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天，我在天津市长春道住过一段时间。房东刘伯伯，七十六岁，是一位老报人，在《泰晤士报》《益世报》《民国日报》等六家报纸做过排字和校对。一个月前，刘伯伯患心肌梗塞住院，我搬来时，他刚出院，在家养病。午休后，天气还很热，我在树下看书，刘伯伯在躺椅上乘凉，让我念书给他听。我念道：“冠冕为此者，则有何胤、刘……等，兼通文史，不徒讲说也。”
“停，你念错了一个字，刘的‘ ’，念‘桓’，不念‘献’。我学徒时排过这段文字，当时，我也念错了这个字，师傅纠正了我。”
“刘伯伯，您的记性真好。”
“我十五岁进排字房，二十岁，报馆里的排字工我属第一，误差低于万分之一。后来当了校对，干了三十多年。我这一生，除了排字、校对，就是买书，摆弄了一辈子文字。”
“您也爱买书？”一说到书，刘伯伯便兴致勃勃，侃侃而谈。伯母见状，把我叫到一旁，小声叮嘱我“： 千万不要和老头子说书，他的病还没好呢。”
刘伯伯常和我去逛书店。离长春道不远有两家旧书店，一家在劝业场二楼，一家在和平路。刘伯伯逛书店，从不买书，他说：“我是快死的人了，六十岁以前我把这一辈子该买的书都买完了。”看着我一捆一堆的买书，他问我：“如果有一天一把火把你家的书烧光，你会怎样？”我说：“不知道，也许我会发疯吧。”他笑道：“你不会疯的，读书人没有禁不起的事。”
我每次休假来津，刘伯伯都给我讲书和淘书的故事，我记着伯母的话，总把话题岔开。走时，刘伯伯送我到街口：“你下次来，我还跟你逛书店。”半个月后我再来时，刘伯伯已过两七了。
伯母说：“你走的那天晚上，他心脏病发作去世了，他再也不会为毁了那些书掉泪了。老头子一生别无他好，挣的钱除了养家都买了书。他以前是国民党员，六八年夏天‘清理阶级队伍’时他被揪斗，他胆小怕事，深怕家里的藏书和照片给家里招惹更大的麻烦，又不敢在院里烧书，怕冒烟，被邻居揭发。白天挨斗，晚上关上屋门，把家里的书、照片和他收藏的清末民国时期的旧报纸、画刊一本一本撕碎，沤在脸盆、水桶里，泡成纸浆，用纸浆和煤，摊成煤饼，他心爱的书就这样毁掉了。后来，他还是被关进‘牛棚’八个多月。从此，一提起他的书，他就伤心地哭，他说，我那些书没了，儿孙们少知道多少事呀。我和孩子们知道他有这心病，谁都不在他跟前说书。退休后，他成天出去逛书店，把书店里的书当成自家的一样。临终前，他对我说：‘我先烧了书，你们又烧了我，书和我都成了灰，该给孩子留下的书，都随我去了。’”
伯母让我帮她收拾阁楼，我翻出两函线装书，一函是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礼记》(八册)，一函民国二年中华图书馆印行的彩图本《共和最新普通分类尺牍大全》(八册，定价洋一元)，伯母说：“给你留个纪念吧，就算老头子送你的。”
(原载于2004年7月1日《南方周末》阅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