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少年时代（1770年—1802年）
德国作曲家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于1770年12月16日出生在波恩。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宫廷里的乐师和歌手，母亲是宫廷厨师的女儿。他们一家象当时为宫廷服务的所有仆人一样，过着贫困清寒的日子。贝多芬的母亲生过七个孩子，只活下了三个，贝多芬最大。
小时候，贝多芬在家里没有得到什么温暖。他的父亲是个酒鬼，总希望贝多芬象莫扎特一样当个驰名于欧洲的神童，到各地去演出，以便给他赚钱。但他自己却根本没有当年莫扎特的父亲那样的音乐修养和教育孩子的能力。他只会强行剥夺贝多芬的学习、休息和玩耍的时间，逼迫孩子练习小提琴、羽管钢琴等各种乐器。可以说，虽然贝多芬从小就有音乐天分，但他最初是在父亲的暴行下，含着眼泪开始学音乐的。他常常三更半夜被喝得酩酊大醉的父亲从床上拖到琴边练习。当时，邻居们时常听到小贝多芬的琴声彻夜不停。贝多芬的母亲心地非常善良，但她身体很弱，性格温顺，无力阻止丈夫的狂暴行为。这样，贝多芬从小就养成了孤僻的性格。他的寡言、怕羞和郁郁寡欢的神态，同他小小的年龄完全不相称。不过，人们可以从那皱着的眉头和紧闭的嘴唇看出他性格的倔强。
贝多芬出世的时候，德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它包括了几百个互相割据的封建小邦，每个邦都有自己的统治者。它们都从属于奥匈帝国的管辖。贝多芬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正是奥匈帝国的统治者推行开明专制的时候。为了延缓封建主义制度的衰亡，帝国的皇帝约瑟夫二世及其继承者采取了一系列改良主义的措施，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科学和文化也得到了提倡。贝多芬的家乡波恩成为当时进步的文化思潮“启蒙运动”的中心。在这里建立了图书馆、民族剧院和一所大学，还聘请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学者来教学。德国的文学作品和外国的文学译著到处可以看到。卢梭的作品在知识分子当中流行着；莎士比亚、博玛舍的戏剧跟席勒、莱辛的作品，还有格鲁克、莫扎特的歌剧，都在宫廷的剧院里得到上演。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渐渐聚拢到波恩来，活跃了这里的气氛。这一切，对正在成长中的贝多芬发生了很大影响。
从1781年起，11岁的贝多芬跟一位音乐老师聂费学习。这位三十多岁的乐队指挥和作曲家，是一位启蒙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曾说：“我恨恶劣的侯爵，比我恨强盗更甚”。他当时受波恩的选侯之聘，来参加筹建国家剧院。贝多芬在他的教导下，学习了当时还不为人们所知的德国民族音乐大师巴赫的作品，培养起对民歌、民族文学的浓厚兴趣。在聂费的指导下，贝多芬写出了自己最初的几首作品。聂费发现了贝多芬的才能，他是在报上写文章对少年的贝多芬给予高度评价的第一个人。他说：“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是个有很大才能的11岁男孩……这个年轻的天才值得给予支持，他一定会成名的。如果他能象现在这样不断进步，他将成为另一个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在聂费的鼓励和支持下，1787年夏天，贝多芬到维也纳去旅行。他本想跟莫扎特学习，但因母亲病重，不得不很快返回波恩，故未能如愿。
波恩的统治者弗朗兹选侯特别喜欢音乐，尤其酷爱器乐音乐，所以他对宫廷乐队（贝多芬一家几代都在这个乐队里服务）特别重视，这个乐队是当时德奥水平较高的乐队之一。贝多芬从十三岁起，就在这里弹羽管钢琴，十四岁正式担任第二管风琴师，十八岁当歌剧乐队的中提琴师。他在弗朗兹宫廷乐队服务期间，看到了来往于波恩的许多国家的优秀音乐家和艺术家的表演。1790年，他被介绍给路过这里的著名音乐家海顿。这位大师非常赏识贝多芬的才能，劝他到维也纳去，并答应教他作曲。这次会见对贝多芬以后的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
此间，贝多芬还得到参加其它社会活动的机会。尤其有益的是他接触了波恩的一些开明贵族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比如有一家姓科赫的贵族，拥有个俱乐部，人们常常到那里谈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贝多芬也常去倾听他们的讨论。他早期有不少作品就是为这个俱乐部写的。贝多芬去得最多的，还是勃罗宁一家。这是一个探索新文化、新思想的家庭。家长勃罗宁夫人是一位宫廷档案管理人的遗孀。她的四个孩子年龄与贝多芬相仿，她本人对待缺少家庭温暖的贝多芬十分关怀，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更重要的是，在她的家里，经常聚集一些思想进步的文化人，他们凑在一起谈论启蒙运动的作家和文学作品。贝多芬在同勃罗宁一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广泛地接触到各种政治与艺术见解。同时，他自己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文学和历史著作。用贝多芬自己的话说，这时期他“初次认识了德国文学”。
在年轻的贝多芬的心灵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是他对资产阶级共和理想的追求。1789年，他到波恩大学旁听希腊文学和伦理哲学课。在那里接受了希腊文学教授施耐德的教育。施耐德是一位激进的启蒙主义者。他痛恨封建专制主义，曾说过：“一年的自由比一百年的专制主义对人类有用得多。”当震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爆发，巴黎人民胜利地攻占了专制统治的堡垒巴士底狱时，消息传来，施耐德写出了热情洋溢的诗歌来歌颂法国大革命，并为此出版了一本诗歌集。十九岁的贝多芬深深地被老师的革命热情所感染，对施耐德的诗歌集表现出强烈的喜爱。不久，施耐德因为这本诗集被波恩大学解职了，但他没有停止革命活动，他后来成为德国革命政党的领袖，并参与了法国革命的活动，1794年在革命遭受挫折时被反动派押上了断头台。施耐德的革命思想对贝多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他在年轻的贝多芬的心灵深处，拨响了一串蔑视权贵、追求自由理想的和弦。在贝多芬以后曲折的一生中，这个理想激发着贝多芬谱写出一曲曲寻求真理、反抗暴政的热情、悲壮的音乐篇章。
1790年，约瑟夫二世去世了。这位开明专制的主要推行者，在他当皇帝期间，曾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使落后的德国在一些地区实行了改革，取得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某些发展。所以，德奥进步的知识分子对他的逝世都很难过。当时施耐德提议举行一个纪念仪式，并要在仪式上唱悼歌。贝多芬便热情地担任了作曲的任务，写出了一部大合唱——《纪念约瑟夫二世康塔塔》。
波恩时期的贝多芬，血气方刚，充满了理想。他在启蒙思想的哺育下，在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在法国革命的精神鼓舞下，初步确立了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深深地打动了他。他在自己的札记中写道：“自由！能有什么东西比它更是人们所需要的呢？”“我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在皇座面前也不会背弃真理！”“在艺术界里，如同在一切伟大的创造里一样，自由前进就是目标。”他早年的一首歌曲《谁是自由人？》就是这个时候谱写的。
1792年，贝多芬离开波恩到维也纳。他想进一步深造并通过自己的演奏和创作在首都的上流社会中争得一席地位。由于他是弗朗兹皇帝叔叔的钢琴家和乐师，又持有贵族瓦尔斯坦的介绍信（后者同各国上层人物均有密切关系），也是赫赫有名的海顿的学生，使得讲究裙带关系的维也纳贵族社会，很快就向他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由于他的确具有出众的音乐天分和高超的演奏技巧，所以，他博得了维也纳上层人物的欢心。
这时候，贝多芬一方面深深地印记着可贵的、朴素的民主思想，另一方面又幼稚地幻想着通过个人奋斗，谋得与贵族平等的地位。在一段时期里，他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意，甚至有点飘飘然。贝多芬开始和贵族小姐谈恋爱。他的这种复杂的、多方面的思想情况，可以从下面两件事看出来：当时，在写给故乡的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兴致勃勃地说：“我的艺术使我获得了友谊和荣誉……获得的金钱也相当多。”又说：“只有在我真正伟大的时候，你们才会看见我。那时，你们不仅会发现作为艺术家的我更伟大些，而且会发现作为人的我更美好与完整些。那时，祖国的繁荣将有所增进，而我的艺术也就应该只限于为了穷人的利益而服务了。”1796年，他在布拉格、德莱斯顿、莱比锡和柏林演出后，拒绝了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的挽留，因为他不能跟这群不会欣赏他的音乐而只会哭泣的“娇惯坏了的孩子们住在一起”。但以后，当他谈到国王送给他的一个考究的鼻烟盒时，却又得意地说：“这不是一般的鼻烟盒，也许至少是给大使用的。”
可是，严酷的社会现实使贝多芬清醒了。他要和贵族小姐结婚的幻想一再破灭，他痛苦地发现原来她们“不属于我的这一阶层。”他想作一个自由艺术家，靠自己的创作谋生的愿望也时常碰壁，因为出版商对作曲家的剥削实在太重了。贝多芬痛切地说：“在目前，艺术家们还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做一个商业家。可是，处在这种地位上，艺术家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呢？天啊，这是多么不好啊！”紧接着，又来了更严重的打击：他的耳朵变聋了。耳朵，这对一个音乐家来说是多么地重要！何况贝多芬还是个雄心勃勃的三十来岁的音乐家。耳疾严重地威胁着贝多芬的整个生活和事业。命运在对贝多芬进行挑战！但是贝多芬倔强的性格和坚定的事业心在推动着他，使他顽强地向命运斗争，他暗自发誓：“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休想使我完全屈服！”
1802年，耳聋加剧了。贝多芬痛苦万分。他跑到维也纳城郊的海利根施塔特离群索居，独自承受着这巨大的痛苦。他绝望了，想自杀，并写了一份感人肺腑的遗嘱和一封给两个弟弟的短信，准备结束一切。但是，他没有死，他战胜了命运的打击，勇敢地活下去，实现了自己两年前“扼住命运咽喉”的誓言。就在这时，一首充满欢乐情绪的作品完成了，它是《第二交响曲》。
（二）成熟时期（1803年—1814年）
1803年—1814年是贝多芬创作的成熟时期。当时，欧洲的形势刚好处在错综复杂的状况下。一方面，以奥地利为首的封建专制统治国家，出自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恐惧和仇恨，几次联合向革命的法国大举进攻；另方面，拿破仑政权在推翻封建主义、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障碍、大力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又出自资产阶级的本性，对各国进行了侵略和掠夺，引起了各国人民的反抗。这是一个继续多年的拿破仑战争的时代。
三十岁时的贝多芬像
1798年，革命的法国在维也纳设立了公使馆，贝多芬结识了大使波拿道特将军和法国的小提琴家克鲁采。他热切地向他们了解法国革命的情况，请他们介绍法国的音乐。法国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及他们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伟大气魄给贝多芬以巨大的鼓舞。在波拿道特将军的建议下，他谱写了著名的《第三交响曲》，表现了他对革命的向往。这个作品以其光辉的思想、纯熟的技巧和新颖的艺术风格，成为贝多芬的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并成为欧洲音乐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此间他还写了许多其他的作品，如钢琴奏鸣曲《黎明》、《热情》以及三首弦乐四重奏（作品59号）等等。
贝多芬对歌剧也发生了兴趣。当时，虽然他作为一个作曲家已获得了欧洲人的承认，但他还尚未写过歌剧。而自1802年以后，法国歌剧在维也纳的剧院经常上演。贝多芬喜欢这些歌剧中所包含的现实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节。他接受了歌剧院经理施肯耐德尔的邀请，搬到维也纳郊区的剧院里去住，积极着手从事歌剧创作。他为剧院写了一部清唱剧和一些其他作品。这时，有一部歌剧脚本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使他丢开了一切投入这部歌剧的创作中去。他很快地写出了这部名为《费德里奥》的歌剧。这是他一生中写的唯一的一部歌剧。
贝多芬的速写像（吕泽尔画）
在维也纳，贝多芬始终保持了自己的做人的尊严，从不允许王公贵族轻视自己。比如1804年的一天，他被邀去会见普鲁士王子路易斯·费迪南。当他发现吃饭时自己没有被安排与王子同桌时，愤然离席而去。不久，他又收到一份请帖，这次王子亲自坐到贝多芬和女主人旁边。
