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大门口平放着一扇废弃的石磨，夏日黄昏，曾祖母常常坐在上面。我从远远的街角一露面，她就扯着嗓门喊我：“汉子，汉子，快过来！”我们家乡女人把丈夫才叫“汉子”，曾祖母“汉子、汉子”地叫我，引得过路的人狂笑不止。这个细节一直没有忘记。我跑到她身边，她牵着我的手走进大门。一进大门，有一间堆放麦秸的没门没窗的房子，麦秸经过碌碡压过以后很柔软，我们叫“麦精”。当年的麦秸有股浓馥的太阳味儿，我自小觉得凡太阳晒过的东西都有一股暖暖的甜味儿。在收割季节的庄稼叶子上能闻到，地里的土坷垃上能闻到，熟透的“灯笼红”香瓜散发出来的太阳味最浓。
曾祖母叮咛我：“你看着，不要让人来。”我心里全明白，假装着懵懵懂懂，隔着麦秸，我早闻到了诱人的灯笼红的香味。曾祖母跪在麦秸上，双手往里掏，掏得很深，半个身子几乎埋进麦秸里，麦秸里沉聚着芬芳的太阳味儿被扬了起来，刺得鼻孔直痒痒。她终于掏出三五个“灯笼红”，逐个闻一闻，挑出其中最熟的一个递给我，把剩下那几个又深深地寄（家乡话中的“寄”是藏匿的意思）在麦秸里面。甜瓜寄在麦秸里两三天，能把半熟的瓜酿得全熟，浓浓的香味溢出了瓜皮。香味正如同灯放射出的光芒，只不过不像灯光能看得见。其实跟看得见也差不多，一闻到香味就等于看见红烁烁的瓜瓤了。我们回到大门口磨盘上坐着，曾祖母眼瞅着我一口口地把瓜吃完。
我连曾祖母的姓和名字都不知道。她留给我的只有上面说的一些梦一般的事迹，隐约地记得她个子很矮小，穿的祆肥而长，宽大的袖口卷起半尺来高，里面总寄放些小东西，她会从里面给我掏出几个醉枣或麦芽糖。对曾祖母的手我还有记忆。她总用干涩的手抚摸我的面孔，晚上当我钻进被窝，她的手伸进被窝久久地、缓慢地抚摸着我，从胸口直抚摸到脚心，口里念念有辞：“长啊，长啊！”我现在仍能隐隐感觉到她的手微微颤动着，在我的生命的里里外外……别的，关于她，我什么也记不得了。她早已隐没进了无法忆念的，像大地一般深厚的历史的内腔之中了。
听说曾祖母年轻时性子很刚烈，说一不二，村里有个姓王的武举人（是全县有名的摔跤场评判），都怕她三分。到了晚年，她却异常的温厚，像收完了庄稼的一块田地，安静地等着大雪深深地封盖住它。她从人世间隐没了，回归到了生养她的浑然无觉的大自然。大自然因他们（无以数计）生命的灵秀和甜美而更加富有生育的能力。
祖母的呼唤
在一篇文章里，我说过“鼻子有记忆”的话，现在仍确信无疑。我还认为耳朵也能记忆，具体说，耳朵深深的洞穴里，天然地贮存着许多经久不灭的声音。这些声音，似乎不是心灵的忆念，更不是什么幻听，它是直接从耳朵秘密的深处飘响出来的，就像幽各的峰峦缝隙处渗出的一丝一滴叮当作响的水，这水珠或水线永不枯竭，常常就是一条河的源头。耳朵幽深的洞穴是童年牧歌的一个源头。
我十四岁离开家乡以后，有几年十分想家，常在睡梦中被故乡的声音唤醒，有母亲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有祖母深夜在炕头因胃痛发出的压抑的呻吟。几十年之后，在生命承受着不断的寂闷与苦难时，常常能听见祖母殷切的呼唤。她的呼唤似乎可以穿透几千里的风尘与云雾，越过时间的沟壑与迷障：“成汉，快快回家，狼下山了！”
童年时，每当黄昏，特别是冬天，天昏黑得很突然，随着田野上冷峭的风，从我们村里许多家的门口，响起呼唤儿孙回家吃饭的声音。男人的声音极少，总是母亲和祖母的声音。喊我回家的是我的祖母。祖母身体病弱，在许多呼唤声中，她的声音最细最弱，但不论在河边，在树林里，还是在村里哪个角落，我一下子就能在几十个声调不同的呼唤声中分辨出来。她的声音发颤，发抖，但并不抄哑，听起来很清晰。
有时候，我在很远很远的田野上和一群孩子们逮田鼠，追兔子，用锹挖甜根苗，祖母喊出第一声，只凭感觉，我就能听见，立刻回一声：“奶奶，我听见了。”挖甜根苗，有的挖到一来深，挖完后还要填起来，否则大人要追查，因为甜根苗多半长在地边上。时间耽误一会，祖母又喊了起来：“狼下山了，狼过河了，成汉，快回来！”偶而有几次，听到母亲急促而忿怒的呼吼：“你再不回来，不准进门！”祖母的声音拉得很长，充满韧性，就像她擀的杂面条那么细那么有弹力。有时全村的呼唤声都停息了，只有耍野成性的我还没回去，祖母焦急地一声接一声喊我，声音格外高，像扩大了几十倍，小河、树林、小草都帮着她喊。
大人们喊孩子们回家，不是没有道理。我们那一带，狼叼走孩子的事不只发生过一次。前几年，从家乡来的妹妹告诉我，我离家后我们家大门口，大白天，狼就叼走一个两三岁的孩子。狼叼孩子非常狡猾，它从隐密的远处一颠一颠不出一点声息地跑来，据说它有一只前爪总是贴着肚皮不让沾地，以保存这个趾爪的锐利，所以人们叫它瘸腿狼。狼奔跑时背部就像波浪似的一起一伏，远远望去，异常恐怖。它悄悄在你背后停下来，你几乎没有感觉。它像人一般站立起来，用一只前爪轻轻拍拍你的后背，你以为是熟人跟你打招呼，一回头，狼就用保存得很好的那个趾爪深深刺入你的喉部。因此，祖母常常警戒我：在野地走路，有谁拍你的背，千万不能回头。
祖母最后的呼唤声，带着担忧和焦急，我听得出来，她是一边吁喘，一边使尽力气在呼唤我啊！她的脚缠得很小，个子又瘦又高，总在一米七以上，走路时颤颤巍巍的，她只有托着我家的大门框才能站稳。久而久之，我家大门的一边门框，由于她几乎天天呼唤我回家，手托着的那个部位变得光滑而发暗。祖母如果不用手托着门框，不仅站不稳，呼唤声也无法持久。天寒地冻，为了不至于冻坏，祖母奇小的双脚不时在原地蹬踏，她站立的那地方渐渐形成两块凹处，像牛皮鼓面的中央因不断敲击而出现的斑驳痕迹。
我风风火火地一到大门口，祖母的手便离开门框扶着我的肩头。她从不骂人，至多说一句：“你也不知道肚子饿。”
半个世纪来，或许是命运对我的赐予，我仍在风风雨雨的旷野上奔跑着，求索着；写诗，依我的体验，跟童年时入迷地逮田鼠、兔子，挖掘甜根苗的心态异常地相似。
祖母离开人世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了，但她那立在家门口焦急而担忧地呼唤我的声音，仍然一声接一声地在远方飘荡着：
“成汉，快回家来，狼下山了……”
我仿佛听见了狼的凄厉的叫声。
由于童年时心灵上感触到的对狼的那种恐怖，在人生道路上跋涉时我从不回头，生怕有一个趾爪轻轻地拍我的后背。
“旷野上走路，千万不能回头！”祖母对我的这句叮咛，像警钟在我的心灵上响着。
祖母的忧伤
祖母心灵里有忧伤，埋得很深很深，我不知道她究竟因为什么，只感觉到她心上一定有很沉很沉的东西压着。那沉重，从她走路的沉缓姿态，凝滞的眼神，甚至喘吁吁的呼吸，都能觉察出来。祖母从清早忙到深夜，很少说话，听不到她的笑声，也听不到她一声叹息。她跟左邻右舍奶奶辈的人都不一样。人家的生活仿佛有四个季节，她只有冬天一个季节，她的心上总结着一层厚厚的冰。
祖母偶尔也能笑出一点声音，大都是我逗引出来的。每天早晨，炕上并排睡着的四个孩子，由我带头，学狗叫，学公鸡打鸣，学“九岁红”唱的《走雪山》，在炕上扭扭捏捏地学。水上飘上演《樊梨花》飞快的台步。只有这时，祖母才快活一阵子，笑得眼泪花花。流泪和叹气都能使她的心舒畅点。我学得最像的是小栽根儿卖黄酒的吆喝声，有时我在小巷里学小栽根儿，人家以为是真的小栽根儿挑着黄酒担子来了。年纪怕已到五十的小栽根儿，声音却很清脆洪亮，用童音学他，一学就像。我们那里有句谚语：“人小声洪，一辈子受穷”，小，不是指年龄，说的是个头，这谚语就是编的小栽根儿。祖母说小栽根儿家境牺惶，娶不起媳妇，栽不了根（生儿育女），他只为别人准备喜酒。
等到我从崔家庄小学转到实验小学上三年级时，天天得进城。才晓得城里商贩的叫卖声真多，方方的城似乎是个鸡笼子。最好听的是那个卖热包子、压面的吆喝声，说叫唱也可。这卖热包子、压面的人，个子高得出奇，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很远很远就看到他晃晃悠悠地在走，就像谷子地里冒出一棵出穗的高粱。他头上垫着一块湿白布，顶着个木盘，木盘里一半包子，一半压面，他并不用手护着木盘，木盘仿佛焊在头顶上。
没有多久，我就学会了这卖热包子压面的吆喝声，但我觉得学不像，他的声音宽阔，像站在城门洞里呼喊一般，让人想到晋剧北路梆子须生的唱腔，不是小栽根儿那种男扮女装唱秧歌的投盐的味道。
有一天，我在家里可着嗓门儿得意地学城里那个卖热包子压面的叫卖声。我一边学，一边问祖母：“学得像不像？”祖母一声不响，不耐烦地说了一句：“我不愿听。”
母亲听到我学的声音，对我说：“千万不要学这个卖热包子压面的吆喝声。”我莫名其妙，问；“为什么不能学？”母亲瞪我一眼说，“你不要问。”自此以后，我就不学了。我母亲的脾气很暴，我要再学，她说不定会扇我一巴掌。我从母亲的眼神中看出了这个信息，不会错的。但是我心里憋得慌，总想学。我只有在上学的路上学着吆喝，过城门洞时，总要多喊叫几声，嗡嗡的回声好听。奇怪的是，这位卖热包子压面的只在城里转悠，有时也到上西关，可从来不到我们下西关来叫卖。
我上学下学，天天听到卖热包子压面的吆喝声。我跟这个叫卖的人常常面对面地碰到。他当然不会认识我。但敏感的我觉得祖母对他叫卖声的冷淡和母亲对我的警告，这中间似乎有着什么我不晓得的内情。我走过他的身旁，个子只能到他的腰部，传说他顶着沉重的木盘转悠累了，不是把木盘放在地上，而是搁在就近的平房顶上。可见他的个子之高了。有人问他：“为什搁到房上？”他说：“放在地上，狗会扑过来吃肉包子。”他说的是实话。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总归是一年半载之后，在西城根一条人少的小巷里，我碰到了他。他忽然走过来摸摸我的头，问：“你这小后生姓甚？”我说：“姓史。”他笑笑，从头顶上抓了个包子给我，我从他亲切的声音和温和的态度感到不能不要·我自小善解人意，家里人都这么说。因联系到祖母和母亲上面说的那一番话，我心里琢磨，这个给我包子的人，十有八九和我祖母有些沾亲带故的什么关系。后来每次见到他，他总是对我很亲近，但我远远地望见他，拔腿便跑，生怕他再给我包子。他冲我喊：“包子不咬人，你怕什么呢？”后来我还是吃过几次他给的包子，主要是我的嘴馋。冬天，他头顶上的包子，冒出袅袅的白色的热气，远远地就闻到了香味。我相信。包子为什么要顶在头上，是因为人的头顶有三尺火，如若端在手里，包子早冷了。
那位卖包子的送我包子的事终于传到我祖母的耳朵里。不是谁故意传的。街道上的人都亲眼目睹，很难说是谁说的。一天夜里，我半夜醒了，一向失眠的祖母对我说：“以后别人给你吃的，都不能要。”她说的很含糊，但我知道地指的是谁。我憋不住，对她解释，“不是我馋，我不晓得他为什么给我包子吃，他对我特别的好。”祖母没有进一步追问我，但黑沉沉的夜色里，我看到她眼里一闪一闪地噙着泪花，我听见祖母坐在炕头上深深地叹了几口气。她常常头歪在胸口，在热炕头上坐一整夜。
不久，母亲告诉我，“那卖包子的大个子是你奶奶的弟弟，也就是你的老舅舅。”我问：“他为什么不来我家看看祖母呢？”
母亲说：“你祖母跟她娘家绝交了。”为什么绝交母亲没有对我说明，我不好追问。
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妹妹从家乡来北京看我，才把祖母跟娘家绝交的事，以及祖母为什么总那么忧伤对我说明白。
大约是我曾祖父和祖父相继谢世的前几年，我家还趁大车和骡子。祖母娘家的兄弟正做什么大生意，通过我祖母，我家给刘家（祖母娘家姓刘）投资不少。听说曾祖父从蒙古的经棚带回不少的元宝，新盖了三问东房。投资总是想发点财。祖母为人一向可靠，不会有闪失。谁料几年以后，生意亏了大本，不但没有分红进项，连投入的老本都蚀完了。祖母为这事承受极大的羞辱。说一千道一万，总是因她的关系才惹出这次灾祸。她恨自己的兄弟诓了她。听说我祖父的埋葬费都是借的高利贷，到期钱没法还上，把十来亩水浇地抵押给城里的大财主戴玉堂。从此以后，我们家的生活境况就越来越困难。祖母心灵上的负担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没有我们这几个第三代需要她养育，她说不定早已弃绝人世。祖母三十几岁守寡，中年又失去幼子：就是我的叔父。我见过她到村北头的苦水井边哭过几回，母亲让我陪她去，她总对我说：“不用担心，我不会寻死。”真的，她哭过之后，很平静，回家照常做饭，不慷有些女人，哭一回，几天不吃饭，不下炕。
妹妹告诉我，自从1937年秋，父亲带着我逃难离家后，经过亲友的劝解，祖母娘家人向祖母和我们家认了错，祖母才跟她的亲兄弟们和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