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学者在音乐学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
许勇三
美国的音乐艺术，在大约一百多年的短期间内取得了广泛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资料和本文的篇幅所限，不可能在这里对所有的问题作全面的探讨，只把那些给我印象较深、启发较大的几点谈出来，供同行们参考。
1.有史以来一部最优秀的《贝多芬传》是一位出生在美国名叫塞耶（Thayer， Alexander Wheelock 1817—1897）的学者所撰写的。
塞耶，184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即在校图书馆任职。工作期间，他发现在当时被认为最具有权威性的贝多芬传记中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严谨的科学态度使塞耶产生了要为贝多芬写一部真实传记的想法。为了这个宏伟的目标，塞耶先后两次到欧洲，用尽毕生的精力，并且最后逝世在音乐家的摇篮奥地利。
1849年，塞耶第一次到欧洲，拜访了贝多芬生前的好友，向他们详细地了解贝多芬的一些情况，认真地整理了贝多芬的讲话手稿；在欧洲的图书馆里，他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些工作，使他得到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为他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58年，塞耶第二次到了欧洲。他用第一次收集到的丰富而又真实的第一手材料，艰苦而认真地开始了《贝多芬传》的撰写工作。遗憾的是他还没有亲自完成这部巨著的写作工作，就离开了人世。后来，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学者根据他的材料和手稿完成了这部多卷本的传记。
塞耶的《贝多芬传》是尊重客观事实的，它详细地叙述了贝多芬的一生，为后人撰写音乐家传树立了楷模。塞耶在1865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表明他写《贝多芬传》的原则和信念，他这样说：“我不为任何理论而奋斗，也不庇护任何陈见。寻找真理乃是我唯一的信念。”
2.过去，德国一直被认为是音乐学的发源地，是音乐学研究的中心。那个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不精通德语及法语，就无法进行音乐学的研究。直到本世纪初，这种形势才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当然，引起这种形势巨变的原因是很多的，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的德国音乐学家不满纳粹德国的反动统治，为了逃避其残酷的迫害而纷纷移居美国，并开始用英文进行音乐学研究的写作。此后，不但英文开始成为进行音乐学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对美国的音乐学研究起了极大的促进和发展，音乐学者阿佩尔（Apel，Willi 1893—）就是其中的一位。
阿佩尔编写的《复调音乐记谱》（1942年出版）将公元10世纪到17世纪这个时期的古谱加以订正，改写成现代曲谱。他用自己极端艰巨和复杂的劳动，为其它音乐学者对中世纪音乐的探讨和研究准备了极为重要的工具。而且，他通过这本书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和见解—历史上各个时期的音乐文献的地位都是相等的，并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因为当时音乐界有一部分人认为从巴赫开始，以及稍后的维也纳古典乐派、浪漫派时期的作品才算是真正的音乐，而中世纪的作品则不算是真正的音乐。阿佩尔认为不能用古典音乐或浪漫派的水平去衡量古代音乐的水平，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都反映了当时的艺术特点，研究音乐文献不要只重视那些熟悉的作品而忽视其它。
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是和哈佛大学的戴维森（Davison， Arc-hibald 1883—1961）合编的《历史谱例集》（1946年第一集，1950年第二集）。当然，在这以前，德国学者谢林（Schering， Arnold 1877—1941）曾用德文编写了附有300条谱例的《历史谱例集》。而阿佩尔和戴维森从古代到18世纪的众多乐曲中细心挑选出的精彩的乐曲，并用英文编著的这本《历史谱例集》就成为音乐工作者必不可少的一部参考书了。
他的第三部重要著作则是大家熟悉的《哈佛音乐字典》。这部字典除音乐家外，包罗了一切音乐术语和其他与音乐有关的条目。其专业水平和学术水平都是极高的。
阿佩尔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和教师，他的成就不但改变了音乐学以德国为中心的局面，而且对改变和提高美国高等音乐教育水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3.德国音乐学的种子撒在了美国这块土地上，不久就扎下了根、开出了花，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一批美国自己培养的杰出的音乐学家相继出现。音乐学学者格劳特（Grout， Donald 1902—）就是众多音乐学学者中的一位。《歌剧短史》和《西洋音乐史》是他最重要的两部著作。
格劳特生于1902年，1923年在锡拉丘兹大学获学士学位，1932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1939年获博士学位，从1945年开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授职务，曾担任过美国音乐学学会的主席。
可以这样说，《西洋音乐史》是格劳特心血的结晶。这部书于1960年问世之后，于1973年修订再版，1980年又出了第三版。
格劳特在第一版的序言中说：“在以前这部书会简称为《音乐史》。但在今天，我们看问题的观点就不同了，在这本书的名字前要加上‘西洋’这两个字。这标志着我们对音乐史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那就是说，西洋音乐和美国音乐不过是世界音乐文化中的一个分枝而已。”
格劳特在写这部《西洋音乐史》时有这样的新的认识，我认为是可贵的，而且也是这部书的重要意义之所在。过去的音乐史学家写音乐史时，仿佛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西方的音乐才是正统的音乐，只有西方的音乐才有音乐史一样。到后来，音乐史学家们的观点才有了转变。
对于治学，格劳特的态度是严谨的，他看到在音乐学术领域里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他觉得不但应将这些新的成果增补到书内，而且应该用这些新的成果，纠正自己书中一些不正确的观点。《西洋音乐史》出第三版时，不但增补了新的成果，运用了新的观点，而且和耶鲁大学帕里斯卡（Palisca， Claude Victor 1921—）教授合作另出了一部与音乐史相配合的音乐谱例集，使这部书更加完善。格劳特始终认为，音乐史的文字必须和音乐的实际音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否则就是空谈理论。格劳特在音乐学方面的研究及成就，使他在国际上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通过上述种种事实进一步增强了我的信念，音乐强调的是要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要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来考虑音乐问题，不断以各种学术新成果来认识音乐问题，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二、美国在音乐教育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1.在大学里设音乐系或音乐学院的教育体系及其优越性
在大学里设音乐系或音乐学院，这在美国是普遍的，似乎是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对于人材的培养，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
本来，在大学里设音乐系或音乐学院的教育体系并不是美国的创造，而是起源于欧洲，德国和英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很早以前就这样做了。但是美国在当今世界上已将这种教育体系搞得很出色，且规模宏大、设备齐全、人材济济。最高学府中著名的音乐学院之一—密西根大学的音乐学院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1964年，这个学院建成了一幢装有隔音和空调设备的音乐院主楼。这个主楼里有两个排练厅，45个演奏厅与教学室，135间备有钢琴的琴房和10间管风琴练琴室。此外，还有铜管乐队大楼，有反映了世界各国艺术风貌、多达1，800多种的古乐器陈列室，有钟琴大楼（carillon）；有舞蹈大楼；有可容纳4，500名观众、装有大型管风琴的礼堂；有被认为是西方世界中最突出成就之一的电子音乐艺术作业室；有藏书谱极为丰富的图书馆（有一部分是比利时收藏家施特费尔德博士〔Dr.Stellfeld〕珍藏的书谱）等等。可见其规模之宏大。这里，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提及的，就是上述种种建筑设备的经费，很多都是私人的捐款。我认为，这说明了社会、人民对音乐教育的支持。这也正是美国的音乐事业能迅速发展并取得极大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座学院除了上述的种种优越设备和条件外，还有大约20个左右的音乐团体组织。在这些团体中，有一些组织是由非音乐专业的学生所组成的，它的目的就是能使一般的音乐爱好者也能有大量从事音乐实践的机会。有一个组织是专为演奏巴洛克时期音乐的，名为“巴洛克三重奏乐队”；有一些是专门演出当代音乐的音乐团体；此外，还有两个专门演奏与研究东方音乐的团体。当然，密西根大学的交响乐队的阵容和水平就更为可观了。1977年，当年费城交响乐队的名指挥奥曼迪就曾指挥这个乐队进行了成功的演出。奥曼迪写信给音乐学院的院长高兴地称这个乐队为“费城的少年交响乐队”。
同其它科学领域一样，密西根大学音乐学院还是世界音乐活动的中心之一。就近两年而论，许多重要的音乐活动就曾在这里进行。例如，为了纪念巴赫诞辰二百周年，世界巴赫学会美国分会于1985年的7月12日—14日在这里举行了庆祝大会。会上，专家们作了学术报告，演出了巴赫的作品；此外，世界最著名的三位作曲家（德国的斯托克豪森〔Stockhausen 1928〕；美国的卡特〔Carter 1908-〕和克拉姆〔Crumb 1929-〕）的专场作品演奏会，也是在这里举行的。我们说，这个学院的学生是幸运的，因为世界上的名演奏家或演奏团体每一次来这里演出的同时，都举办名为“大师的短期教学班”，对学业突出的学生进行辅导，进一步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美国的大学都是实行学分制的。密西根大学当然也不例外。专攻音乐的学生可以选修其它专业的课程，非音乐专业的学生可以选修音乐专业的课程。各个科学领域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它们之间互相渗透、充实和提高，音乐专业的学生开拓了科学文化的视野，非音乐专业的学生提高了艺术欣赏水平。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对于迅速提高整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卡特与克拉姆之所以能成为当代美国最杰出的作曲家，这与美国的完整的教育体系是分不开的。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这种教育体系的好处呢？我认为是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