗门”也可能是特指，也可能是泛指一切“外道”。把“诽谤”大乘经典定为一条罪状，而且可以立即杀掉，这在中国历来以诽谤定罪，并即以诽谤罪施刑中，也是奇少的。这说明大乘佛教在兴起过程，也曾经动用过一手拿“大乘经”对外传教，一手持刀剑诛杀异教徒的暴力手段。佛教史料传说，大乘的著名开创者和活动家龙树、提婆，都是非正常死亡的，他们可能都曾处在宗教敌对和宗教仇杀的漩涡中，而且最大的可能是当时大乘佛教同婆罗门教间的斗争。当然，与上座部斗争也不是不可能。大乘诸派，尤其是所谓“方广道人”被上座部从斯里兰卡驱逐或消灭的这段历史，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知其详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